2024年4月1日 星期一

齊邦媛(1924-2024)...台灣則是:將台灣文學的「湛藍與靜美,帶到世界... 她也永遠是台灣文學長河中的粼粼波光」。《巨流河》


2024.03.30敬悼齊邦媛教授

2014年8月,我應「親子天下」之邀,幫忙編了一本《晨讀10分鐘--親情散文選》。我特別在齊邦媛教授的《巨流河》一書中,選了一個適合學生閱讀的段落「撒石灰的童年」,務必讓年輕的學生也有機會來親炙這本雄渾壯闊的好書。我想也許藉由這篇童年記憶的書寫,會勾引出學生找書來看的興致。當時,也應出版社之請,寫了簡要的導讀。

齊老師昨日遠走了,我就以這篇文章、導讀、兩封鼓勵我的信及2011年出席朗讀《巨流河》的照片,恭送老師一路好走。

撒石灰的童年 齊邦媛

  一九三四年夏天,突然間我得了病。
  我從小氣管和肺就不好,那一年暑假得了兩次肺炎,生命垂危,幾度又是氣若游絲的狀況。
  我父母很憂愁,有位醫生跟他們說:「她這種肺,應該到北方乾燥的地方,會好一點。」祖母那時還住在北平,得知我的病情,寫信說:「把她送到北平來吧。」祖母身體也不好,因為父親的關係,經常上德國人開設的「德國醫院」。
  我記得跟父親坐津浦鐵路到北平去,自己並不知此程的真正目的,只因為父親親自帶我,讓我感到很快樂。
  火車好似走了兩天兩夜,第二天過黃河鐵橋的時候,我第一次坐到餐車吃飯。父親把牛排切成小小的一塊塊給我,教我怎麼切、怎麼拿刀。在火車經過長長的鐵橋發出雄渾的轟隆聲中,我第一次和爸爸面對面坐著,那幸福的感覺我記得清清楚楚。
  北平德國醫院的醫生診斷後,對我父親說:「這孩子如果這樣下去,恐怕保不住了,你最好把她送到療養院。」
  父親又親手牽著我,把我送到離城二十里、位在西山山麓由德國人和中國人合資開設的「西山療養院」,那位德國醫生保證我到那裡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顧。
  療養院採西式管理,病人是一個人住一間房。雖然我是院裡唯一的小孩,也得一個人住。
  每到晚上,我一個人睡在房裡就很怕,住了整整一年也怕了一年。
  那時候肺病是重症,有些人會治好,有些人治不好。因此院裡經常有人死去,死後院方會在病人住過的屋子裡撒石灰。本來我不懂,後來我知道,一撒石灰,就是有人死了。死亡是什麼,我不知道,但是一看到撒石灰就開始哭。
  院中有一位送飯的老王,是個白白、壯壯的男人,那時大概有三、四十歲吧。他有個女兒和我差不多大,他都叫我「丫頭」。每次我一哭,老王就說:
  「丫頭別哭!我去給你煮土豆!」
  土豆就是洋芋,那是我小時候最愛吃的。我到今天和好朋友出去吃飯,誰有一個煮好的、圓的洋芋,都會給我。每想起這事我仍悲傷難抑。
  六十多歲的祖母每個禮拜六坐二十里路轎子到療養院看我。每回她要走的時候,我就哭哭啼啼地想下床追,但又不能下床,就在床上喊:
  「我跟你回家!我跟你回家!」
  祖母的轎子走很遠了,還聽到我在哭,但又不能帶我走。有一次臨走時,她也哭了,眼淚在皺紋裡是橫著流的,至今我才明白何以古人文章裡說「涕淚橫流」……。
  療養院有一位女病人,我記得叫做張采蘋,大概二十五、六歲,我叫她張姐姐,老王說她是失戀生病的。她覺得我這個小孩滿靈的,對我很有興趣,她講什麼我都懂,常常偷偷叫我到她的病房(醫院不許我們到別人病房去)。她有很多新文學的書,大多是一九三五年左右的中文翻譯作品。她的書我都看了,至今還記得一本林琴南譯的《茶花女》,當時很喜歡他的筆調。
  有一天下午,我記得很清楚,有人在她的房間撒石灰,我就問老王:
  「張姐姐的房間為什麼撒石灰?」
  老王說:「丫頭,我去給你煮土豆。」
  雖然我不太曉得死是怎麼回事,但是知道她也死了。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看到死亡跟我的關係,因為石灰撒到我朋友的房間去了。
  我想那時候我大概鬧得太厲害了,整天哭哭啼啼的,把祖母鬧得夠受。我一生常常懷念祖母,她自我誕生之初開始,直到多病的老年還要為孫女這麼操心,我常常覺得虧欠她太多。幾年後,我們由漢口顛沛流亡許久到重慶,輾轉得到她逝世的消息,我始終很難相信,那冬天抱我的溫暖身體會變冷。
  我父母親七十歲的時候,搬到內湖安居直至去世,那是我們團聚最多最快樂的時期,也是父親與我談話最多最密切的時期。有一天晚飯後,他送我到湖邊等公車,我對他說當年在西山療養院的心情和它影響我終生膽小怕黑暗。
  「你們好殘忍,把我一個人送到那荒山上的醫院去。」
  他嘆息說:「我們那個時代,很少人懂得兒童心理學,我多年投身革命,出生入死,不知道小孩有那麼複雜的心理。那時我用每月三分之一的薪水把你送去療養院,只希望你能活下來,親友都說我是很好的父親呢!」
  我們坐在等車的板凳上,無言許久,車到了才驚覺。
  他一定在想:「如果那時我懂這些,我會怎麼做?」但是我知道自己是幸運的,父母生我、養我,辛辛苦苦留住我。
  住療養院那一年在無可奈何中,把讀書當作唯一的消遣,漸漸成了終身的興趣。書好像磁鐵,會吸引我。有時回想這深植我生命的書緣,大約可稱之為因禍得終身之福吧。
  記得出院時,在一位留學回來的表叔家看到中文版的亞當.斯密《國富論》(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當然看不懂,但也看得很快樂。我似乎抓到什麼就看什麼,同時也看《小朋友雜誌》,裡面有畫阿貓、阿狗的漫畫,我很看不起,可是我也看。我還記得用號碼連一連畫一隻狗,這些我也做。
  一年後醫生說我病好了,父親把我接回南京。我的大妹妹已經快兩歲了。
  最初我仍回鼓樓小學上學,但是同學都不跟我玩,後來才明白,因為他們的家長知道我曾得過肺病、上過療養院。我還記得有個同學名字叫萬芳,本來跟我最要好,是個長得嬌滴滴的小美人,有一天她突然跟我說:「我媽媽叫我不要跟你玩。」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錯事?不懂人家是怕傳染。
  後來家搬到新社區的寧海路,正好就把我轉到山西路小學。因為是轉學生,所以來往的都是轉學的和降班的邊緣人,相處得不錯。我作文特別好,老師對我很照顧,身體也漸漸健康進步,無憂無愁地就小學畢業了,那一年有很多可愛的回憶。
(轉載自《巨流河》,天下文化出版)

文章賞析
十歲的作者與父親坐津浦鐵路,在鐵橋雄渾的轟隆聲中,往北平去治病。雖然兩度性命垂危,但在她記憶裡留下的,卻是與爸爸在餐車中,面對面坐著的幸福時光。
離開家鄉、親人,在療養院沒有同齡朋友的日子裡,常有人死去。小女孩雖不明白死亡的意義,卻對撒石灰的動作充滿恐懼。這時憐惜她的王伯伯,就會給她煮洋芋吃。熱燙燙的,綿密的洋芋。
每當坐二十里路轎子來探望的祖母要回去時,她總是哭著要一同回家。病弱的女娃娃,坐在病床上哭求,祖母雖心疼,卻也明白怎樣對孩子才是好的。
這樣寂寞的日子裡,只有張姊姊能與她聊上兩句話。可某天下午,張姊姊的房間也灑上石灰,死亡這麼近。
恐懼的影子覆蓋著她,直到多年安定後,在湖邊等公車時,她才對父親提起在療養院的心情。父親面對「你們好殘忍」的控訴只回:「不知道小孩有那麼複雜的心理。」但兩人坐在等車的板凳上,無言許久,那樣的安靜寫盡了父女倆的相互疼惜。她自然也知道,那是無可奈何中最好的安排,孤獨反倒種下她一生的書緣,使閱讀成為她終身的友伴。
當她病癒回小學讀書,同學都不和她玩。被隔離與排除在外的寂寞縈繞,許久後,她才明白其中的因由。可喜的是,轉學後,因為書讀得多,作文寫得好,老師特別照顧她。不但身體健康多了,人緣也好,無憂無愁地從小學畢業。
「那一年有很多可愛的回憶。」在病危、恐懼、寂寞與孤獨過後,在奔亡、流離、傷痛與奮鬥之前,這一句,顯得特別敦厚動人。



齊邦媛老師桃李滿天下,跟東海有些緣分,如東海第一屆(1959級)校友有18位是台中一中畢業的,其中幾位如倪英偉丶賴憲滄學長的高中英語老師就是齊邦媛。第一屆大學長今年高齡87,換言之,70年前就上過齊老師的課。

齊邦媛名著《巨流河》中對外文系的深情。1964年到東海教翻譯的 學生如鍾玲,孫康宜等都有聯絡。


吳鳴兄 約晚我們四屆歷史系,剛從政大退休。他近年出版的回憶散文《秋光拾得》內多有感人的東海人(2代)_故事。


送別齊邦媛老師,案頭一朵紅玫瑰
  頃知齊邦媛老師辭世,二○二四年三月廿八日,享壽一百零一歲。
  到學校健身房做重訓,在路邊的小花店買了一朵紅玫瑰,懷思齊邦媛老師。記得有一年齊邦媛老師走在住家 (齊老師住麗水街臺灣鐵路局宿舍) 附近和平東路遭車禍骨折,拄著拐杖的她,依舊精神熠爍。她半認真半頑笑地說,我最討厭菊花,來看我千萬別送菊花,我要紅玫瑰,紅艷艷的多美呀!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日,第五屆中國時報文學奬頒奬典禮會場,我第一次見到齊邦媛老師。齊老師一見到我,握著兩個小拳頭咚咚咚捶我的肩膀,嘴上叨念著,吳鳴你怎麼可以這麼壯,你怎麼可以這麼壯。我看著矮我一個頭的齊老師,痴痴傻笑。可能文青給人印象都是瘦小的,彼時我正在金門服預官役,身高一米七八,體重七十,高倒是不高,但因為在特遣隊,壯碩是肯定的。一個從離島返臺領文學獎的小文青,真實感受到齊老師的親切。
  退伍後到政大念研究所,研究所後半期因經濟拮据乞食於編,在聯合文學打工當小編輯,辦活動時,常會遇到齊老師,慢慢亦就熟了起來。有時歐美漢學家到臺灣,在比較文學會議或一些文學聚會場合,常不期然相逢。諸如美國漢學家葛浩文,就是齊老師介紹我認識的。一些歐美漢學家來臺灣,我這個小編輯因工作之故,偶需敬陪末座,齊老師則是座上賓。
  齊邦媛老師擔任中國筆會主編時,選了我的一篇小文章〈晚香玉的淨土〉(收入九歌出版社《晚香玉的淨土》),請高天恩教授譯為英文,刊登在《中國筆會》八十一期(一九九二年秋季號),對小文青的我而言,是極大的鼓舞。雖然後來我乞食講堂,主要教的是歷史學,文學創作有一搭沒一搭地寫著,有點兒孤負齊老師的厚愛。
  二○○九年,八十五歲的齊老師出版《巨流河》,一時間洛陽紙貴,此前我已讀過她老太爺的《齊世英先生訪問紀錄》,對照著兩本書的相關內容,為那大時代的故事深深感動。
  身為編輯,齊邦媛老師任職國立編譯館時,在其主導下,首度將臺灣文學(楊逵〈壓不扁的玫瑰〉、黃春明〈魚〉)選進中學國文課本;一生致力於主持臺灣文學英譯,讓世界看見臺灣;身為作者,《巨流河》寫出了大時代的故事,讓離散文學不是只有悲情。
  一朵紅玫瑰插在小瓶裡,置於案頭,送別齊邦媛老師,逾四十年往事,一一浮上心頭。
李金蓮1986年,我在時報出版公司擔任「人間叢書」的編輯,我的老闆是知名小說家陳雨航先生。任職期間,輔仁大學舉辦「文學與宗教」學術研討會,討論的對象是英國的格雷安˙葛林、日本的遠藤周作、台灣的王文興。該研討會並大手筆籌畫了系列的出版計畫,「葛林作品集」由齊邦媛老師主編,推出《喜劇演員》、《布萊登棒棒糖》、《沉靜的美國人》等五本小說、一本評傳《格雷安˙葛林》(不知有無遺漏);遠藤周作的《母親》、《影子》則由輔大日文系教師翻譯。齊邦媛老師過世後,我想起久遠往事,當年的書已不齊全,但齊老師的主編序裡說:「十餘年來台灣學術界曾主辦好幾次國際性的文學會議,研究水準頗高,但為了配合會議主題而出版成套專書,這可能是第一次。」如果齊老師所言無誤(文中使用了「可能」的不確定用語),這份出版的眼光與功勞,當屬陳雨航先生。

我是執行編輯,有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至今仍記得。某個假日,我去齊老師家取稿,她非常仔細的逐頁向我解說修改處,雖然我很專心聆聽,但眼光還是遠遠瞟見有位男士從客廳的另一端,提著一桶水走過,想來是齊老師的先生。接著我便專心盯著眼下的文稿,不再分心了。過了一會兒,齊老師的一隻手,突然向我伸了過來,面對當時已是一座高山的前輩學者,我連閃躲都不敢,忐忑地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錯誤。當天天氣微涼,我穿了件淡黃色的背心,背心是馬海毛線手工編織,毛絨絨的,淡黃色又是少女的顏色。齊老師的手輕撫了幾下我的毛衣,讚嘆地說:「好漂亮啊。」專心工作中突然發現眼前美麗的毛衣於是發出讚嘆,齊老師竟是這麼浪漫的人呢。

齊老師過世後,一篇篇敬悼文,拼貼出齊老師的各種形象,而我能補充的竟是這麼微小的一個意外的霎那,但它始終存留在我腦海,顯然並不算微小。

我後來的編輯工作必然跟齊老師有些許的往來(也不算太多),但記性越來越差的我,也記不清了,渾渾中記得有回她來電,什麼事已忘了,大概是提醒(指教)我不要忘了該做些什麼。

還有件事,隱隱約約的。我出版少作《山音》時,特寄給我敬仰的小說家鄭清文先生指教,後來遇見鄭先生,鄭先生是少言的人,他沒有讚美、沒有批評,以他慣然的和煦微笑說:「我把你的小說給了齊邦媛老師。」就這樣。我猜想,鄭先生可能是認為齊老師是具有影響力的人,他想讓齊老師注意到我這位初初的寫作者。鄭先生和齊老師兩人友誼深厚,並沒有省籍的距離。因為這件又是多麼微小的事,齊老師過世後,我特別想念鄭清文先生,非常想念。

我卸職媒體後,動念過去探望齊老師,但終究因為個性的疏冷,徒留此刻的愧悔。今日重讀了齊老師為「葛林作品集」撰寫的主編序,齊老師文末說:「增強台灣的翻譯成果,讓東方與西方不僅相遇,且有真正的認識與了解。」齊老師的心志很大很大。


衣若芬



蔡素芬

  這片海,時而想著齊邦媛老師遠行了。早年因訪問齊老師而結緣,後來她將訪問稿收錄到她的散文集中。與齊老師多次聊天和受教,她很注重女性的自主處境,所談的多是人生、學術、友誼,她最常講和林文月老師的友誼。如今兩人天上相會,又有說不完的話。齊老師一生毅力驚人,莊重的人生之路努力行過,那山那水,文字間留予後人。每個努力的人,在時光軸線上都是驚鴻,齊老師向更好更平靜的地方遠去。生前有祝福,身後亦祝福。言行德範留於心間,懷念。

 

 悼念齊邦媛教授


齊邦媛教授(1924-2024),早歲就讀武漢大學哲學系、外文系,師從朱光潛、吳宓等先生。1947年來臺,任臺大外文系助教,婚後隨夫赴臺中,任教於臺中一中、中興大學、靜宜大學,並兼故宮英文秘書。1969年創辦中興外文系,任首屆主任。1970年兼臺大外文系教職,1972年轉任國立編譯館人文社會組主任,推動多項經典編譯計畫,1975年完成《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aiwan 1949-1974》,1977年返回臺大專任外文系教授,先後應美國舊金山加州州立大學、德國自由大學之邀,客座講授臺灣文學,1988年自臺大退休,獲頒名譽教授。

1992年任中華民國筆會季刊《The Chinese PEN》主編,其後繼續推動當代文學作品的外譯計畫。2009年其自傳《巨流河》出版,風靡華文世界,獲亞洲出版獎首獎等諸多獎項。


齊教授以其文學功績,先後獲頒五四獎文學交流獎、國家二等卿雲獎章、總統文化獎文藝獎,本校、中興大學、佛光大學等亦先後授予榮譽博士。


臺大圖書館在獲齊教授慷慨捐贈《巨流河》等手稿資料後,於2014年舉辦「浪濤與波瀾─齊邦媛教授手稿資料展」及「齊邦媛教授與她的文學事業」座談會,多位文學家與學者齊聚與談,豐富精彩。


感念齊教授對文學界做出的卓越貢獻,其對後世的深遠影響,如巨流河般,啟發了一代又一代的讀者和學者,源遠流長。


諾貝爾文學獎得獎著作有俄文學鉅構《靜靜的頓河》...台灣則是:將台灣文學的「湛藍與靜美,帶到世界......她也永遠是台灣文學長河中的粼粼波光」。



****

廖志峯

齊邦媛教授過世,一個世代和一種典範也漸漸消逝。

我現場聽過齊邦媛教授的演講,那年是2013年11月22日,

康寧祥先生的《台灣,打拼》新書發表會,地點在公務人力發展中心,五百個座位,坐無虛席。

近九十高齡的齊教授,站在講台上發言,聲音宏亮,條理分明,說到時代的感懷,真摯動人。

那是我和齊教授最近的距離,只有一次。

2017年,

為自由時報文化週刊寫齊教授《霧起霧散之際》書評,顫顫兢兢,怕寫錯,怕理解錯誤,曾請王德威老師和單德興老師過目後才發表,這篇文章據單德興老師說,齊教授也看過了。

黃進興院士的《學人側影》,寫了他當年上英文課的情景,

也算留一點紀錄。


書是我接觸學人作家的路徑,因此也始終是這樣的距離。

當我聽到齊教授過世的消息,我想起的,

就是齊教授2013年11月22日的那場演講。


悼念。

。。。


我在臺大課堂上了齊邦媛老師教學生涯的最後一課。

課堂之外,我學習得更多!

感謝齊老師為台灣文學奉獻了寬廣的視野;感謝鼓勵我繼續寫作。

終身學習,直到永遠閉上眼睛。

最後一課,下課~


【舊文敬送齊邦媛老師遠行】

***

「這是我大學四年的最後一節課。」

我聽了,心頭一緊。

在努力完成學期的總結時,一面要克制自己的情緒。我不是演員,也不是高僧,我太平凡,以為自己只要假裝不在乎,就可以撐得住。

傷口,即使結疤了,永遠是傷。你不去看它,它還是在。

這樣危危顫顫的一節課,對有的人來說,竟是她大學最後的課堂記憶,我怎麼能,讓她的記憶裡有不愉快的陰影呢?我們憑什麼,讓別人的人生歷程裡蒙上灰暗呢?

答謝同學們的配合,鼓勵大家好好準備期末考試,我在最後一節課唱歌給學生們聽,做為一門課的結束及祝福。


第一次唱的是「真心英雄」:「把握生命裡的每一分鐘,全力以赴我們心中的夢。不經歷風雨,怎麼見彩虹?沒有人能隨隨便便成功。」


在學生的淚光中,我知道,研究單位不缺我一個學者,如果能為文化傳承盡一份心力,也不枉天生我材。


當時學生對我的期待是:「老師看著我們畢業。」

我沒有立即答應。


人到中年,要換一個國家,換一個工作,需要考慮的事,很多很多。

而且知道,要放棄的、要妥協的,也很多很多。

而且不能有將來後悔的藉口。


看著第一屆畢業,然後一屆一屆。

有一次在最後一節課「獻歌」,學生說:「好像要分別一樣。」

我很尷尬,雖然我心裡真的覺得,這課的最後一節,就是在教室的分別。偌大的校園,你我未必能再相聚。


我教的是古典文學,雖然已經努力盡量用聲光圖象分析文言,用現代的視角解讀古人,畢竟,古代不但是遙遠的異國,而且是怎麼想方設法都未必「穿越」得了的異國。說是「中華文化」,在此地也有如他者的距離。


學生上課聽華語(中文),下課說英語,寫電郵給我則中英文夾雜,早就習慣這種混搭。


必修的古典文學課,學生有120到150多位,一學期過後,如果他們不再選修古代文學課程,大學的「古代中國文學」到此結束。很可能,此生的「古代中國文學」學習也到此結束。


「快完了!快完了!」據說溥儀登基時,大臣這麼哄他。

為文言文困擾疲憊時,我有時也說:「快完了!大清帝國快完了!你們一定很希 望大清帝國快點滅亡,不要再唸古文古詩詞古戲曲了!」


還沒輪到上我的課的學生,聽傳聞說我在課堂上唱歌「道別」,問我是不是不教了?要回台灣了?

「今日脫了鞋和襪,誰知明日穿不穿。」


沒有哪一門課非由誰教不可。

人生也未必處處來得及說再見。


後來我很少在最後一節課唱歌,安排的「結束語」,圍繞著學生關心的考試問題:考幾題?題目類型?要不要背誦?重點是什麼?怎樣準備?

應付著學生的「考前猜題」,這教室的分別,升起的是絲絲擔憂的輕煙。走出教室,想到的是「任務完畢」。


我的最後一堂學校裡的英語課,是在研究所碩士班時。

大學規定研究生要必修「高級英文」,我們讀希臘悲劇,讀英美小說,學長學姐聽說我們寫”TIME”的讀後報告頻率比他們少,都說老師對我們很仁慈。


我喜歡”Oedipus the King”,印象深刻。我的”Oedipus the King”是被我的摩托車輾斃的。

那時我剛騎摩托車上學,經常摔車。”Oedipus the King”就是在信義路被彈出,跌落地面,再被我的車輪輾過,好不淒慘!


腿傷還可以靠長褲遮蔽,「書傷」就怕被老師看見。

因為字跡破損,我必須仔細地讀,反而愈讀愈有味。


教「高級英文」的齊邦媛老師溫文儒雅,記憶中的齊老師,總是一襲正裝,氣質出眾。


那天課後,突然下起大雨,我和同學在文學院廊下徘徊,遇見齊老師。

雨天留人,學期結束,我們盤算著暑假。

發覺齊老師一向的神采飛揚消褪了,是雨天嗎?老師有些落寞。

「今天是我最後一節課。」老師說。

我們沒有會過意。

老師說:「教書生涯的最後一節課。」

是嗎!?

駑鈍的我,毫無知悉,今天的課,和過往有何不同。

老師還是賣力地講解,生動地形容,勸勉我們不要放棄英文。

「老師今年退休了?」我們繼續問。

我說:「那我們是老師的『關門弟子』了!」我竟然有得意之色。

老師似乎被我們逗開心了,說請我們吃晚餐。

雨勢漸小,我們在校園裡的西餐廳,和老師聚談。

直到告別,我才意識到,我多麼不願意今天是「最後一課」。


後來有時還會和同學去看齊老師。

在齊老師寫《巨流河》的林口長庚養生村,陪老師吃飯。老師會向打菜的阿姨誇耀:「她們都是我的學生!她們是大學教授!」


一屆一屆畢業的,我的學生們,不知道你們還能記得什麼從我的課堂上學到的內容?歲月從我們的眼前走過,蘇東坡去世了,大清帝國滅亡了,不管怎麼樣在最後一課考前猜題,人生的考卷,沒有標準答案。


#齊邦媛

齊邦媛老師 - - - by 黃美惠

我和齊邦媛老師有兩重緣份,一是師生之緣,另一是我在民生報文化版採訪

新聞時,和齊老師有過不少往來。

外文系最重的課是英國文學史,要修兩年。原本英史是顏元叔老師在教,那

年他好像是 sabbatical leave,改由齊老師來教。

齊老師每次上課都是一襲旗袍、加上一副別針,非常優雅。她從不說廢話,

堅持全程用英文授課。我們班大部份人這輩子第一篇英文寫的報告,大概就

是修齊老師英史一,針對 Thomas Moore 寫的 Utopia。

那時真的程度不佳,打鴨子上架。報告交上去後總有發下來的時候,大家硬

著頭皮拿回作業,但拿到後都笑逐顏開,居然第一篇用英文撰寫的報告就得

了 A!

一會兒,穿旗袍的齊老師進課室來了,如常優雅步上講台之後說,她還以為

台大外文系的英文寫作程度會好一點呢,結果還是不行:「你們連冠詞都不

會用,題目不能寫 Report on Utopia,應該是 A Report on Utopia,很多很多同

學都少了冠詞 A,我都一一替你們加上去了。」

大家這才醒覺自己並沒有得 「A」 ,那是齊老師給加上的冠詞,真正的成績

批在最後一頁,什麼 B、C 都有呢。

這真是一個尷尬的記憶。

我從美國拿了英美文學碩士回台北,報社要我跑文學路線,包括作家、文學

研討會、出版等等,我因而又有了好些次和老師近距離接觸的時候。

像是中華民國筆會、學術研討會,齊老師應邀到德國客座,乃至齊老師和一

些作家文人的聚集,都是我的路線。我去過老師在麗水街的台鐵宿舍(師丈

在鐵路局做事) 多次,從和平東路轉進去,沒幾步就到了,老師有一個加了

窗的陽台。老師送客都是親切送出門,好像我就是在陽台上聽老師說她最愛

的水果是奇異果。我還在心裡默念了一下,心想:好奇異的喜好呀。

偶也有文化圈或寫作的朋友到老師家討論聊天到深夜。老師跟我說,她先生


耳朵重,往往自以為是小聲自言自語,其實很大聲。有一回從房間走出來,

看到滿室的客人都仍在,就自言自語說:「怎麼還沒走啊! 」 其實說得很

大聲,客人可都聽到了。

老師說完,自己先笑,我們跟著也都笑開了。那一刻,我知道穿旗袍的齊老

師其實很幽默,替我們加上冠詞 A,大概也是種幽默吧。

老師沒有堂皇的學歷,顏元叔先生是美國回來的文學博士,齊老師 那時正式

的學歷只到學士(2019 年印地安那大學才頒贈榮譽文學博士) 我私下覺得

她卯足勁在教英國文學時堅持全程使用英語,是對自己的期許和也是挑戰。

畢業很多很多年之後,我也想過,如果老師用中文來講解,對那時那般程度

的我們來說是否幫助會更大呢? 此事並無解,但我也很清楚記得有一回老師

在課堂上問大家,美國人看類似 TIME 或者 Newsweek, 從頭看到尾,包括

廣告的內容全都看完,cover to cover 要花多久? 老師給了一個數字,然後說

她自己也測過自己,速度和人家是一樣的。(那時到底老師說的時間是多少

我已忘了,但我很記得自己心裡在想,老師真的很好強耶。)

老師的老太爺齊世英是 CC 派大將,1990 年中研院近史所出版鐵老(1987 年

辭世) 的訪問紀錄,我曾就此事訪問過齊老師,所以老師後來完成「巨流

河」 ,我非常替她高興,已離開台北,在矽谷工作的我也先睹為快,並認為

比當時的話題著作「大江大海 」 要好上許多。我比較更喜歡「巨」 書的前

半部。

齊老師的哥哥齊振一曾任職聯合報編譯組,大家都稱他一聲「齊老大」 ,這

些細細瑣瑣的印象,都拉近了我和齊老師的距離,對老師其人其文及人生格

調有了略深一層的了解,想到她跟我說,她在國立編譯館做得很不開心,每

天都把辭呈放在口袋裡,我是一點也不驚訝,想說:這就是齊老師的本色呀。

老師享耆壽,生長在動亂的時代,繼之來到她從陌生到深愛的台灣,一輩子

能夠依本色做人做事,老來說真話有人聽,終身研究寫作不輟,老師活得精

采,made a difference, 也影響了很多人。


老師的老太爺齊世英是 CC 派大將,1990 年中研院近史所出版鐵老(1987 年

辭世) 的訪問紀錄,我曾就此事訪問過齊老師,所以老師後來完成「巨流


些細細瑣瑣的印象,都拉近了我和齊老師的距離,對老師其人其文及人生格

調有了略深一層的了解,想到她跟我說,她在國立編譯館做得很不開心,每

天都把辭呈放在口袋裡,我是一點也不驚訝,想說:這就是齊老師的本色呀。

老師享耆壽,生長在動亂的時代,繼之來到她從陌生到深愛的台灣,一輩子

能夠依本色做人做事,老來說真話有人聽,終身研究寫作不輟,老師活得精

采,made a difference, 也影響了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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