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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樓裡親近大自然 -1.後院的無限延伸 *****
《文訊》月刊, 2024.04, p.182-185
朋友如果白天來訪﹐出電梯一進我家門﹐向右﹑向光一轉頭﹐視線穿過一望到底的客廳、飯廳、書房﹐直到兩扇窗外﹐看到的﹐是大多數人都會忍不住發出一聲「哇啊」的﹐遠近恰到好處的「全罩式」樹林。
全罩式﹐因為滿窗﹑滿眼﹐層層疊疊﹑連綿不斷。遠近恰到好處﹐因為夠遠﹐一眼可辨交雜的樹木各帶不同弧度參差起伏的「樹形」﹐見林也見樹；但也夠近﹐可以一併看清一干樹種各自茂密但分明的「葉形」﹐以及一隻隻早出晚歸的白鷺鷥。此外﹐高度更是完美﹐因為走近書房窗邊抑或坐在書桌前﹐窗裡看到的﹐是鬱鬱蔥蔥佔有其下三分之二到二分之一的重重樹冠﹐以及其上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天空留白﹐綠意﹑陽光﹑黑白雲……一應俱全。
有一天﹐更因為近幾年新冠防疫期間經常宅在家裡﹐對周遭的感受變敏銳的緣故﹐一如多年來無數次走向書房之時﹐突然發覺﹐只要眼光兼顧兩者﹐眼前當然不動的窗框裡似也不變的景色﹐其實會隨著觀者前進﹑轉頭而移動﹑變化﹐出現類似電影運鏡「推／搖」的視覺效果！
我自己覺得特別幸運﹐從出生﹑成長﹑就學﹑服兵役﹑赴歐留學到返台工作﹐一直享有「浴樹臨風」乃至「比林而居」日久已經從「習慣成自然」演化為「習慣成身體自然」﹐缺之便覺身心兩皆「不適」的環境。最後又因為意外落腳於此前與我毫無任何地緣關係的淡水﹐入住位處大屯山起點緩坡的新建社區﹐並且是正巧可以半平視﹑半俯視前緣樹林的樓層﹐於是就如法文愛說fermer le cercle那樣﹐首尾成環狀相扣﹐從小到老串起「我的園林情緣」！
我父親在「日本時代」的青少歲月毅然棄農從商﹐獨自離開依據族譜可以上溯及於公元1726亦即清雍正4年﹐日人在1906明治39年展開的戶口調查寫作「彰化廳武西堡五汴頭庄」的祖居﹐從學徒幹起；隨後也在青壯時期正式進入時人無不欣羨的林木產業。
還是根據戶籍記載﹐父親在 1932 昭和 7 年初趕在農曆年前和母親結婚之後﹐仍有三﹑四年幾度轉換工作﹐一再帶著妻女搬家；1936 喜獲母親一生念念不忘的工作機緣﹐終能定居舊稱「水裡坑」的水里鄉。1943﹐半因大哥即將就學審慎選校﹑半因二戰轉劇有需「疏開」避禍﹐於是回到鄰近祖居庄頭也是母親娘家所在的「員林街」﹑1945 民國後的「員林鎮」﹐買下一棟大約 65 坪的二手「日本宿舍」安置家眷。而這一住只差十幾個月便有半世紀之久﹐才因都市更新重劃街道﹐不得不遷離我們兄弟姊妹日後如此稱之的「老家」。不過﹐那是父親離世多年以後的事情。
我在此出生﹑成長的老家前有庭﹑後有院。其中植栽﹐除去大門入口不時有需大力修剪的榕樹﹑日照為此經常不足的龍柏之外﹐還有南洋芒果﹑龍眼﹑桑葚﹑葡萄﹑木瓜﹑番石榴﹑蓮霧﹑石榴等等﹐既有「常駐」也有「前仆後繼」的果樹分據前後庭院。以及三﹑四排掛在後院樹蔭下籬笆上﹐直接採自山林移植在野生蛇木上的野生蝴蝶蘭。更有頑強爬上屋頂黑瓦加鋪稻桿防其燙傷的絲瓜﹐長出密密麻麻的綠葉正好能隔熱﹐但是重點自然在於生出碩大鮮嫩的果實以供快炒﹑煮湯食用；此外﹐又能任其老化﹑纖維化﹐曬成天然「菜瓜帛」用來洗碗﹑洗澡……等等時蔬。
這樣的居住環境﹐對我﹑對我們兄弟姊妹七人或許深淺不一﹐但是當然都有影響。
關於父親的工作﹐我們一家多半自認受其影響﹐所以對草木特別有感。但我回想﹐影響其實止於來自父母對其職場﹑職涯隨機﹑片段的「敘述」而非「體驗」；因為就是母親在婚後幾年也沒跟著父親深入當時的工作場域「沙里仙」﹐而是帶著年幼的兒女住在山下市區﹐更別說是排行在七人之末的我了。話說回來﹐母親倒是耳濡目染﹐跟著學會憑樹葉﹑樹皮乃至加工裁過之後的木紋﹑木香辨識種種林木。而我最常聽到的﹐大概就是母親不捨的念叨父親隻身一人遠在「外頭山」吧？
相反的﹐和老家只隔著一條在地通稱「大溝」寬如單線道馬路的水利溝渠﹐也是母親嫌吵時會喝斥「要玩去公園玩」的員林公園﹐則承載我們一家大小更多的「空間記憶」。
至於和我家幾乎「一氣呵成」﹐穿過旁臨的「大眾爺廟」廟埕﹑過橋進入公園走到底﹐隔條馬路便是校園正門的員林國民小學──簡稱「員國」﹐給我們留下的﹐則比較多是師生﹑同學之間的「人際念想」。
我偶而會比照「世界史」﹐描述自己是二戰後的「嬰兒潮世代」。但是更在地也更生動的說法﹐則未嘗不能是：連載漫畫「《諸葛四郎與真平》世代」。這樣說﹐因為當時的小學男生無不沈迷其中﹐讀而知不足是以力行「紙上漫畫真人化」﹐但也會講「武德」﹐彼此輪流分派角色﹐「這次我們是諸葛四郎﹑真平﹐你們是笑鐵面﹑哭鐵面」……﹐以臂當刀﹐從課間的教室裡外一路砍殺﹑亂鬥﹐一直到課後各自回家的途中多半會穿過的公園。
遠離童年之後認識的同學﹑朋友﹐看我一派文雅﹐以為我小時候一定只會關在家裡練毛筆字﹑畫圖（確實也愛做而且頗多表現）﹐都無法相信﹐我竟然也有「好勇鬥狠」的過去。更無法想像﹐甚至會趴在地上彈彈珠﹑「搧尪子標」用力甩打疊在地上分屬不同對手的圓形帶餅乾花邊紙牌（上面彩色套印漫畫人物因以得名）那種奮不顧身的模樣。
原名「員林公學校」創立於 1898 明治 31 年﹐1923 大正 12 年擴編遷至上址的員國﹐校園大到其後足以容納嬰兒潮世代。以我就讀當時的6年級為例﹐男﹑女生各 5班﹑4班﹐每班各約 60人﹐全校 3000人左右分布在磚造平房裡﹐仍覺校園開闊甚至穿梭耗時﹐可見一斑。
毗連的公園則創設於 1924 大正 13 年﹐地大﹑樹多﹐公共設施也多。包括前身為「文昌帝君廟」建於1807 嘉慶 12 年再於1881 光緒7 年改建易名的「興賢書院」﹑建於 1931 昭和 6 年的武德殿民國後改變用途的鎮立圖書館；以及四座水泥地軟網球場﹑滑輪溜冰場﹑曾經被我當作暑假作業蠟筆寫生題材的大型露天泳池……。還有原為消防而挖沒忘造景的「蓮花池」。
那個世代也是小學考初中不計一切追求「升學率」﹑教育部派出的督學神出鬼沒活捉「惡性補習」雙方鬥智的時代。相較於偏重功能性﹑功利性的校園﹐公園既是遊樂園﹐也是更自由也更具啟發性的自然教室﹑生活教室。
提水灌蟋蟀﹑長竿黏黑蟬﹑捉蜻蜓﹑打彈弓﹑打水漂﹑學騎腳踏車﹑學溜冰……之類﹐在當時只算平凡無奇的基本活動。
在抬高地基的武德殿下捉迷藏或者……逃學時藏身；摘取果真「怒放」的鳳凰木一樹紅花落盡結成大小﹑形狀有如「出草蕃刀」的堅硬果莢當「武器」；撈出池塘邊搖尾擺頭的蝌蚪養在玻璃瓶中﹐觀察先長後腿再變仔蛙的演化；撈拾浮萍餵食自家養在後院的菜鴨﹑蕃鴨；閒看附近人家養的母雞帶著小雞﹐在樹根下歡喜啄食「雞母珠」（金龜子之類甲蟲的軟嫩幼蟲）之際﹐同步進行刨扒其藏匿處的示範教學；不想費事割草﹐乾脆抱著自家養的白兔去草地吃「自助餐」﹐結果一路追著跑……﹐只是稍微特別一點。
周邊的農田播種﹑插秧﹑挲草﹐以迄割稻﹑打穀脫穗之後﹐挑到網球場上耙梳翻動曬穀……的完整過程；索性爬上4-5公尺高的木棉樹採摘尚未爆裂的蒴果取其花絮﹐或者「追捕」狀如粉撲﹑風信子隨風飄的棉花﹐做成永保Q彈的枕頭；颱風過後﹐半撿﹑半扯﹑半鋸斷落或斷裂的榕樹枝幹﹐拖回家打洞種木耳﹑洋菇；附近賣蔬菜﹑醬菜人家的兒子﹐兩腳綁著﹑兩手抓著粗繩套住樹身﹐順著年輪一節一跳的爬上椰子樹採椰子﹐給他莫名其妙發癲一改溫順常態整日瘋言瘋語的妻子退火；乃至日本馬戲團在武德殿前的空地搭起大帳演出期間﹐重機特技演員在鏤空鐵球裡飆車轉圈失速墜落的慘狀……﹐也都在公園裡見過﹑做過。
還有一個﹐居然在我留學返台任教之後意外發揮解惑的作用：幾度遍佈全園的「商展」﹐在日用商品無所不包的大小展區之中﹐夾著不少玩樂攤位﹐包括一架愛迪生發明於1891﹐大如中小學講桌﹐平台上挖有兩孔以供貼近觀賞幾十秒到幾分鐘短片的「西洋鏡」！我就因為小學中年級時曾經趴在平台上看過短片﹐才能在課堂上生動的講解﹐為什麼幾乎全世界都跟著法國認定﹐電影是盧米埃兄弟Frères Lumière 在1895 的發明：後者可以投射在屏幕上放映﹐給一屋眾人一同觀賞﹑一同驚嚇﹑一同感動﹐才真正開啟電影超過百年的歷史！
就因為近到簡直像是我家後院的無限延伸﹐母親才會喝斥「要玩去公園玩」；也因為其中可見更多的景觀變化﹐所以我們家人多半選擇「要拍照去公園」﹐以致絕少留下老家的「屋影」！倒是無妨趁便自誇一下：老家的遠近鄰居眾口自幼交讚「劉家出美人」﹐青春無敵結伴拍照時﹐還會贏得「喔！好像（明星）在拍電影！」的美言。有次在公園拍照﹐招來不少人尾隨圍觀﹐那時果真有個後到的少女好奇的問旁人：「他們在拍電影嗎？」
既然講到1895-1945 的台灣﹐似乎有必要補充兩句話。這段台灣史有滿大的成份起自雙方的「省籍」﹑「政黨」之分而有稱之「日據／日治」之爭。但是據我接觸二戰法國史或近代世界史的認識﹐只有處在戰爭狀態武力佔領當下﹐才有「佔領區／自由區」zone occupée/ zone libre 的說法──前者相當於中文的「淪陷區」；締約議和之後則否﹐不管戰敗失地一方有多忿恨不甘。我就此請教國際關係學界的法國友人﹐他也附帶援引1763 法英之戰割讓魁北克迄今﹐各方從無「英據」的說法為例﹐佐證國際通則確實如此。
依此類推﹐中日戰爭之際的中國大陸的確存在類似法國「德據」occupation allemande 的「日據」japanese occupation；反之﹐台灣既然從未被視為「淪陷區」﹐況且又經清日雙方協議割地納入日本版圖﹐確已實質變成「日屬」﹑「日土」！過去多以自別於「日本人」的「本島人」自稱的台人與後人把這段歲月稱作「日本時代」﹐才是更貼近史實的說法。
相較之下﹐「日治──日本統治──時期」其實已經是避重就輕的折衷用詞吧？至於「日據」﹐恐怕只能說是自外於現代事理﹑國際通則的選擇；堅決嚴守﹐更有幾分像是「帝國天下觀」的「殘部」﹐如此怕也就不能妄談「國際觀」﹑「現代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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