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客户和监管机构的密切关注下， |
許多公司不再談論ESG了。
近幾年來，環境、社會和治理(ESG)行動不斷經受投資者反對、
在財報電話會議上，許多CEO現在都採用了新方法。
卡夫食品(Kraft Foods)和納貝斯克(Nabisco)前高階主管Daryl Brewster稱，這種資訊轉變反映了一個現實，即「
將社會責任納入企業決策的運動可以追溯到幾個世紀以前；
許多CEO強調，他們將繼續履行多年前作出的可持續發展承諾， |
讀《正效益模式》1，思考台灣企業的 ESG
這本書的英文書名是 Net Positive: How Courageous Companies Thrive by Giving More Than They Get. 這書的中文書名真不好翻譯。作者有兩人，一人是企業永續策略的專家，另一位是 Paul Poleman, 他原本是聯合利華 (Unilever) 公司的 CEO. Unilever 是設籍英國的跨國公司，主要產品是食品、飲料、個人衛生用品，與雀巢、寶鹼並列全球三大食品與生活用品公司。我相信書的內容多數來自Poleman 的公司 CEO 經驗。
全書記述 Unilever 在 ESG 的努力，包括停止公布公司季報 (期待股東接受公司長期經營的目標與遠景）、在公司內推動性別與待遇平權、拒絕狹隘的「極大化股東權益」(遊說股東接受環境關懷與社會正義的常態性支出)、拒絕國際避稅天堂並以在地納稅自豪、鼓吹溫和的 CEO薪資/員工平均薪資比例、拒絕供貨給積欠員工薪資的合作伙伴、捍衛民主價值 (例如譴責與俄羅斯沆瀣一氣的公司)、聲援被警察窒息而死的黑人 Floyd 及其他反歧視抗議、聯合全球 ESG 公司形成更有力的壓力團體、要求臉書評估其產品對假訊息與兩極化政治立場的影響、支持各種性別平權的社會團體等。
讀者由以上林林種種，大概可以了解 Unilever 的特殊。第一，Unilever 所參與的 ESG 活動，有不少是需要勇氣的。這些活動有時候會給公司獲利帶來不小的衝擊；這個時候，公司必須要評估要不要做、怎麼做。我相信絕大多數的公司都只願意在「不傷筋骨」的情況下做 ESG；但是不傷筋骨的 ESG 根本只是舉手之勞，根本不能算是「做功德」。Unilever 的 ESG 通常都大到一定程度，所以才需要評估。讀者看看台灣的企業，有幾家有這樣的勇氣？當然，傷筋動骨還不能搞到「公司陣亡」的地步；但是總是要評估，才知道能夠做到哪裡。
第二，Unilever 不吝於對完全沒有社會責任的企業提出指責，甚至是執行制裁。有些時候一家公司做不到，但是聯合幾家志同道合的公司，就可以。有些時候，Unilever 就自己做表率，例如就把自己公司的 CEO 薪資/一般員工薪資的比例公布，然後壓力就落在其他同業身上。
第三，當一家公司揭舉 ESG 的大旗並且勇敢前進時，它往往能吸引到社會上擁有相同理念的人願意到這家公司服務。這種「公司榮譽感」逐漸就能發揮凝聚作用，改變公司氛圍、提升公司生產力。這樣的公司榮譽感，有時候也能使工作同仁、股東、利害關係人願意容忍短期的挫折或是股價陣痛，增加公司韌性，有助於渡過諸如 COVID-19 之類的衝擊。
如果用 Unilever 做標桿，台灣企業的 ESG 表現如何呢？平心而論，大概遠遠不及吧？大約十幾年前有雜誌對大學生做問卷調查，詢問他們「最想要去工作的公司」是哪一間？我記得當時很多人回答宏碁，可能是與該公司創辦人施振榮先生的公益形象有關。但是後來聽說宏碁在新任執行長領導時，因為某個國家提供較低稅負優惠，就考慮遷走，逼得政府調降營利事業所得稅，我就感到非常失望。
再從另一個角度切入：現在美中科技大戰，美國用「實體清單」禁止許多高科技元件、技術輸往中國。這些高科技電子產品與技術有些與國防安全有關，在有些則是有助於中國的極權統治，例如人臉辨識用於無處不在的監控、AI 分析用於 profiling 異議分子的動向、或是部分產品幫助中國軍隊對台灣的電子監控。假如美國沒有對中國的實體清單，台灣的資通訊產業會不會盤點一下，自己的產品或技術是否在扮演「助紂為虐」的角色呢？是否在變相協助種族清洗呢？是否在協助社會計點的監控呢？台灣有多少企業，會主動做這樣的 ESG 檢視呢？我想，屈指可數吧。
又如，台灣各個科學園區裡有許多非常成功的廠商。有時候，因為他們的進駐，帶動了在地房價，使得學生、中小企業房租上漲，苦不堪言。這些成功的企業卻給週邊人士帶來一些不便不利，極端一點的形容是「一將功成萬骨枯」。對於成功的企業，有沒有什麼 ESG 的努力，可以和緩這種情形呢？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ESG 等於是要公司決策不止是追求利潤，也要盡到社會責任。這樣當然會帶來額外的負擔，使公司處於不利的競爭地位。但是，最後的均衡是什麼，端視「整體環境中有多少比例的企業接受 ESG」。如果大家都不接受，則少數接受 ESG 的會像是怪胎，難以存活。如果大家都接受，那麼抗拒 ESG 的反而會活不下去。舉個例子：如果全球都不認為蓄奴是錯的，則不蓄奴的棉花種植者會比較沒有效率，難以競爭；這是一個壞的均衡。但若全球都同意蓄奴是不道德的，則蓄奴的種植者會被抵制，奴隸的工作效率就沒有意義了；這是一個好的均衡。台灣在 ESG 方面，離好的均衡還非常遙遠。
最後，提一點（CEO 薪資/員工平均薪資）比例的想法。有些人主張「為員工加薪的，抵減所得稅」。我不贊成。如果一家公司 CEO 與員工薪資原本就相差一千倍，那麼等比例加薪 1%，其實是「CEO 加薪 1000 元、員工加薪 1 元」。如果這 1001 元的薪資支出可以抵稅，那麼等於是用國家稅收去補貼不公平的再擴大。這哪裡是好政策？我的建議剛好相反：政府可以修改稅法，把「CEO 薪資/員工平均薪資比大於某一數字（例如200 倍）的企業」，減少其薪資扣減營所稅的百分比。如果「不希望社會太不平等」是某種社會價值，我的建議其實是在用稅法鼓勵企業走向 ESG。這也許是個大膽呼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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