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文選 1
- 作者: 楊牧編 1983
本書由楊牧就其散文創作數十種當中精心選輯,匯為一編,依年代秩序謄抄,上起《自己的園地》(一九二三),下迄《知堂回想錄》(一九六五),時間超越四十年,智者華藻,略無所遺。
目錄
在周作人的散文中,有些可以看到時代的影子,有些則是永恆的人性或問題。20與30年代盛行的「新村」活動,很能反映人類歷經新一波工業、資本企業革命和戰爭洗禮後,亟欲找回人生存的正面價值和共同相處的生活模式;周作人關心整體人類的未來,也看重個人的價值,所以他自然投入這項活動中。在散文中他引用英國俗諺「與其使工人能讀Bacon(培根),還不如使他們能吃Bacon(火腿)」,表示此話雖有一半道理,但他認為工人若真能吃火腿,也有一部份是培根的功勞,因為「能夠得到文明的恩惠,不能不感謝創造這文明的人」,「新村的理想是不但要工人們能吃火腿間讀培根,還希望其中能出多少培根,來惠益人類。」這些文字顯示了周作人對人的關心,不只是社會主義者強調的物質改善,還要精神的提升,而這也是他對文學、文化思考的重心。當然,〈新村的理想與實際〉只是其中一篇,還有許多不同面向的文章,楊牧的序言中就非常精彩的點出了周作人散文的博大與獨到,多少人欲模仿卻落得尷尬,只有大師本人能盡情展現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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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bian F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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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洲日報專欄鏤空與浮雕
#掃雪的人周作人
照片看上去,周作人的身形還真有點魁梧——一種秀氣的,文質彬彬的魁梧。但聽說知堂老人在聲線上有點兒吃虧,說話聲音太小,有人形容,像個老太太似的,而且口才不佳,遠遠及不上其兄長魯迅。
於是這多少讓我想起幾年前董橋來馬來西亞領獎兼開講。一坐下來,董橋就說,其實寫書的人不適合在台上演講,還是躲在文字背後自在得多。而董橋的聲線,恰巧和我想象中周作人的聲音有些接近,都偏尖細,而且語速遲緩,中氣似乎有點不足。
所幸董先生仗著澎湃的文字魅力,用學識助長了氣勢,喜歡他的讀者,其實也不是衝著他的文學脫口秀而來。倒是董橋的開場白,真巧,正好擊中當下頗值得商榷之處——新一代的作家,寫得好還是不夠的,還要能夠適應時代,開直播,當博客,在線上侃侃而談,在線下疾筆揮書,讓文字從書面騰躍而出,然後在線上輕盈落足,拉近和讀者們在線上的距離,這對營造個人號召力和影響力,絕對有一定的幫助。
就好像魯迅——魯迅曾經在北京師大操場演講,當時學生人數眾多,魯迅個子矮小,但唇舌如劍,口若懸河,最重要的還是魯迅的錚錚鐵骨,說話的語氣和對於改革未來的見地,鏗鏘有力,活脫脫就是個當領袖的將才,在庸眾中清醒,在清醒中執拗前進,不但扛得住整個民族面對的現實苦難,在那個時候,更已經是個可以站到台上面對群眾而絲毫不囁嚅不膽怯的明星作家。
反而是周作人——周作人顯然是個躲在文字背後的人。巡回演講這一類事,終究不是他願意去做的,也應該不是他想做,就能夠做得好的。倒是論文章,誰不知道周作人寫得實在好?而且,比魯迅還要好?他的文章迷人之處,是自有一股與世隔絕的隱士氣,廣徵博引,細膩周全,十分素雅。周作人尤其厲害的是,他可以把所有資料都存進腦子裡,要用的時候才不急不緩,一點一點,有條不紊地給抽出來——因此就算遇上時局動蕩,周作人流落北京,連自己八道灣的老家都不敢回,四處打游擊,常在朋友家裡暫住,而身邊的藏書,抄沒的抄沒,變賣的變賣,留下來的根本就所剩無幾,幾乎都是憑著過目不忘的天賦,才有本事繼續在報章上寫小品換稿費過生活。
但在那當兒,單論與大時代對抗的氣魄,我還是不得不把票投給魯迅,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的剛正不阿,在形象上絕對是最有號召力的包裝,簡直就是一呼百應的意見領袖,不但撬得開一整個時代的茅塞,也扶得正新時代青年的心志——只是說到文字的溫婉和清秀,我至今仍是為周作人的文字傾倒。而那傾倒,遠遠比驚艷還要高上幾個層次,因為周作人的文體根本沒有章法可循,既不承魯迅的劍戟鋒芒,也不屑張愛玲的蒼涼華麗,就算蒼涼,他筆下的蒼涼,也是稍縱即逝,留下的是他謙和的襟懷,以及讓後人仰望的文字風度——
我讀知堂老人,就是愛讀他淡如薄靄的文字。尤其那淡,是韻味,是氛圍,是回蕩。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他對張愛玲文句裡警句未免太多了點,而且雕琢修飾的手法太過繁複,多少有點不太耐煩,在文章裡稍微用力,給批評了幾句。可張愛玲文字之好,不正是好在情緒的滲透力極強,輕易就騎劫讀者的思維嗎,像個文字的阿修羅,用最溫柔的暴烈,將讀她的人,統統推落情感的八道輪回——
偏偏周作人推崇的,是「忘路之遠近,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落英繽紛」,比陶淵明更隱世、更素淨的抒寫方式,因此他文字的光,猶如林盡水源處窺見的一線山口,並不是每個人都看得見那光,也不見得每個人都願意為那光捨船而入,只是周作人始終不願意如張愛玲那般,拔出寒風凜凜的冷劍,每一個句子都凌厲得讓人焦慮不安的路數。
對於寫文章,周作人寫文章是認真的,是自律的,也是心無旁騖的。就算人在老虎橋監獄,他還是找來一個裝餅乾的洋鐵罐子充作書檯,上面放一塊板當桌子,然後就愜意地在上面寫文章。後來,牢裡有商人朋友出獄,送他一張可折疊的炕桌,他簡直開心得什麼似的,覺得這樣的條件已經足夠用功寫文章了。
而我多少天性好奇,喜歡探究仰慕的作家們寫作的環境和心情,聽說周作人寫文章的速度挺快,並且一般只在上下午寫作,晚上倒是很少寫東西。我還記得,周作人說他怕熱,盛夏時揮汗如雨,就算只是坐在案前抄抄寫寫,對他來說,也是特別難熬的,所以他對南方的印象不是太好,覺得天氣太熱,空氣又潮濕,讓人渾身黏稠,並且終日混混沌沌,無一事可為,要是真讓他像郁達夫一樣,移居長年都是夏的南洋,真不知道該是多麼遭罪的事。
另外,寫周作人,怎麼避,都避不開魯迅——詭譎的運命一早就安排,將兩人的手足情分捆綁在一起。等到厄運惡狠狠地砸了下來,之前的糾葛、聚散和殘全,又有什麼是看不破,什麼是放不開的?可惜的是,魯迅與周作人兄弟兩人冰封三尺的恩怨,至死未解。
後來魯迅在上海逝世,周作人接到周建人給他發的電報,當下心底一揪,馬上托付同鄉帶著電報急急趕到北京西三條報信,到底親兄弟一場,之前的誤會與怨懟,全在生關死劫面前,一一擱下。當時周作人跟著就趕往魯迅在北京的住處,看見北房坐著神情哀痛的魯迅母親和原配朱安,而那南屋,則是平日魯迅看書寫作的屋子,周作人當即自權,將之改成臨時致祭之處,牆壁上掛起一張魯迅的畫像,畫裡的魯迅十分癯瘦,約莫是卅歲光景畫下的,前面一張長桌則擺著簡單的祭品,據說也是由周作人一手一腳張羅,尤其是兩兄弟口味相近,都愛甜食,他沒有忘記他哥哥愛吃什麼,不愛吃什麼——
我印象最深的,是書裡提到魯迅原配朱安,雖然與魯迅情份淺薄,可是一臉哀戚肅穆,明明才五十出頭的人,看上去卻蒼老得嚇人,穿著白鞋白襪,還用白帶扎著腿,頭上輓著的髮髻,也端端正正地用白繩束著,緊緊咬著喪夫寡婦應守的規矩,一點也不肯馬虎應付,令我對朱安女士從一而終的堅定,沒有辦法不肅然起敬。
反而是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一直都被大家視為周氏兄弟失和的關鍵人物,有說是因為魯迅偷窺羽太信子洗澡,又有說主要是魯迅看不過眼羽太信子花起錢來揮霍無度,是個凶悍而貪財的婦人,遂以長兄身份開聲進諫,結果冒犯了羽太信子,反向周作人告魯迅一狀——魯迅一直都忍氣吞聲不回嗆,後來根據許廣平憶述,魯迅曾取過一個筆名喚「宴之敖」,「宴」字從家、從日、從女;而「敖」字從出、從放;意思很明顯暗示,當時他是被家裡的日本女人搬弄是非攆出家門的——這事誰是誰非,到現在還是一團謎,但兩兄弟為一個日本女人反目成仇,到底有點可惜,而且老年的羽太信子,因為精神衰弱,經常對周作人大聲叱喝的八卦,也時有所聞,大家這才知道,她其實並沒有一般日本婦女堅守嫁後從夫的謙恭溫順。
可周作人終究是個深情之人,他最後一次寫信向香港的朋友鮑耀明要求煉乳一罐,也全是為了罹患胃病,成日嘔吐的妻子作的請求。可惜的是,寄出的煉乳還沒收到,信子已在北大醫院的急救室內病逝——周作人蹣跚地步出病房,在醫院的庭園裡找張椅子坐下,過去種種,如海浪撲岸,一波比一波凶悍,不斷向他撲將過來,他想起當年為了信子與魯迅翻臉;想起晚年神經衰弱的妻子,不停對他無理取鬧;想起五十餘年的夫妻,到後來雖然義多情少,但那情份也都未被現實的慘厲所消滅,所有的憂患,終究也滲雜讓人不勝唏噓的幸福,因此周作人對信子,實實在在掖著許多我們看不見的真情實意。而知堂老人那些沉澱下來的往事,現在我們一件一件的往回看,竟都溫靜似煙,冰潤如玉,留下的全是愛的遺跡。
常常我們說,老一派的人,對人情世故總有股不要命的固執,一旦執拗起來,恐怕還真不容易將他們說服。而這一點套在周作人身上,尤其透徹,他一向來把「玉」作為美的理想,因為玉的美,總是在最翠綠的時候,慢慢淨潤下來,歸於素淡。周作人由始至終都把人生的美,文學的美,以及人格的美,都以玉的美為目標,為參考,為標準,而玉面上映現的光,不喧嘩不刺眼,既含蓄又平淡,很多時候幾乎感覺不到那光的存在,就像一戶得體的小康之家,乾淨,禮貌而周到,在小事上盡責,在大事上守道,把生活和品行都處理得謹小慎微,不越雷池半步——靜境,其實最難,永遠最難。
就好像知堂老人後期因為物資短缺,經常要求鮑耀明幫助寄遞食物,心裡終究過意不去,更不想一味承受鮑耀明的恩惠,所以也把珍藏的書畫、信件和手稿,陸陸續續都寄到香港去,裡頭甚至還包括和胡適、徐志摩及劉半農等人的通信,他自己謄錄的文稿,以及大書法家沈尹默給知堂老人寫的「苦雨齋」橫幅,全都一併送給了鮑耀明,明眼人一看,都知道是無價的文獻啊,而背後最主要的因由是,一個越是落魄的人,越是急著顧全自己的自尊,更何況周作人是這麼一個具有人格潔癖的人,即便老年處處被紅衛兵制伏,以致舉步遲疑,但周作人讀書人的氣節從來沒有丟失,還是要求自己腰身挺直,誰也沒有辦法將他的臉按倒在黃泥地上踐踏。
而我記得的,是知堂筆記裡,純粹的境界和精湛的功力,這些在我看來,都是難得的文字上的翩翩風度,既儒雅又隨意——文字寫得輕盈隨意特別不容易,裡頭要有多少生活的氣韻在流傳,要有多少修養的氣脈在運行,少點對文字審美的執著,終究不可相通,而周作人的文章,那明明浩瀚但偏偏克制的氣度,正好把這一小塊缺憾給補了上去。
尤其周作人一生,即便在最髒亂、囂騷、黝暗的時候,也是一心嚮往閒雲野鶴,嚮往無為而為,我讀到他說,「我們於日用必須的東西之外,必須還有一些無用的遊戲和享樂,生活才覺得有意思」——這對本來就深諳真正的生活美學無非是放慢、放寬、放遠的胡適而言,切切說中了他心裡所想,所以他才會說,「現在值得一看的,也只有周作人的東西了」。就連郁達夫,他和周作人的交往遠遠不及和魯迅的交情深厚,卻也承認當時中國現代散文的成就,以魯迅和周作人最偉大也最豐盛。很多時候,連郁達夫也判斷不來,他們兩兄弟文字之優,到底誰在誰之上,又到底誰比誰深。
晚年的周作人,境況淒清,唯一的意趣是逗逗窗前草,只希望生活不要再荒蕪下去,實實在在過日子,平平穩穩寫文章,早已經不求喝不求解渴的酒,不求吃不求飽肚的點心——人總要走到窮途陋巷,才明白「不求」,才是最矜貴的要求。
周作人最後的日子,常常穿一介很舊的粗布馬褂,一雙在腳底下瑟縮的破布鞋,顯得特別的寒素,可是那時候的周作人,景況越困頓,寫下來的東西,言辭反而越端正,已經沒有年輕時候趾高氣傲,眼睛看人總帶點輕蔑,也已經不復當年留日歸來的海外精英般不可一世了。
我記得曾經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並且三度翻譯《源氏物語》的日本作家谷崎潤一郎,也相當的欣賞周作人,兩人不算相熟,但見過一次,周作人給谷崎潤一郎的印象是溫和中略帶陰柔,有一種幽靜而清閒的氣息,這點和魯迅的辛辣和諷刺,實在是大相徑庭。而作為親兄弟,周作人比魯迅更有貴族氣質,膚色白皙,態度謙虛,舉止間帶著日本文人的儒雅,而且日語發音準確,說得比魯迅還要好,谷崎潤一郎還說,「周作人講話時不太正視對方,總是微微低下頭來,聲音低而細」,這讓谷崎潤一郎對中國的讀書人的謙和,留下相當美好的印象。
可我也一直沒有忘記,知堂老人給自己刻的最後一枚印章,寫的正是「壽多則辱」四個字。當時他已經八十有一,周作人的孫子目睹祖父倒在屋前的泥地上,一大群紅衛兵衝進八道灣十一號,命令周作人跪下,用皮帶大力鞭打,要他老老實實交代崇日賣國罪行,並宣佈對他執行無產階級專政,而周作人始終側著身子,用胳膊肘撐起大半邊身子,撐不住了就換另一邊,終究不肯在眾人面前斯文掃地,讓臉貼在泥地上,最後終究還是給在屋外結結實實跪上整整三天,他的孫子看了,噙著眼淚,卻愛莫能助,因為他明白,到最後周作人堅持的只有一事,他是一個讀書人,一定要維護讀書人的尊嚴。
最讓人不齒的是,老年的周作人,紅衛兵給他定的生活標準是每月十元,糧店也被警惕,只能給周作人賣粗糧,別的都不批准,導致知堂老人一日三餐,餐餐都是玉米面糊配醬豆腐,結果因為營養不良,加上長時間躺著,兩條腿很快就浮腫起來——因此不止一次,他攤開皺巴巴的稿紙四百字紅格稿紙,寫信給周恩來,然後要兒媳婦避開紅衛兵送到派出所,要求轉交周總理,心裡只有一個要求,希望政府可以給他頒發「安樂死衛生條例」,讓他一死了之——
讀到這裡,我呼一口氣,把書本掩起,實在不忍心再讀下去。被政治迫害的文人,不論背後因由為何,那淒涼的下場,終究讓人特別感慨,特別心疼,腦海中浮現的,是紅衛兵強硬要給周作人的雙手扣上鐵鐐,他怎麼都不肯就範,低下頭微弱地反抗,「千萬不要這樣,我是個讀書人,我隨你們走便是——」 。時代的鞭撻,造化的戲弄,就好像雪地上車馬狂奔而過留下的蹤跡,而周作人,「半是儒家半釋家」的思想,最終卻落得仿若穿著袈裟掃雪的人,不管怎麼掃,也掃不盡那個時代讀書人的千般委屈和懷才不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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