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3.27有關王文興的記憶
王教授過世恰恰半年的今天,這篇應《中外文學》之邀而寫的文章剛好登載出來,特別轉PO出來紀念他,我覺得饒富意義。(文長慎入,為便於閱讀,我把註解都拿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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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不可思議的因緣牽引〉(刊載於2024.04 《中外文學》)
大三時,曾在《幼獅文藝》打工,擔任編輯;同一辦公室,還另有《幼獅月刊》,主編是朱一冰先生。朱主編無為而治,每天幾乎都到黃昏才看到他姍姍來遲,編務一任他聚集的一批青年才俊譬如童元方、康來新、董挽華、邱成章、林添貴、鍾行憲、徐芳玲、熊式禮、鄭熙彥……等負責策畫,再由社內的專任編輯來執編。
年輕人都很優秀、很熱心,大部分是台大及政大的學生。他們風風火火編了一期《紅樓夢專刊》,約莫是1971年9月的事。次年八月,編輯部將文章集結成書,題曰:《紅樓夢研究集》 ,由幼獅公司出版。學生的作品大約占了三分之一左右,都是受王文興老師課堂上啟蒙的學生寫的小論文,其餘三分之二則是知名學者如趙岡、高陽、黃美序、林以亮、陳修武、吳宏一、柯慶明、李元貞還有張愛玲的一篇長文〈紅樓夢未完〉,卡司算是強大的。
學生常常到編輯部來,聊天時說起王老師的教書風格,怎樣字斟句酌,如何細節詳盡時,眼神晶亮傾慕,教人神往。老實說,那時看到略長於我的同儕寫出那樣的論文,內心著實佩服。當時的《幼獅月刊》,作者群非同小可,都是各界的賢達、菁英,譬如錢穆、徐復觀、余英時、夏志清……等知名學人或當時猶屬少壯派的學者如郭博信、吳宏一、曾永義、黃永武等人,忽然橫空冒出一票年少新人的研究小論文,很是令人吃驚。《紅樓夢專刊》刊載那年,我大三,還懵懵懂懂,這些學生卻已然在王老師的指導下,寫出了在當時的我看起來很有創發性的文章,我相形見絀,也對傳說中的王老師教學法有無限的嚮往。
集結出版的《紅樓夢研究集》中收錄了一篇南海訪談王文興老師的文章,題為〈一部「人像畫廊」作品的再評價〉,書中所說的「人像畫廊」指的正是《紅樓夢》。訪問者請教王老師對《紅樓夢》的評價,王老師認為《紅樓夢》應該歸類為西方文學術語裡的 “
of characters”,也就是所謂的「人像畫廊」。這類作品不重視事情,重視的是人物的形象,曹雪芹畫廊裡確實展現出一張張栩栩如生的人像。
王老師認為《紅樓夢》的地位被過分誇張了!他甚至具體指陳《紅樓夢》的缺點比優點多。「先是文字太壞了,是最俗氣的文字,當然這不包括對話部分,而是指敘述的文字。然後是結構的凌亂,全然像一部未經整理的草稿。還有主題的格調不高,儘管其中也充斥了佛道思想,但始終不能發揮其哲學的深度性,可以說僅僅只是扛著佛道的旗幟徒聲高呼而並沒實際運用到深植於內容的造就上。」 他還舉例說:「葬花詞是感傷主義的氾濫,醉枕芍藥太通俗了,完全是 “cliche”,劉姥姥的喜劇場面又是電視劇的趣味,甚至黛玉的死都寫得太淒厲了,這是文學寫作的大忌。」
我乍看這些評論時,確實滿吃驚的。在我的求學閱讀經驗中,《紅樓夢》一向被眾口交讚。我聽說過《三國演義》粗糙,不知剪裁,在人物的描寫上,手段是拙劣的 ;《鏡花緣》則是太過炫學:「不能從其預言性枷鎖掙脫;李汝珍雖然富於才情和機趣,畢竟對傳統文化全盤接受,自鳴得意,實在呆滯不堪。」 《西遊記》摹寫的腳色,前後對照,常常自相矛盾……等等,但討論《紅樓夢》,大多自索引及考據出發,也少有人對內容提出負面評價。我雖然未必悉數同意他的評點,但時當壯年的王老師,敢於逆向直纓其鋒地批判勇氣,讓我萬分佩服。
他的小說《家變》在次年出版,文章中的真實袒露和離經叛道,包括手法及內容思想,都帶給各界相當巨大的衝擊,他完全履踐了自己在訪談中提到的作家的創作的態度與方向必須「誠實」 。於是,有關王老師獨樹一幟的教學與創作在我的腦海中,逐漸形成一則神奇的傳說,感覺遙遠且恍惚。
跳過好幾年,直達1993年盛夏,我們終於見面。但這回的邂逅,也一樣恍惚迷離,相見卻不相識。我和中央大學及台大的十幾位教授應邀去南京大學開會,事情就發生在回程的上海機場候機室裡,我們和王老師不期而遇。我曾在幾年後,寫下了題為〈相似度〉的小文,刻畫那次的離奇互動。內容是這樣的:
「上海機場的候機室,酷似作家王文興的男子端坐。臨座的旅客無意中發現,壓低聲音向同團的朋友傳告:『王文興耶!』於是,整團的旅人都裝作若無其事地斜眼偷瞥,然後展開竊竊私語。
一位看起來頗具權威的教授端詳過後,斬釘截鐵地指正:『不是王文興啦!我見過王文興本人,比這人高,臉也比較圓,……不過,的確看起來很像王文興,相似度高達百分之八十。』因為語氣肯定,眾人無異議地被說服。
麥克風隨即傳出登機的呼告,那位酷似王文興的男子拎起行李,站起身,轉身微笑跟我們點頭致意:『其實,我就是王文興。』眾人大吃一驚!
原來王文興和他自己本人的相似度也只不過百分之八十而已。」
這次的相逢,他像一抹雲,微笑、點頭後,隨即轉身飄走,只留下我們杵立當場,錯愕相視。
後來,王教授分別在1981年和1999年,出版了《背海的人》的上、下兩冊,又給文壇帶來了一陣騷動。2009年,我應聘擔任國藝會文藝獎推薦委員,用心撰文推薦他角逐國家文藝獎且順利當選。還記得那年10月29日當天頒獎時,我在台下聆聽。王教授自嘲「當我出版《家變》時,讀者大約有47人;經過20多年後,《背海的人》出版,讀者看來有明顯的增加,已經有70多人,這70幾人還包括前面的那40多人。」(確切數字因記憶久遠已模糊,但大體接近)全場哄堂大笑。他還說他每日只給夫人一個小時的時間和他對話,其餘時間除睡覺外,都端坐斗室思考、寫作。我看到國藝會為王教授拍攝的短片中,他鎮日伏案在閉仄的屋裡,像苦行僧般地打刨精準的文字,好感動。
當日,他下台後,客氣向我道謝,我自然愧不敢當。後來,我寄給他一張小卡片,感謝師母偌大的犧牲成全,把丈夫禮讓給讀者,我們才能看到好書。我說「愛講話的我,很能理解一天只能和先生談話一小時的忍耐與鬱悶。」
王老師客氣,很快寄贈一本《家變六講—寫作過程回顧》,書裡夾帶一張小卡片(如上圖),他稱呼我「同學」,我真是誠惶誠恐。這本書是他在課堂上詮解自己的作品《家變》,並接受學生的提問,內容細膩豐富,他自謙:「這本書11月初才出版,也許不值細讀,你翻翻就可以了。」我卻看得津津有味,嘆為觀止。
在寄來的卡片上,他讚美我的短文:「讀過你時報副刊上的“小小說”,客觀來講,實在寫得很好,文筆簡練,內容深刻,富有哲理。已近似波赫斯。」我當然不會拿這話當真!只當他客套。他自己字斟句酌每天才寫幾字,我的文章像土石流一樣傾瀉而出,品質自然大打折扣。他律己如此之嚴,居然待他人作品這樣寬厚?但多少年後,我在不經意間,發現他還真的在「無所不閱,青春讀一夏」的國圖社會賢達人士推薦閱讀好書活動中,獨獨推薦了我年少時寫的《一竿煙雨—鄭板橋詩文賞析》。我瞬間紅了眼眶,把這個鼓勵視作寫作途中最珍貴的禮物。
其後,我有幾次在《紀州庵》演講時看見他也過來,接續在另個場地準備開講。我們或坐下來聊一會兒,或微笑點頭擦肩而過,他總是維持矜持的客氣。但繼《背海的人》後,他出版的《剪翼史》,我必須坦白承認我盡力了;對我而言,挑戰太甚,卡關太多。我放床頭看了又看,好像總是看不進去,實驗性太強了。但,這就是他,我尊敬依舊的王文興教授。作為一位勇於挑戰的創作者,他不停歇地做各式各樣的實驗,不屈就讀者,甚至刻意為難讀者,這點,我是萬分感佩的;儘管我一再宣言寫作是為了讓生活更容易,不是讓生活更糾纏,在寫作信念上與他對字斟句酌的執著根本是背道而馳。但我絕對服膺文學多元呈現,才見出園地的百花齊放。
現實生活中,我和王教授可以說沒有太多的接觸;但因年少時,便從同儕如康來新、董挽華、陳秀芳等人嘴裡聽聞王老師教書的丰采,有時恍惚誤認已經跟他很親近了。這種親切也許也來自同為創作者與教師的雙重身分,也許也因為執守的某些關鍵性的信念相同。譬如:在文學領域裡教書,不論傳授閱讀或寫作,王老師都強調「要培養這一代青年能有一種洞悉真相的希冀。」 也就是對社會黑暗面的洞燭。這也啟發我後來執筆為文時,格外重視洞燭黑暗後,進階的改革的實踐。我曾在文章中自我反省:「這些年,接了幾個專欄寫作後,我更專心針砭國事,聲援反對國光石化的建置;在太陽花運動時勇敢上台鼓勵學生;支持婚姻平權法案、參與反課綱微調,不計個人得失,支持年金改革;到偏鄉義講,和語文教育的老師切磋教學方法;督責公家單位的老大卸責的毛病;當然也撰文鼓勵優秀努力的公務人員並報導社會角落動人的風景。希冀溫暖的文字能稍稍有移風易俗之功。……,我得用腳站立在真實的生活裡,深切感受吃苦的人過著什麼樣的生活,並將心比心。只有幸福的人也一起下去努力,才能得到長久的幸福。」 也算是以寫作跟實踐呼應王老師「洞悉真相」的呼籲。
又譬如:對朗讀的提倡。由於注重音韻與視覺美感,「朗讀」一直是王文興創作小說的重點之一,他自承寫作時總將每個字當音符看待,曾親自示範把小說當樂譜的「王氏慢讀法」,朗誦《家變》裡的文字,據報載:聲調和速度搭配的美感,風靡全場。而我在有關閱讀與寫作的相關演講或寫作的專欄中也對朗讀的重要再三陳詞。文學作品跟美好的音樂一樣,大多具備流暢、靈動的特質。而我們之所以在閱讀文章時感覺良好,往往是因為它的音樂性強,有節奏感,旋律動人。寫作《包法利夫人》的福樓拜,狂熱而頑強地追求藝術的完美,他堅持一句名言:用詞準確。福樓拜經常走到他曾居住的克魯瓦塞別墅附近的一條椴樹林蔭道上,高聲朗誦自己的作品。這條路被稱為「狂吼的林蔭道」,他在那裡大聲朗讀自己寫出的文字,讓耳朵告訴他是否已經找到最準確的字句。而日本知名作家大江健三郎在《如何造就小說家如我》裡,也提到他常藉由朗讀方式,領略不同的文體之美。讀者透過朗讀,對理解文本幫助很大,我總拿這些名家的經驗談和王老師的「王氏慢讀法」、黃春明先生每年一度在宜蘭舉行「悅聽文學」及聯合報副刊每月一回在孫運璿基金會舉行的文藝沙龍的朗讀活動來舉證,證明吾道不孤。朗讀風氣就在這樣的推波助瀾下,逐漸在社會及學校蔚為風潮,譬如親子天下也順應風潮陸續編輯了數十本適合朗讀的《晨讀十分鐘》。
這分親切感似乎走過迢遞歲月,從遙遠的52年前起,迄於王老師過世前後兩日的詭譎懸念。說起來也很神奇,去年九月二十六日,陳義芝教授作東,在台大附近的「腹響圓上海食府」設宴。主賓是日本學者松浦恆雄先生,黃美娥教授和我們夫婦作陪。座中閒聊,不知何故,美娥提起王夢鷗和王文興兩位教授。因為挖空心思尋找共同話題,我忽然想起王老師曾經寄送給我的那張卡片,隨口提了一下,笑稱王老師的謬讚好誇張。二十八日晚餐,幾位文友在「六廚川客料理」聚餐,也就順著話題又提了一次王教授。二十八日,我意外提早入睡,二十九日凌晨三點忽然驚醒,在屋裡瞎繞了一圈後,感覺似乎無法再入睡了。順手拿起手機,一開機,沒滑動,觸目居然就是陳宛茜報導王文興教授仙逝的消息,好震驚。
王老師是九月二十七日晚間過世的,王教授仙逝的訊息傳開後,參與28日當晚聚會的宇文正還在群組私訊中說:「那天聚餐,玉蕙姐忽然提起王文興老師的讚語。不知是否冥冥中的預感?」我回她:「還真是冥冥之中!我不只跟你們說,大前天也突如其來跟義芝提了一次。幾十年前的事,我本來都差點忘了,這幾日卻莫名地連連想起。」宇文正安慰我:「真的太神了。而且妳提王文興之前的話題,根本沒有線索可以扯上他的事。那樣沒頭沒腦的,你忽然就提起王老師,我是詫異了一下。……大概王老師想告訴妳別懷疑,他是真誠讚美的,就請接受吧。」這樣的解釋何其美麗!其他朋友也跟說王教授不是誇張的人,想必有他個人的觀察,我這才認真去看波赫斯作品。發現當年我在時報寫的那些小品,確實如他所說,有點波赫斯風,但僅止於一小小小小點沾了邊。
2014年12月,楊索曾在臉書紀錄,她在和王老師第二次見面時,很冒昧拿了稿子請王老師指導,王老師不但沒拒絕,看完後還給她寫信,信中王老師說:「你的散文我讀了。人間的悲慘,使我半天講不出話來。你的文字很通順,但更好的是表達十分簡截。全文可分journalism和Literature兩部份看。journalism不是不好,但標準不是太高,盡職就好。你文中文學的部份有:工作地點只離家隔一道河,但望著隔岸燈火,你不願回家....,及『我一直以母親為恥』,等等。這都是很好的部份,因為是大無畏的心理描寫。文學要的是真,這些地方寫得不能再真了。望你常常發揮此等文學的優點,用毫無遮飾的眼光,看四方上下的大千世界,不論一己的,他人的,都用穿透的眼光來看,則所寫,必皆屬文學了。」
楊索的追憶,讓我恍然大悟王老師原來並非胡亂讚美,他是因材施教,他引導楊索繼續維持「不必為尊者諱」的銳利又求真的筆鋒,穿透、不遮掩的秉筆直書;也許王老師是識透我愛慕虛榮的劣根性,勉力以美言長我志氣,深怕一不小心滅了我的雄心? 看起來他不止殷勤照顧課堂上授業的學生,也不吝關懷楊索和我這樣的文壇晚輩。
我聯想起2002年夏日,我為執行國科會計畫案,由美國西岸一路長驅東部去拜訪世界華文作家。到紐約,由朋友開車領著我去探望郭松棻和李渝夫婦。訪談結束,臨別之際,朋友忽然和楊索一樣,跟李渝提出請求:「我也寫點小說,能不能寄給您看看,給我一些指點。」我當場大吃一驚,正不知如何善後,李渝揮揮手,簡單一句話解決:「寫就好!寫就好!」當下,我猶如醍醐灌頂,著實欣羨李渝的俐落結案;但同樣的狀況,王文興老師的敬謹接招、仔細拆解,毋寧更接近我一向好為人師的作法,雖然,這樣的親切常常招致近乎滅頂的後續。可是,容或對「寫就好!」的精簡風欣羨且佩服不已,我似乎也模仿不來。是不是曾在少年時代耳聞及嚮慕王老師教學丰采中,不自覺受到感染與薰陶了呢?這難道也是莫名自覺親切的原因之一嗎?
冥冥中好似有著某種不可思議的因緣牽引。王老師是27號過世,我26、28都在提他!29日還莫名自夢中驚醒,旋即見到報載的死訊。這裡頭是不是隱藏著某種神奇的諭示?王老師不忍就走,在生前死後一再占據我的腦海,是不是正提示我:「請把我的話當真!務必相信我的『誠實』。」我傾向這樣的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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