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4日 星期六

廖奕武 心靈勞房

 心靈牢房

一位中國詩人的監禁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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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恩 布魯瑪(Ian Buru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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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客  2013 年 7 月 1 日印刷版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3/07/01/prison-of-the-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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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地方的監獄時光都不好玩兒,所以每個社會都有自己的苦難文化。而中國監獄當局的虐待狂想雖然並非獨一無二,可往往引人注目。囚犯們自己的想像也是如此,牢房促使他們構建了自己的等級制度,自己的獄中之獄。


1990年至1994年,廖亦武因朗誦了一首悼念被杀害的街头抗議者的詩歌《大屠殺》而入獄。在重慶市公安局收审所(又稱松山收审所),牢頭們設計了一份奇特的折磨菜單。以下是幾样菜式:


川味煙薰鴨:點火燒陰毛,並翻搓受刑者包皮,直至龜頭焦黑。

清湯掛面:將草紙撕成細條,浸泡在一缽老尿裏,請君品嘗。

龜殼響皮湯:雙拳持續猛擊受刑者膝蓋,令其節關淤血腫大,舉步維艱。


還有其它令人眼花繚亂的酷刑,都是以更即興的方式實施。廖亦武在其傑出不朽的監禁回憶錄《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新收穫出版社,文黃譯自中文原著)中,描述了一個案例,一位患精神分裂症的樵夫砍死了自己的妻子,因為她皮包骨頭,他把她當成了一捆柴禾。牢頭在樵夫的菜湯裡添加了瀉藥,然後在他肚痛難忍時禁止使用廁所,結果這個絕望的瘋子把稀屎噴射在一個獄友的懷裡——作為對這一令人作嘔的過失的懲罰,他的臉被洗臉盆揍變了形。而獄警卻以為他試圖自殺(這嚴重違犯監規),於是繼續用電擊棒讓他死去活來。


1831 年,亞歷克西斯 德 托克維爾來到美國研究監獄系統,最終完成了《美國的民主》一書。從1990年到1994年,廖亦武作為一名"反革命"囚犯,從內部體察了中國的監獄系統,他向我們詳盡描述了大量關於中國社會(包括傳統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情形,包括貌似革命的洗腦言論、鼓勵或強制告密、以及公開認罪的深遠影響——自毛澤東的鐵腕政治以來,隨著時代變遷而湧現的鄧小平式的、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的罰罪形式。在本書最後,他總結道:


「中國一直是一座思想監獄:雖然有過改革開放帶來的解凍繁榮時期,但不自由的內核從來沒變。」


廖亦武因寫《大屠殺》而入獄。這首長詩是對 1989 年 6 月 4 日中國各地鎮壓民主運動時,成千上萬人被殺的意識流紀念。它的英譯由漢學家戴邁河翻譯,開頭如下:


而另一種屠殺在烏托邦的中央進行,

總理一傷風,人民必須咳嗽,戒嚴令一次次下達,

老掉牙的國家機器壓向膽敢反抗疾病的人們,

手無寸鐵的暴徒成千上萬地倒下,

職業殺手披掛鋼鐵在血海裏游泳,在緊閉的窗戶下縱火,

用死姑娘的裙子擦軍用皮靴,他們不會顫抖……


廖亦武不是政治活動家,嚴格說來也不是持不同政見者,他的反抗是自發衝動。 他對政治並不感興趣,即使在許多中國年輕人都熱衷於政治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他也過著相當放蕩的生活,作為一個"自相矛盾的偽君子,一個把自己描繪成正面榜樣的詩人,卻像呼吸空氣一樣呼吸著女人,在隨意的性愛中尋求庇護和溫暖",從一個地方流浪到另一個地方。


和許多在 "文革 "中長大的中國人一樣,廖亦武或多或少接受了文學方面的自學啟蒙,他的父親是一名古文教師,為他打下了中國古典文學的基礎。在他的回憶錄中,西方作家的名字也隨處可見:奧威爾、昆德拉、普魯斯特——其中一些作家的著作甚至穿透了重慶監獄的高牆。其中,令人驚訝的是奧威爾的《一九八四》竟然出現在監獄圖書室。用廖亦武的話來說:“書中是想像的監獄,我周圍卻是真實的監獄。”


廖亦武的朋友劉曉波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也是一位有著堅定政治信念的作家,與劉不同,廖從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與政治掛鉤。 他自稱藝術家,只想以自己喜歡的方式寫作。不久前的2011年,他還對記者伊恩-約翰遜(Ian Johnson)說:“我根本不想觸犯他們的法律。我對他們不感興趣,也希望他們對我不感興趣。”但在1989 年,他卻走上了一條“自我毀滅之路”,用中國傳統的哀悼方式嚎叫和吟唱。這首詩的錄音在地下流傳,一群圍繞他的藝術家和詩人,還為他的朗誦錄製了一部名為《安魂》的電影。廖亦武認為,這些人都不能被歸類為“持不同政見者”或“民主鬥士”。但他們全部被捕了,電影被沒收和封存,“國家安全局摧毀了四川最有活力的地下文學界”。

廖亦武的入獄也沒有讓他成為一名政治活動家。 在最後一座監獄,一位 “六四難友”找到他,計劃成立一個秘密政治犯組織。廖亦武拒絕參加,並解釋了他當初寫《大屠殺》的原因。 他說,他 “不得不提出抗議”,因為 "國家意識形態與詩人自由表達發生了激烈衝突"。 


對此,他在回憶錄中補充說:“我從未想過要成為英雄,但在一個精神錯亂的暴力國家,我必須表明立場。‘大屠殺’是我的藝術,我的藝術是我的抗議”。


一些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曾生動地描寫了他們的監獄經歷。 魏京生的《獨自站立的勇氣》記述了他在 1970 年代參與領導民主牆運動之後,在監獄度過的 18 年。 吳宏達的《昨夜風狂雨驟》描述了他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在勞改營的遭遇。他們的英雄故事蘊含著反抗專制的強烈政治訊息。廖亦武是個純粹的文人,這卻讓他的監獄回憶錄更加引人入勝。首先,他對自己的弱點、荒唐和恐懼直言不諱。書中沒什麼特別的英雄氣概。入獄第一天,目睹獄警們進行備戰訓練,他 “像緊張的老鼠一樣發抖”。 看守拿他取樂,他被迫在熾熱的夏天用乾涸的喉嚨一遍又一遍地唱歌,還被電棍擊打,發出震耳欲聾的慘叫,他被剝下褲子摁倒在地:“我能感覺電棍在我的屁眼,我拒絕投降。於是電棒頭戳進我的身體。我不由自主地尖叫 ,然後像狗一樣嗚咽著。” 廖兩次試圖自殺,一次是用頭撞牆。這引起了獄友們的嘲笑,指責他是在演戲,他們認為這是書生氣詩人的典型表現。如果他真的想死,他應該選擇在牆角碰撞太陽穴。


廖亦武的文字猶如外科醫生一般準確地描述了持續的恐懼。與許多人擠在狹窄的牢房裡,連平躺的地方都沒有,極度饑餓,對食物的豐富想像,以及性饑渴。 一名飢腸轆轆的囚犯抓住一隻老鼠,生吞活剝;另一個囚犯則閃電般伸手撈泔水桶中的葷腥塞進嘴裡。性生活還在繼續,但形式相當低級:一名囚犯燃起會浮現裸體美女的打火機自慰,差點引起火災;還有一名囚犯看週末電視裡的肥皂劇明星就慾火焚身;一堆男人野獸般在一扇天窗周圍上竄下跳,牢頭站在奴隸的肩膀上,一邊打手槍,一邊眺望牆外馬路上的自由女孩; 一個年輕英俊的少年囚犯被牢頭多次雞姦,竟然愛上了他,當牢頭陽痿時,就賞他一耳光結束了這段“地獄戀情”……


我們在閱讀其它類似的監獄回憶錄時,往往感覺驚悚和著迷,其中一個不可思議的原因是,對人不可思議的折磨卻具有色情甚至淫穢的吸引力。 但是廖亦武的作品之所以引人入勝,卻在於他與生俱來的觀察天賦。儘管自己飽受折磨,但他對其他人、他們的性格、他們的故事,以及他們如何應對恐怖的監獄生活,充滿了無窮無盡的好奇。他與其他囚犯的水乳交融被巧妙地轉化為短篇小說。由於其中一些人面臨死刑,這些故事往往,竟然是關於如何應對即將到來的死亡。 一個綽號叫“張死人”的海洛因走私犯想借廖亦武的地圖冊,為下輩子做孤魂野鬼做準備。另外一個姓張的死囚在現世社會迷失了太多次,所以希望在脖子中彈後,能去他最喜歡的地方看看。廖發現他的 “四肢在顫抖”。 就問他是否安好,他 “發出了陰森森的笑聲,他眉間深深的皺紋彷彿張開了一張大嘴,隨時準備把我吞下去”。


“我們今晚要和一些人一起喝酒”、“他們和一些人一起吃過飯”、“他們和那個‘時代’食品公司的人一起吃過飯”——廖亦武的另一本傑作《中國底層訪談錄》(2003 年在台灣首次出版)和《行屍走肉》(2008 年在美國出版)介紹了這本書中的一些囚犯。在這些人中,有一個不識字的農民,他宣布在自己的家鄉创建一個獨立的君主制國家,自己當皇帝。由於這一严重的反革命顛覆行為,他被判終身監禁。 這位“農民皇帝”讓廖亦武著迷的地方在於,他的幻梦源自中國古代。他說,在一條大魚的體內發現了一條寫有他必须称帝的黃色絲帶。 當廖指出這是兩千年前一個農民起義者用來骗取人們追隨自己的詭計時,皇帝讓他閉嘴:“你這樣對陛下說話太無禮了。陛下知道你是偽裝的記者,是從敵對的北京王國派來的。你企圖與監獄當局串通,引誘我向你提供罪證。”


文學可以作為一種精神解脫,例如廖亦武在回憶加西亞 馬奎斯的《百年孤寂》時。他特別認同書中的一個人物——布恩迪亞上校(Colonel Buendia),他被綁在一棵栗子樹上,多年後失去了理智。廖亦武也像上校一樣,遁入了自己的內心世界。其他時候,文學作品展現了監獄生活最原始的一面。廖亦武想起米蘭 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對極權媚俗的定義:“對狗屎的絕對否定。” 廖亦武寫道,他無法將人類的糞便上升到更高的隱喻層面:“在我這本普通的回憶錄中,糞便就是糞便,我一再提到它,因為我差點被它淹死。”這確實是事實,作為剛入牢房的新犯,或者失去了某個牢房老大的青睞,他或其他人就不得不在馬桶或屎坑旁邊睡覺。


可他經常忍不住用 “屎”來打比方,比如,他說自己生活在 “叫做中國的屎坑裡”。疾病也被提升為隱喻:“如果中國是結腸癌患者,那麼重慶這座城市就是結腸的卡著硬屎的末端,一個病變的肛門。”在他的書中,監獄經常被描述為病態中國社會“獄中之獄”,是獨裁中國政治謊言體制的一面怪誕的哈哈鏡。


毛澤東思想在中國人的生活中,幾乎和儒家格言一樣根深蒂固,而且經常以類似的方式出現在監獄談話中。囚犯有時會諷刺性地使用毛澤東的箴言,例如當不幸的樵夫喝下瀉藥後,被阻止去廁所的時候,他們嘲笑說:“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可有時候,他們也會貌似認真地引用毛澤東的話。一位同情廖亦武的牢頭警告他不要犯知识分子的老毛病:“别太書生氣……毛主席说,對階級敵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除毛澤東情結外,監獄裡也大量複製中國的政權結構。這其中有列寧主義黨組織的貢獻,但也有封建傳統的貢獻。當廖亦武第一次進入松山收審所牢房時,牢頭向他解釋了監獄的運作。 竟然將牢房的等級制度比喻為政治局和中央軍委,其成員淩駕於普通人之上。依照不成文的監規,可以為所欲為。但是,為了維持日常秩序,他們必須在牢房裡實行強權統治。一有叛亂跡象,就會毫不留情地予以鎮壓。然而,根據千百年傳承下來的儒家學說,統治者也不能過度嚴厲:“要讓下面的眾囚犯感覺到我們是他們的衣食父母。”當廖亦武引用毛主席關於“中國人民是共產黨的衣食父母”的名言來反駁時,牢頭不屑一顧:“簡直是胡說八道!這房裡的毛賊想吃想喝想拉屎,或做其它什麼,當然由我決定,否則就亂套了。”


毫不奇怪,監獄當局的管理也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常規為藍本。例如:模擬政治運動。重慶收審所的囚犯被迫參加名為 “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並檢舉他人”的年度運動。就像毛澤東時代一樣,在院子裡舉行正式群眾集會,高呼政治口號,獄吏和上級長官發表長篇動員。接下來,囚犯們回應動員,花很多時間寫自白和檢舉書。牢頭們被鼓勵從他們製作的酷刑菜單中,挑選“最美味兒”的菜式,以折磨那些被判定為抗拒坦白和檢舉他人的傢伙。


這種反復運用的策略也是傳統與當代創新的歹毒結合。懺悔儀式一直是儒家司法的一部分。強迫他人檢舉揭發,雖然在史書上也有記載,但在這兒,卻是一種史達林極權主義的改良版,旨在瓦解人與人之間的所有信任,使人們只能忠於黨。廖亦武寫道,“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運動如此殘酷,死於酷刑的人絡繹不絕。然而,當運動嚴重失控時,當局就會叫停,並以毛澤東時代的一貫作風,發起另一場相反的運動,名為“打擊監牢頭獄霸”,對前一個運動中的犯罪分子進行鎮壓。現在,打倒過他人的人,自己也被打倒了。


當然,自從毛澤東数十年的恐怖統治结束,中國已向前邁進了一步。廖亦武入獄時,中國與資本主義世界做生意的大門已敞開了十多年。所谓經濟改革始於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初,鄧小平要求全党全国必须加速经济增长,以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结果,如廖亦武所说:“監獄当局從不放過任何機會,利用免費勞動力來充實自己的錢包。”


免費勞動是奴役的禮貌用語。每個囚犯每天至少花十多個小時折疊藥包,同時還要接受來自高音喇叭的政治訓誡——這是中國共產黨慣用的意識形態霸淩和經濟剝削的混合體。廖說,這種日日重複的廉價勞動早已被監獄外的工廠摒棄,但監獄當局可以透過我們這些被監禁的奴隸,迫使他們完成每天多達三千包的折疊配額,從而賺取豐厚的利潤。試圖逃避或反抗監規的囚犯會遭到毒打,或被丟進僅夠爬進去躺下的 “地下黑牢”。“幾個月、一年或幾年後,”廖亦武寫道,“單間黑牢裡的人骨骼脆弱,頭髮如霜一樣白,皮膚變得蒼白甚至透明,可以隱約看到藍色的血管。”


廖也提到一些放松喘息的時刻。个别狱吏或囚犯對他有好感,因為他是詩人;在中國民间,對文字的尊重並沒有消亡。一位老和尚教他吹洞箫。而且,由於西方民主国家對中國施加壓力,呼吁中國在人權方面做得更好,監獄的條件偶爾也會有所改善。這應該讓我們這些已經放棄了從外部影響中國官方的人,不再那麼憤世嫉俗。


另外,廖亦武也試圖透過在中國古典小說《三國演義》的封面夾層藏匿小紙條,來保留他的獄中見聞。1994 年 1 月 31 日,他被釋放。可在他看來,他的獲釋只是另一種折磨的開始,也許這種折磨更加痛苦:在專制獨裁社會,麻煩製造者和持不同政見者不受歡迎。他們往往給人帶來麻煩,也會讓拒絕反抗、順從甚至迎合政府的大多數人感到局促不安。廖亦武害怕回家過年和參加其他家庭團聚,因為他知道自己是大家的説明物件。他的妻子決定和他離婚,這並不奇怪,因為廖亦武從來不認為,自己是個盡職盡責的丈夫。


更糟的是,他被一個個老朋友拋棄。坐牢四年後,他寫道:“對於我的1980年代的文友們來說,我是一堆狗屎。這種世態炎涼,也許是從古至今的中國特色,但實際上,卻與現有獨裁體制的管理模式有關。在鎮壓了1989 年的民主運動後,血腥的共產黨政府與社會知識階層達成了一項巧妙的默契:如果城市精英們不參與政治,就允許他們不折手段地發家致富。”廖亦武寫道:“一夜之間,全社會都忙於賺錢,這就像一種腐蝕性極強的硫酸,眨眼溶解了幾年前的政治異議。那些曾經無所畏懼地上街遊行,爭取民主自由的人們,在如今這物慾橫流的時代,變得‘不問政治’了。”他的幾位昔日文藝戰友搖身一變,轉場為成功的商人。


在這種情況下,人類避開麻煩製造者或不同政見者的正常傾向,會因為不可抑制的、像做了一筆虧本生意的意識而得到加強。廖亦武最熱衷最忠實的讀者,往往是那些受命審查和管理他的日常生活和言論的警察,這對不得不生活在獨裁統治下的其他人,也是如此。廖亦武淪為知識份子流浪漢,有時為了生存,在街頭吹洞簫,他害怕再次被送進監獄,於是設法越過邊境,進入越南;從那裡,他來到德國,現在生活在德國。就這樣,這位才華出眾的中國作家為柏林和紐約的觀眾,表演了他的悼亡的詩和歌--一個異國他鄉的“持不同政見者”,他的聲音,終於在全世界都能聽到,可唯獨在最需要聽到的地方,聽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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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職業文學評論家,巴德學院教授,著有《合作者》(The Collaborators)一書。


                                                          (楊安娜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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