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節感想：慢考牟中原

記得年輕時，我的母親完全拒絕過生日或母親節。那時不懂事，也就沒多追就。反正那年頭也不流行這個。一直到1979某天我下班回家，看到她一直在哭，並且要我去買冥紙。原來她剛剛接到香港友人轉來的家書才知道她心愛的母親已經在文革中去世（196？年）。自從1949 母親離開外婆後就音訊全無。大陸那邊的親人在常年的政治鬥爭中從不敢聯絡。台灣也有白色恐怖，父親曾因此坐牢過。就這樣生死不明的過了30年，我知道她的痛。但那天我才真正了解母親從不肯過母親節的原因。

今天，自己也體會到母親的痛苦。今天是小兒子走後的第一個母親節。往年她總是會為他媽好好地慶祝。但今年我能預知到太太痛苦，叫小兒媳婦去她自己娘家去過，也叫大𠒇子別打電話來。就假裝這個日子不存在。

人類對痛苦及災難的記憶遠遠強於對快樂的回憶。二月前才去世的丹尼爾·卡尼曼（Kahneman)留下了非凡的學術遺產。 很少有人比卡尼曼和他的長期合作者Tversky更能洞察我們的行為。 在他去世後，我一直在反思他的工作在許多方面塑造了我們的思維。 我希望自己年輕時就明白，他的道理。 卡尼曼幫助我了解本能與做決定之間的鴻溝。 一些想法：

 

非理性人

卡尼曼研究了人類如何做出決定，以及我們的思維在我們不知情的情況下採取的捷徑。 這些捷徑是有效的； 它們培養了生存的關鍵技能，即利用不完整資訊做出快速決策的能力。 我們每天必須做出數千個決定，如果我們必須客觀地分析每一個選擇：早餐、服裝、路線、音樂等，我們就無法離家。這是快思。

 

我們的效率是以準確性為代價的：許多本能決策的很差（即錯誤）。 為了達到必要的速度，我們的大腦以人為的信心來支持我們的決定。 卡尼曼的研究表明，我們經常犯錯，但也常常充滿信心。 這些捷徑和錯誤存在於我們的大腦結構中，無法避免，但認識到它們可以幫助我們區分瑣碎和重要的決定，並投入適當的智力資本。 換句話說，稍稍休息一下，你就更有可能做出更好的決定。

 

儘管卡尼曼是一名心理學家，但他居然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在他之前，經濟學家“依賴於‘經濟人’的假設”，即一種能夠做出理性決策的自私自利的人。 但卡尼曼“證明了人類的決策可能會系統性地偏離標準經濟理論的預測。” 這種乾巴巴對人類決策的期望——是否從事某項工作、為某種特定商品支付多少錢——是經濟理論的基礎。 卡尼曼表明這些理性期望是錯誤的。

 

厭惡損失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最早的見解之一是一個簡單的觀察：我們對損失的痛苦比對利潤的快樂感到更強烈。 這對經濟學家來說是不合理的，但我們更重視不損失 1000元，而不是獲得 1000元。

 

我們對可能的收益和損失的看法也存在偏差：我們高估了不可能發生的事情的可能性。 保險是一項有利可圖的業務，因為人們寧願承受一系列有保證的小額損失（保費），以避免單一但不太可能發生的災難性損失的風險。 保險公司的利潤依靠了我們高估災難的傾向。 高估不可能的結果也是樂透背後的秘密，它提供了可怕的賠率。 一些例子說明這如何影響我的行為。 

 

老了以後，我積極限制必須做出的決定數量，以保留關鍵神經元的能力。 我在餐廳請別人幫我點餐； 我只有兩套工作/運動服，每天都穿著同樣的衣服。我將大部分決策委託給別人——我每週參加一次一小時的公司會議 ，也很少簽署文件。我嘗試保留盡可能多的大腦用於研究、思考、講故事（fb）。 我幾乎外包所有投資決策，這樣我就可以專注於講故事。

 

公司的技術發展的確是要花大量時間思考，慢慢地想。才能真正悟出其中的機會及道理。其他生活中的事都是可以用本能的快思應付或代勞。慢考是能真正找到快樂，卽使對於我這樣不大可能再快樂的人。

回到母親，她活到101 歲。她經歷大時代的災難還能最終好好地終老，覺得是因為她是一個非常緩慢思考的人。從來沒有什麼事能讓她暴跳或失望，這是我從她學到的東西。以此紀念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