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寫人|吳宗諭


他的學生很快試圖發展鮑亞士普遍反對的鉅型理論。克魯伯使他同事的注意力轉向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以及文化人類學與心理分析二者結合的可能。露絲・潘乃德發展了「文化與人格」以及「國民文化」(national cultures)理論,而克魯伯的學生朱利安·斯圖爾德發展了文化生態學及多線演化論。

  然而,鮑亞士對於人類學具有不朽的影響。事實上所有人類學家如今都接受鮑亞士對經驗論及他的方法論文化相對論的支持。此外,事實上所有文化人類學家如今都分享著鮑亞士對田野研究的貢獻,這包括長期居住,學習當地語言,並與報導人發展社會聯繫。最後,人類學家繼續尊崇他對種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批判。Thomas Gossett 在 1963 年《種族:在美國的一個思想的歷史》(Race: The History of an Idea in America)一書中,寫道:「在歷史上,鮑亞士在打擊種族主義偏見上,可能比任何人都做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