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梁啟超 ( 1873 ~ 1929) 著作及研究書籍十餘本的故事：《飲冰室合集》在那？《 梁任公年譜長編初稿》島田虔次日文譯註......等之憾事；......《李鴻章》等；《東亞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啟超》；張朋園、夏曉紅各兩本書；「世界三大啓蒙思想家」......於......古人也，吾時而師之，時而友之，時而敵之，無容心焉。以公理為衡而已。自由何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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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署名作梁𠷠超，字卓如、宏猷、任甫，别号任公、饮冰室主人，广东省新会县潮居都茶坑乡人，广州府人，人稱梁新会。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 ...「飲冰」一詞源於《莊子‧人間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原意就是比喻自己內心之憂慮。當年，梁啟超受光緒皇帝之命，變法維新，臨危受命，如何解其「內熱」？唯有「飲冰」方能得解。
查「飲冰」一詞，語出《莊子‧人間世》。曰：「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常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
其意是爲人臣子，受命於君，恐怕德行未足，難以成事，或事後無法全身而退，因此心焦如焚，欲飲冰以解內熱。當年梁啟超受命於光緒及康有爲，圖變法維新。後來滿清立憲失敗，梁自號「飲冰室主人」，以示「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之慨。
《飲冰室文集類編》（上下冊），下河邊半五郎編，東京帝國印刷株式會社出版，1902年。（最早的文類編）；台北：華正書局影印，1974
梁啟超《李鴻章》1901；台北：立緒，2003《三十自述》孔子紀元
1月26日
梁 啟超
（清同治12.1.26∕ 西元1873.2.23—1929.1.19）
中國清末民初的思想家與政治家。師事康有為，承襲其教育興國的理念，成為戊戌變法的領袖之一，又將西方社會政治學說大量引進中國，奠定民族主義的思想基礎。著作彙編成《飲冰室合集》。夏曉虹編校《〈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上中下三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
若有欲求真自由者乎，其必自除心中之奴隸始。……一曰︰勿為古人之奴隸也。……古人自古人，我自我。……要之四書六經之義理，其非一一可以適於今日之用，則雖臨我以刀鋸鼎鑊，吾猶敢斷言而不憚也。其於古人也，吾時而師之，時而友之，時而敵之，無容心焉。以公理為衡而已。自由何如也！
節自《新民說》〈論自由〉
梁啟超的經濟思想，新竹清華教授，台北：允晨 (中国の早期証券市場問題解決原則
丁文江、趙豐田（編），歐陽哲生（整理），《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華. 書局本） ... 岩波書店編集部（編），《近代史料解説．総目次． ... 丁文江、趙豐田（編），島田虔次（編譯），《梁啟超年譜長編》，東京：岩波書店，. 2004。
梁 啟超
（清同治12.1.26∕ 西元1873.2.23—1929.1.19）
中國清末民初的思想家與政治家。師事康有為，承襲其教育興國的理念，成為戊戌變法的領袖之一，又將西方社會政治學說大量引進中國，奠定民族主義的思想基礎。著作彙編成《飲冰室合集》。夏曉虹編校《〈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上中下三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
若有欲求真自由者乎，其必自除心中之奴隸始。……一曰︰勿為古人之奴隸也。……古人自古人，我自我。……要之四書六經之義理，其非一一可以適於今日之用，則雖臨我以刀鋸鼎鑊，吾猶敢斷言而不憚也。其於古人也，吾時而師之，時而友之，時而敵之，無容心焉。以公理為衡而已。自由何如也！
節自《新民說》〈論自由〉
著作
著述のほとんどは『飲冰室合集』（1932年）に収められている。1936年9月11日に出版された『飲冰室合集』がより完備されています。計148巻、1000万字余り。また全著作名は『梁啓超著述繋年』（1986年）で確認できる。以下は膨大な著作のうち、主要著作のみ挙げた。
- 1898年『戊戌政変記』
- 1902年『新民説』
- 1902年『十五小豪傑』（翻訳＝ジュール・ヴェルヌ作、森田思軒訳『十五少年』の重訳）
- 1904年『飲冰室文集類編上』、『飲冰室文集類編下』
- 1921年『清代学術概論』
- 1921年『墨子学案』
- 1922年『先秦政治思想史』
- 1922年『中国歴史研究法』
- 1926年『中国近三百年学術史』
梁啓超など多数のペンネームをもつ[編集]
梁任公、飲冰子、飲冰室主人、梁任甫、梁卓如、梁宏猷、双濤閣主、愛国者、哀時客、新民叢報記者、吉田晋、（柏原文太郎）、檀山旅客、蓮菂園主、適時務者、兼士、軼賜、滄江、賃廬、遠公、孟遠、憲民、逸史氏、外史氏、新史氏、庸言子、新民子、知新子、中国少年、中国之新民、少年中国之少年、自由斎主人、如晦庵主人、梁新会
***
梁啓超は知識や学問について書いた文章で、フランスのヴォルテール、日本の福澤諭吉、ロシアのトルストイを「世界三大啓蒙思想家」のトップとして紹介し、三人の生涯や功績を紹介している
***http://reader.epubee.com/books/mobile/67/67806027be4d7427008e8718b77485c5/text00030.html
《梁啟超年譜長編》日文譯註
日本島田虔次教授譯註的《梁啟超年譜長編》五巨冊，已於今年由岩波書店陸續出版了。
1929年梁啟超逝世後，樑的親屬和朋友們為了紀念這位有影響的歷史人物，決定編輯《飲冰室合集》和《梁啟超年譜長編》，“並由丁文江和梁思成親自發函，向各處徵集梁啟超與師友的來往信札，以及詩、詞、文、電等的抄件或複製件（原件仍由原收藏者保存）。僅半年左右時間，梁家就收到了大量資料，其中僅樑的信札就有二千多封，其他各種資料仍陸續寄來” (1) 。《梁啟超年譜長編》由丁文江負責，他在1932年暑假以趙豐田為助手，編出初稿。1936年1月，丁文江去世。翁文灝根據丁文江的原意，題名為《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油印五十部（下簡稱“油印本”），每部裝成十二冊，發給樑的親屬和知友作為徵求意見之用。如今上海圖書館就藏有此版“油印本”，上面還有陳叔通的批語。
1962年，台灣世界書局根據歷史語言研究所所藏初稿“油印本”而排印出版（下簡稱“臺本”），書名仍為《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署“丁文江撰”，前有胡適所寫長達15頁的序言。世界書局將原序影行。序文中說：“梁任公先生的年譜是在君先生（丁文江）在北京大學做教授的時期開始編纂的。在君自己是主編人，他請了一位青年學者趙豐田先生做他的助手，幫助他整理編寫他在那幾年裡蒐集的資料。……在君死後，他的朋友翁詠霓把這部沒有經過最後整理修改的初稿本油印了幾十部，分送給任公先生的家屬和朋友，請他們仔細審查一遍，附加評註，然後寄回。……油印本的底本就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保藏的這部初稿本。這部初稿本原藏地質調查所，後來歸史語所所藏。” (2)
1979年，趙豐田在助手的幫助下，將年譜修訂後，交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於1983年出版，名曰《梁啟超年譜長編》，署“丁文江、趙豐田編”（下簡稱“滬本”）。島田虔次教授就是根據“滬本”譯註的。
梁啟超於1898年戊戌政變後流亡日本，直到1912年9月離日歸國。在此期間，雖曾去過澳大利亞、加拿大和美國，畢竟時間不長。他主編的《清議報》、《新民叢報》、《政論》都在日本出版；《新小說》編輯署名趙毓林，實為梁氏主持，在橫濱出版；《國風報》雖在上海出版，但實際主持人還是梁氏，他以“滄江”的筆名在該報創刊號上發表了《論國風》上、中、下。梁啟超還在東京創辦高等大同學校、在神戶開辦同文學校，作過多次講演。這樣，在日本一定存有梁氏詩文、講演、函札，其中不乏《飲冰室合集》中沒有收入的佚篇和可資探討的課題。
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有鑑於此，於1993年4月至1997年3月，歷時四載，開辦了梁啟超研究班，寫出了多篇論文。“在此同時進行的以島田虔次先生為中心的研究小組，還繼續著《梁啟超年譜長編》的翻譯工作。” (3)
《梁啟超年譜長編》日文譯註以“滬本”為底本。參照“臺本”，遇有疑問，進行校改。還多方設法，從北京舊書店購得“油印本”加以核對。儘管所購“油印本”並不齊全，但他們認真負責、一絲不苟的態度，卻是令人敬佩的。
《梁啟超年譜長編》日文譯註的可貴之處，還在於它引用了最新、最有依據的材料進行譯註。如“油印本”對梁氏後人，在“世系表”中只列有思成、思永、思忠、思达、思禮、思同，譯註則根據梁氏親屬吳荔明女士（思莊之女）所寫《梁啟超和他的兒女們》，補充了思順、思莊、思靜、思懿、思寧、思均、思廣等女兒，還注出各自的生母生卒年。譯註還對譜中有關人物的里第、生卒、仕履生平作了註釋，列有《中國人名表》和《外國人名表》，給讀者帶來很多方便。
島田先生精通漢學，對所引經史古籍也酌予註釋。每冊注文都達一百餘頁，幾佔該書每冊的四分之一，可見用力之深。
由於梁啟超旅日時間較久，日本一定藏有《飲冰室合集》未曾收進的佚文。我在旅日期間，也在日本國會圖書館、日本外務省檔案館等處尋找到一些未刊函稿，寫了《日本康、梁遺跡訪問》，輯入《乘桴新獲》。但畢竟時間短暫，見聞有限。《梁啟超年譜長編》日文譯本就載有前所未見的文稿，如1899年5月18日梁啟超在神戶中華會館的演說等，都是很有文獻價值而鮮為人知的資料。又如1899年（光緒二十五年四月）梁氏寫的《日本友人有以北支那山水圖冊索題者，為佔一絕》：
是他寫給日本友人瀧川儀的，今藏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譯註將梁氏手跡在書端影行。這些，都是前所未見的。
島田虔次是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教授，日本學士院會員，有《近代思維在中國的挫折》、《中國的傳統思想》和《朱子學和陽明學》等著作，不幸於2000年3月去世。我和他在上海、京都多次晤談。他去世後，我寫了《悼念島田虔次教授》一文，經岩井茂樹翻譯，在日本《東方》雜誌2002年第3、4期連載。島田最後一項譯註，就是《梁啟超年譜長編》。書籍甫出，狹間直樹教授即囑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和岩波書店陸續寄贈，並謂第五卷準備附出“勘誤表”，囑我閱後提供意見。今年6月中旬，參加此書編譯的小野和子教授來滬，也以此相囑。作為較早閱讀此書的中國讀者，我當然應該寫些讀後感。但說到“刊誤”，那總是很難避免的，日本譯本已經“勘”出先前出版各書之“誤”了。這次譯本，難免還有魯魚亥豕。同時，有的雖有疑問，又難確證，如第一卷380頁1898年註二十，底本“鄭稚”，“台版”作“鄭稚□”，日文譯本參照《汪康年師友手札》 ，認為是鄭孝胥之弟鄭稺（稚）星。但據《鄭孝胥日記》光緒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1898年3月3日）記：“稚星自正陽關來。” (4) 那麼，保國會籌組時，鄭稚星不在北京，“□”是否“星”字，似乎還可斟酌。只因我年老體弱，書稿堆積，不能仔細尋求，這是深感愧疚的。
2004年12月10日
原載日本《東方》，第297號。據狹間直樹教授2007年1月函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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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前言，2頁。
(2) 胡適：《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序，6～9頁，台灣，世界書局，1962。胡適序系手跡影行。
(3) ［日］狹間直樹：《梁啟超·明治維新·西方》，見中文本中“日文本序”，8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4) 《鄭孝胥日記》，第二冊，645頁，北京，中華書局，1993。
梁啓超は知識や学問について書いた文章で、フランスのヴォルテール、日本の福澤諭吉、ロシアのトルストイを「世界三大啓蒙思想家」のトップとして紹介し、三人の生涯や功績を紹介している
***http://reader.epubee.com/books/mobile/67/67806027be4d7427008e8718b77485c5/text00030.html
《梁啟超年譜長編》日文譯註
日本島田虔次教授譯註的《梁啟超年譜長編》五巨冊，已於今年由岩波書店陸續出版了。
1929年梁啟超逝世後，樑的親屬和朋友們為了紀念這位有影響的歷史人物，決定編輯《飲冰室合集》和《梁啟超年譜長編》，“並由丁文江和梁思成親自發函，向各處徵集梁啟超與師友的來往信札，以及詩、詞、文、電等的抄件或複製件（原件仍由原收藏者保存）。僅半年左右時間，梁家就收到了大量資料，其中僅樑的信札就有二千多封，其他各種資料仍陸續寄來” (1) 。《梁啟超年譜長編》由丁文江負責，他在1932年暑假以趙豐田為助手，編出初稿。1936年1月，丁文江去世。翁文灝根據丁文江的原意，題名為《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油印五十部（下簡稱“油印本”），每部裝成十二冊，發給樑的親屬和知友作為徵求意見之用。如今上海圖書館就藏有此版“油印本”，上面還有陳叔通的批語。
1962年，台灣世界書局根據歷史語言研究所所藏初稿“油印本”而排印出版（下簡稱“臺本”），書名仍為《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署“丁文江撰”，前有胡適所寫長達15頁的序言。世界書局將原序影行。序文中說：“梁任公先生的年譜是在君先生（丁文江）在北京大學做教授的時期開始編纂的。在君自己是主編人，他請了一位青年學者趙豐田先生做他的助手，幫助他整理編寫他在那幾年裡蒐集的資料。……在君死後，他的朋友翁詠霓把這部沒有經過最後整理修改的初稿本油印了幾十部，分送給任公先生的家屬和朋友，請他們仔細審查一遍，附加評註，然後寄回。……油印本的底本就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保藏的這部初稿本。這部初稿本原藏地質調查所，後來歸史語所所藏。” (2)
1979年，趙豐田在助手的幫助下，將年譜修訂後，交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於1983年出版，名曰《梁啟超年譜長編》，署“丁文江、趙豐田編”（下簡稱“滬本”）。島田虔次教授就是根據“滬本”譯註的。
梁啟超於1898年戊戌政變後流亡日本，直到1912年9月離日歸國。在此期間，雖曾去過澳大利亞、加拿大和美國，畢竟時間不長。他主編的《清議報》、《新民叢報》、《政論》都在日本出版；《新小說》編輯署名趙毓林，實為梁氏主持，在橫濱出版；《國風報》雖在上海出版，但實際主持人還是梁氏，他以“滄江”的筆名在該報創刊號上發表了《論國風》上、中、下。梁啟超還在東京創辦高等大同學校、在神戶開辦同文學校，作過多次講演。這樣，在日本一定存有梁氏詩文、講演、函札，其中不乏《飲冰室合集》中沒有收入的佚篇和可資探討的課題。
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有鑑於此，於1993年4月至1997年3月，歷時四載，開辦了梁啟超研究班，寫出了多篇論文。“在此同時進行的以島田虔次先生為中心的研究小組，還繼續著《梁啟超年譜長編》的翻譯工作。” (3)
《梁啟超年譜長編》日文譯註以“滬本”為底本。參照“臺本”，遇有疑問，進行校改。還多方設法，從北京舊書店購得“油印本”加以核對。儘管所購“油印本”並不齊全，但他們認真負責、一絲不苟的態度，卻是令人敬佩的。
《梁啟超年譜長編》日文譯註的可貴之處，還在於它引用了最新、最有依據的材料進行譯註。如“油印本”對梁氏後人，在“世系表”中只列有思成、思永、思忠、思达、思禮、思同，譯註則根據梁氏親屬吳荔明女士（思莊之女）所寫《梁啟超和他的兒女們》，補充了思順、思莊、思靜、思懿、思寧、思均、思廣等女兒，還注出各自的生母生卒年。譯註還對譜中有關人物的里第、生卒、仕履生平作了註釋，列有《中國人名表》和《外國人名表》，給讀者帶來很多方便。
島田先生精通漢學，對所引經史古籍也酌予註釋。每冊注文都達一百餘頁，幾佔該書每冊的四分之一，可見用力之深。
由於梁啟超旅日時間較久，日本一定藏有《飲冰室合集》未曾收進的佚文。我在旅日期間，也在日本國會圖書館、日本外務省檔案館等處尋找到一些未刊函稿，寫了《日本康、梁遺跡訪問》，輯入《乘桴新獲》。但畢竟時間短暫，見聞有限。《梁啟超年譜長編》日文譯本就載有前所未見的文稿，如1899年5月18日梁啟超在神戶中華會館的演說等，都是很有文獻價值而鮮為人知的資料。又如1899年（光緒二十五年四月）梁氏寫的《日本友人有以北支那山水圖冊索題者，為佔一絕》：
畫圖如此好山水，胡騎秋深自往還。唇鑿興亡天下計，與君橫槊望榆關。
是他寫給日本友人瀧川儀的，今藏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譯註將梁氏手跡在書端影行。這些，都是前所未見的。
島田虔次是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教授，日本學士院會員，有《近代思維在中國的挫折》、《中國的傳統思想》和《朱子學和陽明學》等著作，不幸於2000年3月去世。我和他在上海、京都多次晤談。他去世後，我寫了《悼念島田虔次教授》一文，經岩井茂樹翻譯，在日本《東方》雜誌2002年第3、4期連載。島田最後一項譯註，就是《梁啟超年譜長編》。書籍甫出，狹間直樹教授即囑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和岩波書店陸續寄贈，並謂第五卷準備附出“勘誤表”，囑我閱後提供意見。今年6月中旬，參加此書編譯的小野和子教授來滬，也以此相囑。作為較早閱讀此書的中國讀者，我當然應該寫些讀後感。但說到“刊誤”，那總是很難避免的，日本譯本已經“勘”出先前出版各書之“誤”了。這次譯本，難免還有魯魚亥豕。同時，有的雖有疑問，又難確證，如第一卷380頁1898年註二十，底本“鄭稚”，“台版”作“鄭稚□”，日文譯本參照《汪康年師友手札》 ，認為是鄭孝胥之弟鄭稺（稚）星。但據《鄭孝胥日記》光緒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1898年3月3日）記：“稚星自正陽關來。” (4) 那麼，保國會籌組時，鄭稚星不在北京，“□”是否“星”字，似乎還可斟酌。只因我年老體弱，書稿堆積，不能仔細尋求，這是深感愧疚的。
2004年12月10日
原載日本《東方》，第297號。據狹間直樹教授2007年1月函告
————————————————————
(1)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前言，2頁。
(2) 胡適：《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序，6～9頁，台灣，世界書局，1962。胡適序系手跡影行。
(3) ［日］狹間直樹：《梁啟超·明治維新·西方》，見中文本中“日文本序”，8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4) 《鄭孝胥日記》，第二冊，645頁，北京，中華書局，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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