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歷史世界》、《余英時回憶錄》，以及《余英時談話錄》
1950年到1978年在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任文物研究員，1978年到1988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任研究員。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期間遇上文化大革命。軍管會的軍代表指著他工作室裡的圖書資料說：「我幫你消毒，燒掉，你服不服？」「沒有什麼不服，」沈從文回答，「要燒就燒。」於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說》在內的幾書架珍貴書籍被搬到院子全都燒毀[來源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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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從文（1902年12月28日－1988年5月10日）
1950年到1978年在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任文物研究員，1978年到1988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任研究員。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期間遇上文化大革命。軍管會的軍代表指著他工作室裡的圖書資料說：「我幫你消毒，燒掉，你服不服？」「沒有什麼不服，」沈從文回答，「要燒就燒。」於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說》在內的幾書架珍貴書籍被搬到院子全都燒毀[來源請求]。
中央研究院
我一九七一年第一次去臺灣，前後一個多月。從那以後，我才和臺灣學界直接聯繫起來了。在臺北，每個禮拜去素書樓找錢穆先生談一個晚上，那時候他精神很好。
一九六八年，錢先生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那時候胡適已經逝世了。第一屆院士當然沒有人提名錢先生。胡適當院長時，嚴耕望跟胡適關係很好。胡適很佩服嚴耕望，嚴耕望就跟胡適建議：在你的手上，錢先生當中央研究院院士，這個研究院才像樣。但是，錢先生本人已經不需要空的名譽，因為他在國際上早已有名了，而且香港大學、耶魯大學早已給他名譽博士學位了，全世界都知道中國漢學界除了胡適就是錢穆。如果錢先生沒有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對於胡先生領導學術界有很大的傷害，胡適很願意提名他，也準備提，但是院裡面有許多人反對，所以沒有成功。胡適還想跟嚴耕望解釋，也不好解釋，就過去了。胡適逝世後，許多人大概覺得錢先生不能不當選，說不過去了，對中央研究院形象不大好：好像當選院士的人都是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這一派風格的人。這對錢先生關係反而小，他也不在乎了。還有一次要提名他，錢先生拒絕了。最後，楊聯陞先生都來勸錢先生接受。楊聯陞先生那時候告訴我：一九六八年他第一次到中央研究院開會，就是為錢先生來的。錢先生那次幾乎是全票當選的，大家都覺得不選他不像話。我後來在王世杰日記中看到一條：錢先生寫信要求王世杰撤回，他不想做院士。王世杰回信表示：這是評議會決定的，我個人不能採取任何行動，沒有辦法。錢先生並不情願做院士。
一九四八年第一屆選中央研究院院士，錢先生就認為：有八十一個人，我都不在裡面。但是當時可能是沒有人提他，因為提名都是有關係的人。那時候還沒有院士，都是評議會的人提名，好像沒有人正式提出他的名字來，所以無從提起。最早在胡適的名單上，連顧頡剛都沒有。後來顧頡剛的名字才上去，那時候很多老先生也沒有被提名。第一屆很難說，錢先生當然覺得他不在任何人之下，不過他後來對中央研究院院士也沒有什麼興趣了。一九七四年我當選院士以後，他來過中央研究院，也不大說話的。
王汎森看見過資料，第一屆最早的名單裡有我父親的名字，那時候太多人了。被提名投票的大概一百多個人，最後選出來只有八十一個院士。
一九七四年，嚴耕望、邢慕寰提名我當院士，我也推辭過。嚴耕望第一次打電話，我都沒有接受。後來，邢慕寰跟我關係特別，讓我不要管。我說：我還太年輕。文科很少年輕的院士，而理科必須年輕，不年輕就出不來。歷史學是要時間慢慢磨的。院士，那時候在我個人沒有特別看重，是一個榮譽就是了。實際上對我也沒有用，我當選以後，在美國從來沒有用過這個頭銜。後來臺灣出版社要賣書，才把院士提出來。
一九七四年我剛好在香港。像羅香林先生那麼大的名家，那一屆也提名了，也沒有當選，我並不覺得我那時候比羅香林好。有些東西很難說的，不能做一個絕對標準。
中央研究院院士選舉是沒有人能控制的，有好多次選舉，第一次是提名，然後五個院士來評，同一個專業的人來提名。比如我們懂歷史的人不能提名文學的，不能說他名氣很大，要說明他的具體貢獻，這就很難。如果是一個新的行業，就很難進來了，現在行業越分越細，有的行業我們都不知道，只能尊重專業的意見。提名完了還要進評議會，在評議會裡如果不能過半數，就不能通過。再到院士會，現在有兩、三百人，都要投票，過百分之七十的票才能當選。困難極了！這個選舉不是那麼簡單，誰是誰不是，都沒有辦法的，而且不能把沒有當選的原因說出來。
我當選院士時，蔣介石還是總統，不過已經不大出來了。那時候代表總統府招待院士的是嚴家淦，另外蔣經國以行政院長的身分招待過一次。一九八○年，蔣經國找我和劉廣京等人到總統府小規模地談過一次話，我跟蔣經國也沒有深入談過任何問題。一九九三年，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先生遞出辭呈。我和李遠哲、錢煦三人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長的候選人。我當然不會做了，不過照例總統都要見一見。那時候很明顯，他們要找李遠哲做院長，但是人文、生物方面都要有候選人，所以我和錢煦就掛個名。
我和臺灣領導人在政治上關係很疏。美麗島事件時，我用英文投書到《紐約時報》，為黨外人士抱不平。我認為美麗島事件是平常的事情，不應該抓人。我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
吳大猷
我跟吳大猷先生接觸不少，我們一塊討論過人文與科學，後來私人關係也很密切。我偶爾回臺灣，就找他聊聊天，那時他一個人住在中央研究院外頭。他喜歡音樂，我就買點音樂唱片送給他。他跟陳雪屏先生很熟，是老朋友。
吳大猷是很爽快的人。胡適非常信任他，要不是胡適把他拉回去，他大概不會跟中央研究院有密切的關係。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1955-1967，改制）是由胡適提議，請吳大猷寫具體計畫的。余紀忠曾經跟我講，他給總統寫過長信，提議讓我去接吳大猷當中央研究院院長。我說：我沒有興趣，絕不搞行政。我在香港做了兩年行政，已經夠了，把時間花在行政上，對我講沒有什麼道理。我想我的選擇是對的。因為人事不是我所長，我沒有耐心跟每個人都敷衍。做行政就不能直來直往，要為整個院著想，而且也沒有什麼作為，每個研究所差不多是獨立的，不懂，也不能管。
吳大猷相當有人文修養，還給一些刊物題字。他是老一輩的學者，雖然搞科學，但是人文修養沒有斷。像楊振寧、李政道都是他的學生，是他培養出來的。吳大猷很清楚地告訴我，他阻止蔣介石搞原子彈，讓蔣介石打消這個念頭，而且真的發生作用。第一，原子彈代價太大；第二，打起仗來不能向中國大陸扔，不能打中國人。所以，臺灣搞原子彈沒有任何戰略上的意義，他阻止了。事實上，自從美國投原子彈到日本以後，也沒有人敢用原子彈。
陳雪屏
一九七一年，我和太太陳淑平第一次去臺北看她父母，在她家住了一個多月。我們已經結婚七年了，我還沒有見過她父母。
我看到岳父陳雪屏先生的時候，他基本上已經是退休的人了。他本來在哥倫比亞大學學心理學，後來到北京大學教育系教心理學。抗戰時期到昆明西南聯大，國難期間，國民黨希望教授能共度黑暗，那時候他參加了國民黨，他還跟湯用彤商量過，湯用彤認為他應該做點事情。那時候馮友蘭也參加國民黨，國民黨是黨化教育。陳雪屏先生還做西南聯大訓導長，國民黨希望訓導長甚至系主任必須是黨員，這樣他就可以保護西南聯大了。他實際上是站在西南聯大的立場上，維護學術獨立，希望黨不要干預，自己做黨員，就把它擋住了。抗戰復員的時候，恢復北大，傅斯年管北大，他管先修班。過去所謂「偽北大」怎麼處理，他主要負這個責任。到胡適來的時候，這個先修班已經結束了，他就做訓導長，做了一年多，因為青年鬧學潮很厲害，後來國民黨就調他去做青年部長，一九四七年到南京。在一九四八年，教育部讓他代理過一段時間教育部長，我看金毓黻的年譜上還有打電報祝賀他。
北平圍城的時候，他從南京派飛機到北大接教授，能出來就出來。但是當時一般的教授都不願意走，因為一家十幾個人怎麼走法？又是內戰，不是外戰，所以許多人不走了。接胡適是他打電話安排的，這事《胡適日記》上有記載。陳寅恪也是因為他的關係接出來。那時最有名的人，一個是胡適，一個是陳寅恪。
一九四九年去了臺灣後，陳雪屏先生最初是辦教育。陳誠做省主席，請他去，做了相當長時間的教育廳長。陳誠跟蔣介石之間也有權力鬥爭，因為是陳誠請他去的，所以他也是陳派拉攏的自由派領袖人物，包括胡適、蔣夢麟、王世杰、梅貽琦，這些人都是北大、清華的老教授。本來蔣介石最信任的人就是陳誠，國民黨在臺灣最重要的機構是改造委員會，這是國民黨新組織，從南京開始就用了，到臺灣，有幾十個人是改造委員會委員，要重新改造國民黨。最初大家是一致的，後來因為蔣經國和陳誠的衝突而分化，蔣經國後來跟吳國楨的衝突也是這樣來的。
同時，陳雪屏先生在臺灣大學教書，一直住臺灣大學宿舍，始終沒有住官邸。他覺得自己的基本身分還是要保持，就是做官的時候，也是住臺灣大學宿舍，一直住到去世。
臺灣大學
傅斯年雖然很短命，但他奠定了臺灣大學的基礎。
一九四九年以後的臺灣大學並不是轉型成功。有一點我們沒有注意：日本人是全力在辦臺灣帝國大學的，基礎非常好，國民黨不可能一下子辦好臺灣大學的。不過，現在大家不肯給日本人任何功勞。日本人把它辦得跟東京帝國大學、京都帝國大學一樣，全力以赴辦成模範的大學，當然這個大學最好的是醫學方面。那時候日本的教授遣回，許多大陸逃難的教授包括蕭公權等人去了，像中央大學史學系的沈剛伯、張貴永在西洋史非常有成就，都參加歷史系，傅斯年把史語所的人帶去了，像李濟之、凌純聲、勞榦，所以人才濟濟。傅斯年去了臺灣大學，把學校的規模定下來以後，主要是不要黨過分干涉學校，他的功勞是在這裡。奠定基礎以後，他死了，錢思亮繼承，本來要請胡適回去的，胡適不肯。胡適說，傅斯年生前寫信，他能把臺灣大學辦成這樣，完全是靠一個人幫忙：教務長錢思亮。錢思亮以前也是北京大學化學系很有名的教授。所以，胡適推薦錢思亮做校長。當時以為通不過，國民黨可能要找自己的人，後來大家看在胡適的面子上，就讓錢思亮繼承了。錢思亮為人溫和厚道，但是也有原則，有抗拒力，他知道胡適可以支援他。所以，國民黨不敢在臺灣大學很猖狂，如果很猖狂，殷海光在臺灣大學的講學早就沒有了，不可能在臺灣大學這麼多學生跟著他。這個自由主義的傳統是靠傅斯年開了一個頭，胡適在背後做一個暗暗的保護者。
臺灣大學之所以重要，我認為傅斯年的貢獻就是一開始把黨的力量排除在外面，把北大、清華「教授治校」的方法搬到臺灣大學了。一九五○年代，臺灣的幾個官員下臺了，一個是教育部長程天放，一個是臺灣省政府的秘書長浦薛鳳，他本來也是清華大學的政治學教授，可是多年從政。兩人都想到臺灣大學去教書，別的學校一定擋不住的。這時候臺灣大學的「教授治校」就發生作用了，教授會否定，就進不來了。這是一個具體的例子，高官下臺，想到臺灣大學教政治學，被臺灣大學教授會否定了，這就可以保持獨立的學術精神。
臺灣大學剛開始還沒有研究所，因為想請的教授有些不來，當時也想把朱光潛等人請來的。一九四九年後，如果不改變傳統的話，北大、清華當然會比臺大辦得好，它們的基礎比臺大好。但是一家之言變成絕對的金科玉律，就像回到傳統時代尊重孔子「定一尊」。學術一旦「定一尊」就完了。
余英時（1930~2021），祖籍安徽潛山，燕京大學肄業，香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曾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和當代漢學泰斗楊聯陞。1974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歷任哈佛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2001年6月自普林斯頓大學校聘講座教授榮退。2006年獲得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第一屆唐獎得主。著有《歷史與思想》（1976）、《論戴震與章學誠》（1976）、《紅樓夢的兩個世界》（1978）、《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1980）、《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1984）、《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1987）、《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1987）、《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1995）、《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1998）、《朱熹的歷史世界》（2003）、《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2004）、《中國文化史通釋》（2010）、《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2011）、《方以智晚節考》（2012）、《論天人之際》（2014）、《余英時回憶錄》（2018）、《史學與傳統》（2021）等多種。
書名：《余英時談話錄》
作者：余英時口述．李懷宇整理
出版社：允晨
出版時間：202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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