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牧書簡有提到你耶！」
誰知後面還有，記得是洪範葉先生寫的信，那時不知幕後老闆是瘂弦與楊牧，我
洪範葉先生寫的信
我回覆葉先生的信。說我已答應給誰家出，謝謝他之類，語氣雖客氣，但此信一出，想必楊牧是不高興的，從此再無關聯，之後一切難言，我的文章很少在聯副出現，聯文完全沒有，之後十幾年，無論怎麼努力都回不去了！這是我自己的問題，不能怪別人。
疫情初，楊牧過世，紀念文如大江大海，我想為他作些什麼，拖延了一年，中文系幫他編了一本《葉過林隙》，我寫的紀念文隔著遙遠的距離，同時舉辦楊牧研討會。那一年我過得糟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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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己 之 感
《新文學史料》今年第二期發表了葉聖陶先生的日記：《在上海的三年》，其中與我有關的有兩段：一九四六年六月三日，記云：「朱經農來，言擬好好辦光華大學，邀余與予同任教，並托余拉施蟄存為國文系主任。余言自己不任大學教師，拉施君則可以效力，因致書蟄存。」又，七月三十一日記云：「施蟄存來，渠已允就暨南教職，因可有房子住，光華方面只得辭卻。」
這件事，我早已忘卻，如果不見聖翁的日記，恐怕永遠不會回憶到。現在，聖翁的日記幫助我回憶起這件事，同時也使我想到這件事一直是一個未解的謎。
我於一九四六年春，從福建三元隨江蘇學院復員，先在上海家裡住了一二個月，訪問了多年未見的老朋友，也到開明書店去過，見到葉聖陶、周予同、王伯祥、徐調孚諸人。隨後我就到徐州江蘇學院新校舍授課。在徐州，我收到葉聖陶的信，問我下學期的工作情況。他說，朱經農將出任光華大學校長，正在組織教師班子。希望我去光華當中文系主任，托他寫信徵詢。我收到聖陶的信後，覺得一時還無法決定。雖然我很想回上海工作，但江蘇學院能否同意，還未可知。因此，我就覆信給聖陶，請他轉達朱經農，且待放暑假時回滬再說，好在只有一個多月了。
七月中旬，我回上海遇到劉大傑，才知道他已決定就暨南大學校長李壽雍之聘，任暨大文學院長。同時才知道江蘇學院同事鄒文海亦已決定為暨大教務長，周栴為法律系主任，他們和李壽雍都是舊交，我又知道江蘇學院院長戴克光本人也在活動換一個工作，這樣我自己就決定脫離江蘇學院，由劉大傑、鄒文海的推薦，接受了暨南大學的聘書。這一決定的主要動力，是因為暨大在辣斐德路（今復興中路）分配到一座大樓，作為教師宿舍，我雖家在上海，但老家人口多，擠不下，要想把小家庭分出去。暨大庶務處在大樓中分配給我二個房間，一西一東，便解決了我的居住問題。因此，我於七月三十一到開明書店編輯部拜訪聖陶，把我的情況告訴他，並請他代我向朱經農道歉。
聖翁日記中所記的這件事，就這樣結束了。但它始終留下了一個謎，使我不解，我和朱經農毫無關係，也沒有見過，他為什麼忽然看中我，要我去當中文系主任？起初我以為是由於周予同或葉聖陶的推薦，但一問之後，才知並非如此。當時雖然各大學之間消息靈通，但這件事卻沒有人說起，這個謎從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八六年六月，我始終無法解釋，甚至連這件事也早已忘了。
最近，有一個朋友從青海來信告訴我：在新出版的《胡適來往書信選》中有一封信中提到過我的名字。我和胡適也未曾有過關係，更未嘗通信，這部書中怎麼會有我的名字？趕緊去把這部三厚冊的《書信選》借來，果然在中卷第64頁上看到一封朱經農致胡適的信，內容是向胡適匯報中國公學情況的。其中有一段云：「文理科學長由黨部推薦李青崖主持，弟以其與君武先生感情素好，又為黨部所推重，當可持中庸之態度。不期其對楊鴻烈兄竟不能相容，其態度之狹隘令人失望。此次文理科教授變動最多，文史系方面新請教員，大抵為文學研究會中人，如鄭振鐸、李石岑、孫俍工、施蟄存等，也還過得去。……其組織最弱者為法科之政治經濟系，將來若有問題，必從此系發生，葉秋原為系主任，已覺平常，教授亦無出色者，學生甚盼一涵回來，然一涵決不肯來……」
我看到這封信，才恍然大悟，解決了一九四六年的謎。原來中國公學的這一件事，我也早已忘記得一乾二淨，沒有這封信的幫助，連回憶都無法追尋了。
這是在一九三一年春，我在辦水沫書店。李青崖來邀我到吳淞中國公學去擔任文預科的國文課教員，每週去二次，每次上課二小時。當時我以為李青崖只是新任國文系主任，卻不知道他還是文理科學長。我在水沫書店的編輯工作，是半僱員，半朋友義務，每月支取的生活費不到一百元，正想在上海找個固定的副業，以貼補生活，李青崖答應我每教時三元的薪給，對我不無小補，我就答應下來。過了幾天，他送來了一份聘書：寫明聘請我為預科兼任教授，沒有任課時數及薪給數，由校長馬君武署名簽發。算來這大約是一九三一年三月間的事。
我原來只是個中學教師，沒有教過大學生，到中國公學上課，教的是大學預科一年級生，只等於現在的高中二年級，上國文課也並不感到困難。在每次到校上課的時候，才知道這個學校已鬧過幾次學潮，李青崖進中國公學後，解聘了國文系教授楊鴻烈，馬宗霍，他們都是胡適當校長時聘請來的，學生也都滿意。李青崖突然解聘了這二位；拉進了自己的朋友，學生中頗有波動。我莫名其妙的成為李青崖的私人。馬宗霍被解聘後，拂袖而去。楊鴻烈的表現很不好，他住在校舍中，硬是不肯遷出，還大罵李青崖，弄得很僵。葉秋原是我的朋友，杭州人，新從美國得了一個社會學碩士學位回來。李青崖請葉秋原來代替高一涵，當然比不上，學生聽過高一涵的課，再聽葉秋原的課，當然會感到「平常」。
我到中國公學上課不到三星期，學潮又起，不過我並不清楚其中黨派鬥爭的真相，只是有好幾次去上課，都碰上學生罷課，聽聽學生的控訴，顯然有「擁馬」和「倒馬」二派。
大約馬君武校長此時已不到校，我也沒有機會見到他。
我在中國公學任課，勉強維持到六月，學潮未平息，提前放暑假，於是結束了我的教學任務。馬君武、李青崖都下了台，下學期學校也不請我了。
朱經農這封信寫於一九三一年五月十日，正是我在中國公學兼課的時候；這時他已就任中國公學副校長之職，馬君武已去，李青崖仍在。正校長邵力子，是掛名的。胡適是中國公學董事長，所以朱經農常有信給胡適。匯報中國公學情況。《書信選》中朱經農給胡適的信，關於中國公學的，不止一封，我在這些信中，才知道當年中國公學的內幕，這些情況，當時都一點也不知道。
朱經農對李青崖很不滿意，在這封信中卻提到我，和鄭振鐸、孫俍工、李石岑一起，許為「也還過得去」的教員，可見他對我們四人，並不因為是李青崖的私人而有所歧視。不過，對於鄭振鐸、李石岑、孫俍工三位，「也還過得去」的評價似乎太低了。至於我，自己知道，作為初出茅廬的大學教師，確是剛剛及格而已。
十六年之後，朱經農還想請我去擔任光華大學中文系主任，可知他對我一直在注意，認為從前那個「過得去」的教員可以當系主任了。但是我始終沒有見過朱經農的面，也絕不知道這些情況。直到最近幾天接連看到葉聖陶的日記和朱經農給胡適的信，這個謎才得到解釋。
古人云：「人生得一知己，可以無憾。」知己朋友，確是難得，平時最相熟的朋友，也未必就是知己，素不相識的人，更不易成為知己。朱經農從來沒有在我的師友之列，可是，他關心了我十六年之久，我卻絕不知道，直到四十年以後的今天，才明白過來，我豈能沒有知己之感，可惜我感得太遲了。
一九八六年十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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