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13 2015 日

近9點，香燕來電約去竹圍訪問許達然夫婦。

小燕說她準備不及。買燒鴉等便當、魯味等。到頂樓21層露天午餐、大聊。



題外話：今天許老師給我一本掌中詩集 (共16頁；編號16)，笠50年紀念。

「臺灣詩裡的疏離和抗議，1924~1945」是台南文化局主辦的"2015臺南福爾摩莎國際詩歌節"，受邀"專題演講論文" (A4，42頁，英文摘要3頁，中文引用書目1頁--p.43，英文引用書目15頁)。

志峰，今天與許達然談，他說有2本未發表的散文集，幾可出版。請給我你的電子信箱，我給你們信，之後，你們可以通信討論。

黎烈文教授手迹資料展 (2014年11月28日)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從初二起，1966，就開始讀黎烈文翻譯的法國文學。

如今他已110歲了。我似乎記得，他到法國從中學學起。(這情況，跟現在德國漢學家莫芝宜家(Monika Motsch)到台北的仁愛國中上課類似。)

後來，我從許達然、楊牧等前輩的作品知道：他們也讀黎先生的中譯小說。

2015.9.13 我稍微跟許達然談他的學士畢業論文，他是用英文寫的，主題可能是"西方近期拿破崙文獻的研究"，也牽涉到法文。我早知道黎烈文教授當年到東海大學兼課，教法文，而在山上，他與學生如許達然等的交往密切，告訴學生許多他與魯迅的交往---我相信黎烈文教授很少跟臺大的師生說這些。http://hclectures.blogspot.tw/2014/11/blog-post_27.html









季季專文：我與張愛玲的垃圾
季季 2015年09月12日 06:00


「妳和張愛玲的垃圾，會有什麼關係呢？」


看到這篇文章題目的讀者，想必都會有此疑惑。



是的，我必須說，我和張愛玲的垃圾沒有直接的關係。我不可能去掏張愛玲的垃圾﹔當然，也不可能去掏任何人的垃圾。這不是因為我的職業並非清潔工人，而是我從小受的教養－－尊重他人的隱私。

每一個丟棄的垃圾，多少都有一些個人的隱私﹕賬單，收據，信件，札記，甚至日記和照片。它們既然被處理為一袋主人想要湮滅的垃圾，我們就必須尊重那袋（或那些袋）垃圾－－一袋封閉的垃圾，當然也是絕對隱私的。


「既然這樣，妳和張愛玲的垃圾，怎麼可能有什麼關係呢？」



是的，我甚至必須說，我和張愛玲的垃圾，最好連間接的關係也沒有。

然而，事實卻非如此。

張愛玲已於今年9月8日大去(註1)。對於過往的事情，我不能用「我希望…」這樣的語句。我只能說，非常不幸，也非常遺憾，在錯綜複雜的因緣際會裡﹔在人生某個階段的特定時空裡，我間接的接觸到張愛玲的垃圾：有人在遙遠的太平洋彼岸，要把張愛玲的垃圾丟給我。但是，我拒絕了。

事後回想整個事情的經過，我仍然非常為張愛玲感到悲哀。這件事不是一個單純的「張愛玲垃圾事件」，而是一件「文化界的垃圾事件」。


決定回顧這件垃圾事件的經過，我無意傷害或指責任何人。我比較誠懇或甚至嚴肅的出發點是，媒體對作家私生活的尊重，以及作家與作家之間的彼此尊重。如果你喜歡一個作家，崇拜一個作家，欲見其人而不可得，竟至於去掏作家的垃圾，這絕不是尊重之道，而是一種羞辱。

作家的存在意義，最重要的是創作。透過文字，作家以他的智慧呈現不同的作品風格，架構，人物，感覺，對話，期待，想像…。作家的責任是以文字與世人相見，不是以臉孔與世人相親。在這一點上，張愛玲嚴守分際，善盡職責。現在有些作家喜歡以臉孔與世人相親﹔「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但是大部分文化界的人都知道，張愛玲並不喜歡以臉孔與世人相親，尤其自1972年幽居洛杉磯之後。

那麼，為什麼有人偏偏要去做張愛玲不喜歡的事？為什麼有人偏偏要去做傷害、羞辱張愛玲的事？

1988年12月，張愛玲從莊信正先生處獲知我對「垃圾事件」的處理經過後，我收到了她寄來的聖誕卡。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話是﹕

「感謝所有的一切。」

許多人批評張愛玲冷漠。冷漠無涉道德。但從張愛玲的這句話裡，我的感受是張愛玲並非冷漠，而是對某些人、某些事，不屑相與。

1988年9月1日，我抵達美國愛荷華，住進愛荷華大學學生宿舍「五月花」大廈的八樓。那一層樓在每年的8月到11月底，都提供給參加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的各國作家居住﹔每年大約三十多人。那年應邀的華文作家，台灣地區是蕭颯與我，大陸地區是白樺與北島。

愛荷華是個大學城，人口不足五萬，很安靜，簡樸，美麗。「五月花」大廈面對愛荷華河，河岸遍植垂柳，秋天裡隨風搖曳，頗有詩畫之意。有位中國作家酷愛釣魚，常在凌晨去愛荷華河邊釣魚，天亮之前回到「五月花」，漁獲塞滿冰箱冷凍庫。按照美國法律，釣魚須有執照。這位到訪作家當然是沒有執照的。選在凌晨前去，一來不易被人發現，二來據說魚兒容易上鉤。作家對此不敢大肆張揚，以免招來國恥﹔但又頗為沾沾自喜，引為旅居愛荷華的一大收穫。關於觸犯美國法律，他的說詞是﹕「只要不被抓到就好﹔反正河裡那些魚，美國人是不吃的，釣也釣不完。」

「那個作家釣魚，和張愛玲的垃圾又有什麼關係呢？」

是的，釣魚和垃圾沒有關係。但是偷釣魚和偷別人的垃圾，都是觸犯美國法律的﹔而違法的兩個行為者，都是中國作家﹔一個寫詩，一個寫小說。

I WP的活動，包括參觀，訪問，座談，演講，旅遊。這些活動都不參加也沒關係－－你儘管閉門寫作，沒有人怪你冷漠。那時我的工作是台灣C報的副刊主編，需和台北的辦公室常通電話或傳真。當年傳真機還不普遍，而兩地時差十多小時，晚上十一點多，蕭颯常陪我散步二十多分鐘，去城中心的影印店傳真稿件回台北。

10月中旬，我們開始出外旅遊，第一個去拜訪的是住在愛荷華鄰州－密蘇里州聖鹿邑市的鹿橋先生。

鹿橋七○年代以《未央歌》馳名海內外，後來又以《人子》轟動一時。《未央歌》一直是台灣的大學生最喜歡讀的小說之一。如以階段性的熱潮而論，張愛玲在淪陷時期揚名上海灘，鹿橋七○年代在台灣文壇的聲望則超過張愛玲。但1979年秋天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中文版在台灣出版後，張愛玲在台灣文壇的聲望凌駕所有中國作家之上﹔因為夏志清寫〈魯迅〉（第二章）僅二十八頁，寫〈張愛玲〉（第十五章）的篇幅則多達四十二頁。

「那麼鹿橋與張愛玲的垃圾，又有什麼關係嗎？」

當然也是沒有的。

但是鹿橋與張愛玲，在創作的出發點上，曾經有非常特殊的關係﹕1940年，他們在《西風》雜誌三周年紀念徵文中同時列名﹕鹿橋名列第八，張愛玲名列第十三。當時鹿橋二十一歲（1919年生），就讀於雲南昆明西南聯大，得獎作品〈結婚第一年－－我的妻子〉﹔張愛玲二十歲（1920年生），就讀香港大學，得獎作品〈我的天才夢〉。

依據1940年4月16日《西風》副刊第二十期「徵文揭曉啟事」，這項以「我的…」為主題的徵文，來稿685篇，作者身分「有家庭主婦，男女學生，父親，妻子，舞女，軍人，妾，機關商店職員，官吏，學徒，銀行職員，大學教授，教員，失業者，新聞記者，病人，教員及慈善機關工作人員，流浪者，囚犯等﹔寄稿的地方本外埠、國內外各地皆有…。」

編者在啟事中又說，他們評閱稿件，是以「內容、思想、選材、文字、筆調、表現力量、感想、條理、結構等條件為準則」﹔「自信確曾用著冷靜的頭腦、公正的態度、客觀的眼光，把投稿者每篇心血之作詳細閱讀過。」

這項徵文，原訂獎額十名。「因精采文章實在太多」，《西風》決定另增三個「名譽獎」﹔張愛玲的〈天才夢〉，即是名譽獎的第三名。

我們如今不知《西風》當年徵文的評審是哪些文壇名士，但以得獎者後來的創作軌跡來看，得獎與否及得獎名次先後，與一個作者的終身成就絲毫無傷﹔但也可能絲毫無助。例如當時以〈斷了的絃琴－我的亡妻〉獲得第一名的水沫先生（上海人），現在有誰知道他呢？─ ─如果水沫是巴金或汪曾祺或錢鍾書的筆名，當然另當別論﹔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1994年秋天，張愛玲獲得第17屆「時報文學獎」的「特別成就獎」。12月3日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表得獎感言〈憶西風〉，猶耿耿於懷重提當年參加徵文比賽名列十三的往事﹕「十幾歲的人感情最劇烈，得獎這事成了一隻神經死了的蛀牙，所以現在得獎也一點感覺都沒有。隔了半個世紀還剝奪我應有的喜悅，難免怨憤。」最後一段且說﹕「五十年後，有關人物大概只有我還在，由得我一個人自說自話，片面之詞即使可信，也嫌小器，這些年了還記恨？」

然而張愛玲的這段「片面之詞」，並非「即使可信，也嫌小器」，而是不盡符合事實。如果她說的「有關人物」是指徵文主辦單位的主其事者（包括評審），或許「大概只有我還在」勉強接近事實﹔如果「有關人物」包括了在她之前的十二位得獎者，則「大概只有我還在」就離事實太遠。

張愛玲為文行事一向極為細膩，冷靜，她用了「大概」及「片面之詞」這樣的字眼，表示她對時隔五十多年的人事變遷，並無絕對肯定的答案。而人世幻變，事實亦非她所能料－－何況已經與世隔絕，幽居二十二年？

例如名列第八的鹿橋先生，目前仍住在聖鹿邑市，身體還算健康(註2)。另一位南郭先生，也名列張愛玲之前（名譽獎第二名），尚在人世，只是並不健康。南郭本名林適存，比張愛玲大五歲（1915年生），中央軍校畢業，當時在貴州遵義從軍，得獎作品是〈黃昏的傳奇－我的第一篇小說〉。1954年南郭由香港到台灣後，主編過《作品》、《幼獅文藝》等文學月刊，也主編《中華日報》副刊十二年，出版了26部散文及長短篇小說。聽說近年備受老人癡呆症困擾，返回大陸度殘生(註3)。至於其他得獎者，或許有人還在大陸或住在這世界的某個角落，只是未以文字與我們相見，也就渺不可知其存亡。

我與蕭颯造訪聖鹿邑時，鹿橋剛從密蘇里州華盛頓大學退休，忙著整理從學校搬回家的大批書籍資料，準備分門別類捐贈各大學。鹿橋心胸開闊，一路往前，很少緬懷過去，和我們談的都是退休後計畫做的事和計畫寫的文章，特別是有關中國建築與文化的問題﹔沒有談到張愛玲，也沒有談到《西風》徵文舊事。

10月底萬聖節前夕，蕭颯與我由聖鹿邑到了加州聖地牙哥。那時鄭樹森執教於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孤家寡人，沉迷書堆，蕭颯與我住在李黎家，他每天都抽空來聊天。鄭樹森精研文學經典，也雅好文人逸事，天南地北閑聊之中，我們也談到了大家都關心的張愛玲近況。不過我們所談亦多只是二手傳播，詳實待查。

鄭樹森居所與李黎家僅一街之隔。但李黎說，到她家做客的文友，無人能夠走進鄭樹森的大門，即使當時蕭颯與我熱切示意，他亦只是笑而不答。據李黎的非正式說法，鄭樹森藏書太多，客人進到他家也許無立足之地，或者客人也許會窺視他的藏書，使他坐立難安…。總之，鄭樹森給予我們的待客之道，規格與其他文友相同。李黎說﹕「鄭樹森沒有客廳，我家的客廳就是他的客廳。」我對鄭樹森說﹕「你的生活和張愛玲相比，有一部分已經很接近了。」他仍是笑而不答。

在聖地牙哥的第三天深夜，我接到報社董事長的電話，囑我半個月內必須回到台北，因為報紙11月下旬要改版。台灣在1988年1月開放報禁，競爭激烈﹔11月底改版，當然是為了次年更激烈的競爭。

張愛玲為她的英文原作《中國人的生活和時裝》配的時裝圖

回到台北兩天，我就接到D小姐從洛杉磯打來電話，問我是否已看過她寫的一篇有關張愛玲的報導文稿？

原來我回到台北之前，她的稿子已寄至「人間」副刊辦公室。她亦打過電話來問代理主編張大春是否發表，大春決定把那包讓他覺得燙手的垃圾問題留給我﹔不過他把稿子帶回家看後，忘了帶回辦公室。

半個月之後，我才讀到D小姐的稿子。在那之前，D小姐已經又打過四五次電話。我讀過D小姐的一些小說，她是文壇新人，遠在美國，多次接到她的國際電話，使我很覺不安（因為電話費很貴），但也感受到她的急切和焦慮。

看完D小姐的萬字稿，我長嘆一聲，悲憤莫名。簡單的說，D小姐要向張迷報告的，就是張愛玲的垃圾內容。如果以純粹的新聞角度而言，這可算是一篇獨家報導。－－有誰見過張愛玲的垃圾？

1943年之後，讀者很容易走進張愛玲的小說世界﹔1972年之後，要走進張愛玲的生活世界難如上青天。1988年，D小姐雖然未能如願「走進」張愛玲的生活世界，卻確實「靠近」了張愛玲－－租住在張愛玲隔壁的房間。

D小姐的報導，大致是說，「在一次偶然的機緣裡」，她得到張愛玲的住址，寫了一封信去，「希望能採訪她」。類似的信件，到了張愛玲手裡就如落進太平洋。D小姐久候無回音，於是去張愛玲租住的公寓大樓，詢問管理員有關租屋之事﹔「而且指定住她隔壁」，以便伺機採訪。

等了半個多月，張愛玲隔壁的房間空出來，D小姐如願搬進去。她的報導裡說，這幢公寓，「設備潔淨，房租昂貴，一個月三百八，押租五百塊，簽約需半年，另扣清潔費五十，住不滿半年押租不退。預定房間後，還得先繳銀行戶頭信用檢查費二十五塊，上述諸款一律收現金…。」

D小姐在那裡住了一個月，常常耳貼牆壁，細聽張愛玲的動靜，發現她「一天約看十二小時電視，聲音開得極響。」但真正見到張愛玲的機會則只有一次－－張愛玲出來丟垃圾。

作家出門丟垃圾，當然不是合適的採訪時機。而且，「因為距離太遠」，D小姐「始終沒有看清她的眉眼」。

既然採訪張愛玲是那麼困難，採訪她的垃圾就相對容易些。那天張愛玲丟了十多包垃圾，在她回房之後，D小姐當機立斷﹔「用一枝長枝菩提枝子把張愛玲的全部紙袋子勾了出來…。」

D小姐以極大篇幅，鉅細靡遺紀錄她採訪到的垃圾內容。關於這一部分，D小姐已在1989年把報導全文收進她自己的書中，此處不另贅述。接下來有若偵探小說情節的發展，才是本文的敘述重點。

張愛玲設計的《流言》書封和炎櫻幫她設計的《傳奇》書封。

拜讀了D小姐的報導後，我立即和住在紐約的莊信正先生連絡，告訴他我收到這份垃圾稿件的事。張愛玲從舊金山搬到洛杉磯，就是由莊信正請當地的朋友林式同找房子協助安頓之事，很得張愛玲信任。

未料莊信正在電話那頭說，他已經知道D小姐住在張愛玲隔壁的事﹔「不過她們都已經搬走了。」

所謂「她們」，指的當然是張愛玲和D小姐。

原來D小姐「閱讀」了張愛玲的全部垃圾之後，難抑興奮之情，就給住在舊金山的C女士打電話，婉轉告知她接受台北U報副刊的委託，已經住進張愛玲隔壁房間，正在等待比較合適的機會，看看能否進入張愛玲的房間採訪。不過也許出於心虛，她略去了偷走張愛玲垃圾的情節。

大部分的女人向人訴說秘密，都有某種心理動機。不過她們也沒忘記訴說的對象並非心理醫生（有守密之責），最後難免要以這句全球每天不知有多少人說的話作結﹕「我跟你說的這件事，你千萬不可以對別人說啊！」

D小姐自承愛拾張愛玲牙慧，但她到底不如張愛玲聰慧，所以也落入了一般凡俗女性的語言窼臼，說了那句「我跟你說你不要跟別人說」的話。

C女士接完D小姐電話，驚呼非同小可，立刻給住在紐約的H教授打電話。H教授1961年就在他的英文著作中以42頁篇幅肯定張愛玲的文學地位，偶而也與張愛玲通信，一向極獲張愛玲敬重。

H教授接完C女士電話，也覺情勢危急，立刻打電話給同住紐約的莊信正﹔因為只有他知道張愛玲的電話號碼。

莊信正對我說，他總是每隔一段時間就給張愛玲打個電話，問候近況﹔「不過張愛玲是不大接電話的，十次電話大概有九次不接。 」

但是那次如有靈犀相通，他接完H教授電話，立即打電話到洛杉磯﹔「沒想到張愛玲一下子就接起了電話！」

莊信正在電話裡急切的告訴張愛玲﹕「現在妳隔壁住了一個D小姐，據說是台北U報委託的…。」

張愛玲立刻掛斷電話。

第二天，莊信正又打電話去， 但是沒人接。按照與張愛玲的交往慣例，沒人接電話並不表示她不在家。不過莊信正不放心，又給他住在洛杉磯的好友林式同打電話﹔這位好友近十多年裡一直負責協助張愛玲的租屋及搬遷事宜。

林式同接到莊信正電話，很有默契的簡潔的答道﹕「沒問題，已經搬好了。」－－僅只一天，多麼有效率啊。

再說D小姐，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有欠敏捷；她沒發現採訪對象有了異動，不知道張愛玲已經搬走了；仍然每天耳貼牆壁，但聽不到電視的聲音。起先她以為張愛玲病了，連電視也不看了。然而連著幾天沉寂無聲，她不免起了疑心﹔到管理員那兒詢問，才知張愛玲早已搬走了。D小姐很快又從洛杉磯打電話來台北。那次電話反覆說了將近一個小時。我真是心疼。

D小姐似乎很肯定我會刊登那篇垃圾報導文學。她聽我說已看完稿子，立刻提到報酬的問題﹕除了稿費要特案辦理，她住張愛玲隔壁期間的一切押金，租金，電話費等等支出，亦要我們報社專案付酬。

「但是D小姐，我並沒有說我們要用妳的稿子啊。」

「啊，你們不用？」 D小姐很吃驚的大叫了一聲。

她一定認為我的專業判斷有問題，不了解張愛玲的魅力－－有誰寫過張愛玲的垃圾，你們竟然不用？

D小姐於是說了一些「讀者有知的權利」之類的新聞用語。我告訴她，決定這篇稿子的關鍵，不是讀者權利的問題，而是媒體道德的問題。

「妳知道張愛玲已經被妳嚇得搬走了嗎？」

她說，知道。

「妳知道張愛玲前幾年常常搬家，把《海上花》的英譯稿弄丟了嗎？」(註4)

她說，不知道。

「張愛玲已經快七十歲了，她身體不好，我們就讓她安靜的多活幾年吧。」我像是在哀求D小姐。

D小姐立刻振振有詞的說，問題就在張愛玲已經快七十歲了，才有這個垃圾事件的發生。

「是U報要我去做的！」她理直氣壯的說。

U報和C報，號稱台灣兩大報，一向競爭激烈。U報副刊主編W先生洞燭機先，向D小姐提出委託她去採訪張愛玲之事，一切費用由U報負擔。W先生為人溫雅，我相信他向D小姐提出的一定是設法訪問到張愛玲本人﹔自1971年張愛玲在舊金山接受水晶訪問的〈蟬－－夜訪張愛玲〉在C報副刊發表後，就沒有任何一個媒體能再訪問到她。但我絕不相信W先生委託D小姐做的訪問工作，會包括「採訪張愛玲的垃圾」這個子題。

不過D小姐顯然沒有完成U報委託的工作；在那裡住了一個月就自我洩密，驚走張愛玲。D小姐也許認為「走失了張愛玲」並非事不可為﹔至少還有「張愛玲的垃圾」可以報導。她把垃圾分門別類，一字一句細加分析，完成了那篇垃圾報導文學，火速把稿件影本寄給W先生。但W先生給她的答覆是﹕「我們要等張愛玲百年之後，才能發表妳這篇稿子。」這是W先生的英明之處。他早已料到，已經神秘隱居十多年的張愛玲，如果有朝一日大去，必會掀起媒體熱戰，U報屆時如能刊出一篇張愛玲的訪問稿，勢必拔得頭籌。所以，即使D小姐真的訪問到張愛玲，W先生也不會立刻發表的。《紐約時報》的訃文版也都是預做規劃，名人大去，次日見報，在報界建立權威聲望。但《紐約時報》絕對不會在訃聞版報導翻找名人垃圾的過程﹔就算真的有做，亦唯恐人知，決不會連翻找過程亦滴水不漏的寫出來。W先生當然也深知，如果立刻刊登那篇垃圾報導，對張愛玲及U報形象都會產生無比的殺傷力。

所以D小姐就轉而把稿件寄給U報的敵手C報副刊。我雖然不若前輩W先生英明，至少理解媒體道德和做人的道德－－我絕不做任何一件可能傷害張愛玲的事。

D小姐似乎不死心，在電話裡一再強調她翻找張愛玲的垃圾之用心：「這不是普通人的垃圾，這是張愛玲的垃圾啊！」

接著還斬釘截鐵的說﹕ 「只有張愛玲，才值得我這樣做的！」

彷彿張愛玲的成就，必得通過垃圾事件的檢驗，才會益顯輝煌。任何垃圾在成為垃圾之前，都曾有她的生命﹔每一種生命，都各有它的形貌和聲音。許多垃圾可以回收，甚至可以再生。D小姐如果耐心等待，等張愛玲大去之後再發表她的垃圾報導，也許會成為垃圾再生的佳作。遺憾的是，D小姐急於回收她的付出，急欲與張迷「分享」她的「收穫」，雖然被兩大報副刊婉拒刊登，仍然在張愛玲大去之前七年昭告天下。

1995年9月張愛玲去世後，我多次與莊信正先生通電話。獲得他的應允與鼓勵，才有勇氣寫出我與張愛玲的垃圾正面相見，但讓讀者錯肩而過的前後過程。在文化發展與新聞競爭的長路上，我寫的這篇憶往之作，當然也很快就會成為垃圾。垃圾曾經有它的生命流動過程，我只是在轉身的剎那，託借文字肉身，重現生命的聲音。

註1：本文初版發表於1995年11月號香港《九十年代》月刊。

註2：鹿橋2002年3月於美國麻州波士頓去世，享壽84歲。

註3：詳見後記3.。

註4：詳見後記2。
後記﹕

1.張愛玲去世後，新聞熱潮果然持續不斷，各種道聽塗說紛紛現身。其中最為荒腔走板的是水晶一時不察，竟說《西風》徵文「得首獎的就是後來以寫《未央歌》《人子》成名的吳納孫（鹿橋）先生」。友人把相關報導寄到美國，鹿橋看了大驚﹕「言者無心，讀者卻難免有看熱鬧的心理。我十分覺得平白受了冤屈。」幾經思索，他寫成〈委屈、冤枉，追慰一代才女張愛玲－兼及往事、心事一籮筐〉一文，年底於「人間」副刊發表﹔1998年12月收入時報出版《市纏居》一書。讀者如能比照閱讀，必能領會鹿橋對張愛玲性格的觀察，及他對那篇得獎感言的絃外之音。最耐人尋味的是，他在那篇文章中說，張愛玲的小說，「我至今一篇也尚未看過…。」

2.2005年9月8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為張愛玲出版《海上花》英譯版。1985年，張愛玲為了《海上花》譯稿遺失，曾向洛杉磯警方報案，然而始終下落不明。張愛玲去世之後，美國南加大教授張錯擬在該校成立「張愛玲文物特藏中心」，徵得張愛玲遺物所有人宋淇、鄺文美夫婦同意，捐增兩箱張愛玲文稿給該校圖書館。該館中文部主任浦麗琳細加整理，發現其中有三部不同版本的《海上花》譯稿，但稿件陳舊，塗改甚多，可能是早期的初譯稿。哥大教授王德威，特把三部譯稿寄給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的孔慧怡，請她修訂，潤飾﹔前後費時三年，始得重新編排出版。至於張愛玲費時十八年英譯的《海上花》定稿，似乎永遠行蹤成謎。

3.世間事有行蹤成謎者，也常有意外之喜。2005年7月，我正為這篇十年前的舊作進行訂正之際，在當期《印刻文學生活誌》「超新星」專輯的「十問九答」裡，看到作者林維寫著﹕「我家老太爺林適存是位老作家。」原來她是南郭的女兒。設法與她取得聯繫，才知南郭因罹患老人癡呆症時常迷路，而家人忙於工作無暇照顧，1994年7月10日由她護送去武漢，託給叔叔照顧﹔1997年3月28日去世，享壽82歲。

林維在「超新星」專輯，除了「十問九答」，還發表了兩篇散文一篇小說。她的文字精巧靈動，觀察與想像力都有獨特角度，確是值得期待的新人。不幸的是，2009年12月26日晚上，這位愛貓族在淡水街邊餵貓時遭機車撞傷，次日遽世。淡水河邊立有以她另一筆名忽忽及五隻貓相伴的紀念銅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