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徐志摩創造了「數大便是美」這個成語之後，多年來，在人的腦海裡起了些微妙的作用。一般人把這句成語當成句號或驚歎號使用，用了之後大腦便呈現一種太平狀態，不再在乎數量和美感之間的主從關係是必然的還是偶然的。
舊約裡亞伯拉罕在通過了上帝的嚴厲考驗之後，得到上帝的獎賞和祝福是「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這天上的星和海邊的沙剛好吻合了徐志摩數大便是美的讚歎：「一天的繁星，千萬隻閃亮的眼神，從無極的藍空中下窺大地，是美。」
從徐志摩的眼光來看，上帝的這個祝福是美的。徐志摩這樣揣摩說道：「數大了似乎按照著一種自然律，自然會有一種特別的排列，一種特別的節奏，一種特殊的式樣，激動我們審美的本能，激發我們審美的情緒。」換句話說，一個東西如果數量大了便會使我們感受到美。
另一個類似的例子發生在約伯記的結尾，當約伯勝過了撒旦挑戰上帝所設定的賭局，上帝給他的獎賞和祝福是「比先前更多，他有一萬四千隻羊、六千隻駱駝、一千對牛、一千隻母驢。」說到祝福，數字愈大，愈是美事一樁。
數量和美感脫鉤
那麼懲罰降災呢？出埃及記裡的法老王，被剛硬的心捉弄了十次，次次都得到了面積甚大、數字更多的懲罰。水裡的死魚，上了岸遍地的青蛙，像塵土一般多的虱子，成群的蒼蠅，感染所有牲畜的瘟疫，讓埃及人和牲畜全身長滿的泡瘡，鋪天蓋地的冰雹，遍野的蝗蟲，如果我們把這十災嵌在志摩的句子裡，數字愈大反倒是愈加恐怖，距離美感之遠，豈止十萬八千里。簡直是天離地有多遠，就有多遠。那徐志摩所說的自然律此時便消失得無影蹤（抱歉，志摩，我把你的數量和美感脫了鉤）。
對於大小的判斷受制於價值觀
研究認知發展的心理學家傑若美．布諾 （Jerome Bruner ）觀察到一個富裕家庭來的孩子和一個窮困家庭的孩子看一個銅板有不同的大小認定。窮孩子傾向將銅板看得大於富家子弟對銅板的尺寸估計。同樣的二十五分錢的銅板在窮孩子的眼裡是大的，因為錢的價值是稀罕的。富家子弟看銅板為小，因為二十五分錢微不足道。所以，一個價值觀，有時甚至影響人對看似客觀的尺寸之判斷。我的推論是，一個長期在數量多的環境待久了的人，看數量少的景況，會加倍覺得少得可憐。反之，如果常處在數量少的環境，看到大的數字會覺得大得可怕。
看自己過於自己所當看的
一個在十幾億人口、地大物博的國家成長的人，初出國門會覺得世界沒有想像那麼大。那些「氣吞山河」或者「登泰山而小天下」的中國政商菁英們，一個失神就能流露出一點唯我獨尊的樣貌。我想這樣的反應多多少少受到潛在「數量崇拜」的影響。中美政軍交流互訪時，中國已很難掩飾自己的超強姿態。「太平洋大到能容得下兩個超強。」這是我們常聽到的溫和較量的用語。假如不是中國的前外交部長李肇星腳踩煞車（他說中國世界第二是不可信的），我們還以為是明天就要行交接禮。數量崇拜容易使在數量大的環境裡游刃有餘的人，看自己過於自己所當看的。
另一個猶有餘溫的例子就是前些時候英國首相卡麥隆（Cameron）率領眾官員和企業領袖為商務訪問中國所遇到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嘲弄。《人民日報》的黑臉雙生兄弟《環球時報》提醒英國「不是甚麼『大國』，它就是一個歐洲老牌國家，適合旅遊和留學，有幾個好球隊」而已。以個頭大小論英雄也是數量崇拜的一個副產品。一般人不會以人的身高來論斷鄧小平的能力。
數量崇拜強調群體價值
數量崇拜的另一個問題，是強調群體，小看個體。李查．尼斯白（ Richard Nisbett） 在他的一本小書 《思想地理》（The Geography of Thought ）裡做了一個有趣的探討。他認為東方的大面積農業耕作方式的集體協調，為群體主義開了路。希臘地中海的丘陵地形限制下所形成的畜牧、釀酒、榨橄欖油的自主小企業，為西方個體主義築了渠。
尼斯白設計了一個試驗，來捕捉東西方的認知發展的不同。他讓兩組文化背景不同的學生，對同一幅畫寫出自己的描述。群體主義的東方學生重視環境描述，而西方個體主義的學生著重主角描述。我們可以這麼說，當東方的子女回家向父母形容自己中意的對象時，會著墨於對象的家境資訊（門當戶對或者聘禮要求之類的事），西方子女形容對象，會著墨於人的品貌（容貌俊美或者內向外向等和基因有關的事）。
大家還記得北京奧運的開場式上，那個假唱歌的可愛小女孩林妙可，配上真唱歌的楊沛宜的歌聲，她的影像和聲音不是同一個人。群體症狀強的想法：把一個好的形象，配上另一個好的歌聲，來象徵一個嶄新的巨人誕生有什麼不妥？個體症的西方觀眾卻為之譁然。奉群體之名要求個體犧牲的生態環境，看來真是東方的文化基因。
齊奏和交響的拉鋸
數量崇拜走到底，還會碰上另一個問題：重齊奏不重交響。中國的傳統音樂一個揮之不去的特色就是齊奏。眾樂器齊奏一款主流旋律視為上策。這樣會減少因為數量多了之後，所造成的變數太多的麻煩處境。所以眾口一聲，是數量崇拜的一個副產品。
美國參議院裡的幾百位座席，有時讓人覺得已經到達了有效開會的臨界點。如果會堂的尺度再大便不再適合政策辯論的場所。中國人民大會堂裡的數千座席因此只能作為照本宣科、幾年一次的齊奏式聚會場地。琢磨起來，人民大會堂像個道具，眾多的代表們也就成了演員。西方個體主義所薰陶出來的三權分立制度像交響樂曲，聽起來充滿了懸疑和張力。三個部門各有各的樂部，是一種在動態之中取得平衡的設計。
最近在美國議壇上，用說單口相聲的方式，來拖延歐巴馬的健保和國債上限的修訂，算是一個意外的休止符。英國廣播公司資深記者戲稱，美國開國元勳所設計的制度的原意，是讓它不能操作。
習慣群體主義政治機制的人，碰到三權分立交響式制度，特別會懷念公檢法三個機制一把抓在手裡的痛快單純。以權力集中的程度來看，中共總書記的位子，在全球的影響力，是可能超過歐巴馬總統的權限所賦予的影響力。也許要求超強地位交接的想法的確事出有因。
群體主義在建築上的壞例
群體主義強過了頭，個體便容易變成一個數字。建築師有時要依賴特殊的嗅覺來判斷一個建築物是把人當人看還是當數字來看。希特勒的建築師亞伯．史皮爾 （Albert Speer ）在紐倫堡大審的時候被當成戰犯審理，是因為他為希特勒政權創造了一個造型環境，成功地駕馭德國人的靈魂。史皮爾被下在監獄裡二十年。他在一九六六年刑滿出獄後再回到柏林造訪。他說「在不到幾秒的時間裡，我終於明白自己多年來是個瞎子：我所設計的建築物徹徹底底的缺少合適的比例感。」
《國家雜誌 》（The Nation） 六月號有一篇邁可．索金（ Michael Sorkin ）的文章這樣說：史皮爾設計的平面、立面和剖面過於粗糙，少了精緻含蓄，常常教條式地使用對稱性設計。造型的節奏感像軍隊，既缺少切分音又沒有裝飾音，單調而重複，無豐富感，不過是一些空殼大架而已。用索金的標準，可以來判斷一座建築物是不是把人當數字來看。
紐約之所以受人喜愛，是因為這個城市把數量給人性化了。在紐約這個都會叢林裡的大街小巷中，總會有一些意想不到的驚喜。遠看鱗次櫛比的摩天大樓到了眼前，才知道和它們擠在一起的，是一些不見經傳的尋常百姓的家。讓人覺得處處都有個人揮灑的空間。再高再大的摩天樓尺度到了人行道上馬上調整為人情味濃的人性尺度。在紐約的摩天大樓前你不覺得渺小。原來你不只是八九百萬人中的一個數字而已。
徐志摩的「數大便是美」中的數量和美感之間的關係，真是值得仔細品味。
（作者為旅美建築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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