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晚年知交：葛兆光「每(喜)逢花時開講論，幾回林下話滄桑」。余英時-陳淑平；葛兆光、戴燕 --壬辰春分後七日詩謝葛兆光戴燕-- 《余英時詩存》

余英時晚年知交：葛兆光「每(喜)逢花時開講論，幾回林下話滄桑」。余英時-陳淑平；葛兆光、戴燕 --壬辰春分後七日詩謝葛兆光戴燕-- 《余英時詩存》頁1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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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辰春分後七日詩謝葛兆光戴燕

西元2012年（壬辰年）

葛兆光：幾回林下話滄桑——我們認識的余英時先生

BY 葛兆光 ON 2021-08-17 | 

余英時紀念專輯 AND 筆墨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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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以後，內人戴燕和我，與余先生，也與陳先生（對余先生的夫人陳淑平，我們不叫「余師母」或者「余太」，而是叫「陳先生」）有了更多的親近機會。有朋友曾說，內人戴燕和我都特別幸運，因為我們可能是近些年和余先生、陳先生見面最多，也是談話最多的人（至少是之一）。這當然是機緣湊巧，因為剛好有四年——從2010年到2013年我作為普林斯頓大學第一屆——我作為普林斯頓大學第一屆Princeton Global Scholar每年有機會在普林斯頓大學小住兩個月。就像余先生給我們寫的一首詩裡所說，「每逢花時開講論，幾回林下話滄桑」， 前一句是說我應聘訪問普大， 每年春天花開時節來美（最後一年改為冬天），後一句是說，那幾年我們多次到竹林掩映的余宅談天說地，成了余宅的常客。


第一次到普鎮余宅看望，倒不是2010年，而是前一年，即2009年9月23日。我們趁著秋天去哈佛燕京學社訪問的機會，順道經紐約到普林斯頓大學，辦理今後幾年擔任訪問教授的手續。說是「順道」，其實主要目的就是專程看望余先生。那天，我們從波士頓經紐約去普鎮，從Princeton Junction下車後，陳淑平先生開車把我們直接接到余宅，並在他家裡吃了午飯。余先生見了我們特別高興。據陳淑平先生說，余先生2008年生病之後，很少在家招待客人，我們是第一批在余宅用餐並聊天的客人。除了吃飯的時間，我們在余宅客廳裡，從十一點半聊到四點半，然後才依依惜別。

究竟那天的五個小時裡面聊些什麼，現在想不起來了。依稀記得有胡適和錢穆兩種思想取向的看法，有對島田虔次學問的評價，對大陸流行的新左派的認識等。還記得余先生說，他完全贊成我的看法，現代學者必須具備三點，一是對普世價值和對近代歷史觀的認同，二是論學必須立場清晰和邏輯簡明，三是表達思想和學術的文風應當通暢明白。其實，我覺得余先生就是這三點的最好體現。可惜的是我的記性並不好，交談對話中余先生很多精彩論述，現在已經不能完全記住。這裡順便說一下，我們後來那麼多次與余先生陳先生見面談話，都心照不宣地遵守一個約定，就是不記錄、不錄音。那時，上海的友人陸灝正在編輯《上海書評》，他也是余先生的熱心讀者，他曾建議我們，有那麼好的機會，何不把聊天錄下來整理成文？但我總覺得不合適，聊天畢竟是私人談話，在閒聊中話題忽東忽西，一旦興會所至，也許不免說深說淺。一旦有一個答錄機在側，便彷彿有一個「監聽者」或「旁觀者」，聊天沒法兒盡興，話題既不能隨意，尺度也必須小心。

就像前面所說，此後的幾年裡，內人戴燕和我常常在普林斯頓和余先生陳先生閒聊，我曾經在2012年寫過一篇〈日日是好日——重訪普林斯頓〉，裡面有一段說到我們愉快的閒聊，不妨抄在下面：

在普林斯頓最愉快的事情，莫過於可以常常與余英時先生夫婦聊天。余先生和我一樣喜歡天南海北地聊，雖然談的始終是「中國」，但話題卻時而歷史，時而政治，有時學術，有時趣事。陳淑平先生和內人戴燕有時一起聊，有時也分了撥兒對談。

沒有錄音，沒有邊際，也沒有主題。有時在考試中心，有時在Nassau街上魚餐廳，有時是在大千美食林，最多的是在余家客廳。事後回想起來，話題真是變幻多多。像最近王汎森兄所說的「執拗的低音」，余先生就談到他對邊緣史學與被壓抑之歷史資源，始終相當注意。對於我所關心的禪宗史，余先生也很贊成我對胡適在禪宗史研究的肯定。他還特別說到胡適為人之不可及處，他說，胡適看來為人從容大度，頗為隨和，但其實很重視思想立場和獨立人格。他提到在新公開的蔣介石日記中，有蔣私下裡對胡適的極度怨懟，蔣居然認為胡適是對其最大的羞辱，但胡適對政治的態度和對蔣的態度，卻始終不卑不亢，一以貫之；有時候，余先生也會說到他的興趣，和我一樣，他特別喜歡閱讀前輩的日記，余先生對《胡適日記》讀得極熟，現在正讀《鄧之誠日記》。

我告訴余先生，我曾經在哈佛通讀楊聯陞先生四十餘冊日記，讀到楊先生患病被電擊之苦，讀到楊先生對於回北京的期待與顧慮，讀到楊先生對種種學人觀察深刻的評價，都很有意思。余先生便向我講述了他這位老師的種種往事，不免也相對感慨。此外，近年來余先生和我都曾細讀過《吳宓日記》正編與續編二十冊，我們聊起這個既冬烘又新潮，既軟弱又固執的學者，對其日記中呈現當代中國的歷史背景很是唏噓，對這個出身陝西鄉下卻留學哈佛，執著於理想甚至幻想的怪人很是同情。

當然，有時也聊一些學界軼事，如楊聯陞與何炳棣當年的故事，錢鍾書與李慎之在美國的故事，還說到余先生的老師錢穆先生的無錫口音與日常趣話，張光直的壯懷激烈和晚景淒涼。余先生是長輩，和這些前輩學者都是舊識，那些親見的故事，常常讓人遙想學者風采，讓我們這些不及親炙前輩的人感到親切。更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余先生對各種學人評價的寬容與克制。常言道「誰人背後不說人」，但在背後議論仍然能秉持公道與公心， 對任何人都懷抱善意，能夠如此的人卻不多見。當然，我們最多的還是聊歷史中國和當下中國，余先生有一本書的書名叫《中國情懷》，確實，他也始終眷念故國鄉土，但他更看重的是文化傳統。有一次，他接受香港電視訪問，曾這樣說到，「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可他身在美國，何嘗有一天忘記中國。五月底，我們要回國，臨別時他給我們寫了一幅字，用了他三十三年前重訪大陸，也是唯一一次回到中國時寫的一首詩：「鳳泊鸞飄廿九霜，如何未老便還鄉。此行看遍邊關月，不見江南總斷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