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6 2013 六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Claude Lévi-Strauss）

9點起半夜讀王雲五

張華夫人回美國之前 跟他先生來訪.我才知道張兄年底要退休了 以及他到高雄科博館演講Alice二書中的科學.
梁永安先生趁機會寫下他對張華兄的一些"心得":我與張華兄的淵源：

早在親身認識張兄以前便拜讀過他的大文〈《英漢大詞典》的商榷〉（載於《翻譯學研究集刊》第四輯），驚為天人（評論詞條缺失需要硬橋硬馬工夫，非有深厚蘊積不為功）。若干年後，張兄以本名現身上述提過的翻譯討論網站，一上場也是談《英漢大詞典》（陸谷孫主編）。我起初聯想不起來，但隨即納悶怎麼又有一個人對《英漢》如此熟悉，心血來潮，把〈商榷〉翻出來看，發現作者果然也叫張華。我在網站上點破他的「身分」，後來便通信起來。嗣後，鍾先生弄了個叫Simon University的網站（他也是管理學大師Herbert A. Simon的大粉絲），繼續不時拋些翻譯問題考大家。我和張兄同是常客（另兩位最常參與討論的是學貫中西的鄭小姐和法文了得的繆小姐），時相切磋，不亦樂夫。張兄就像鍾先生一樣，專業不在文科（是位大工程師），卻對文字、詞書與翻譯興趣盎然，孜孜鑽研，又不時抽空下海翻譯，小試牛刀（以文章為主，書本類有兩本）。張兄功底深厚，見解常發人所未發，讓我有茅塞頓開之感。茲舉兩個印象深刻的例子：

an ill-favoured smile讓人不舒服的笑容
我一直覺得英文作者喜歡用「上義詞」(這是邏輯或語意學用語)，an ill-favoured smile就是其中之一。
「讓人不舒服的笑容」的下義詞可能有：邪笑、奸笑、陰測測地笑、不懷好意地笑、不討人喜歡的笑、皮笑肉不笑(淫笑)等。

照我所知，opalescent指的是類似毛玻璃的半透明，而不是色彩，「蛋白石」指的也是半透明，和一般寶石的清澈見底不同。所以文中的The air is opalescent 大致是中文的迷濛。
我曾為文討論過，趙元任把兔眼的pink譯為「淡紅」、後來的譯者都譯為「粉紅」，其間即有透明度與色彩的分別。

簡介梁永安先生和張華先生 (2013年譯藝獎得主)

約十年前，我讀過書的英國Essex大學傳來一段信息，內容大約說: 以台灣的表現，學校考慮授名譽博士給傑出的台灣人。當時我認為我所認識的少數官員和學者，都缺乏有基本領域方面之成就而又對台英文化交流有功的。我放棄回報……

這一機會之流失，很可惜。

我認為，我們應該勇於推薦合宜的候選人給各大學和各頒獎單位之評審委員會，這樣既可促進其決選品質，或也可發揚某些人之潛德之光輝。

參考: 譯藝獎頒獎及聚會 (人文促進基金會) 11月2日: 梁永安先生與張華先生

http://hctranslations.blogspot.tw/2013/09/112.html

這回的頒獎的準則，採用的是作品為主，過去的交往談論為輔。根據張五常先生介紹過的，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索判斷某人是否有教授資格，根據的多半以平時的談論中是否令教授圈都折服為最根本基準。

在我心目中，台灣還有很多高手有資格得此獎，譬如說彭淮棟先生等等，不過因為他是我的老同學兼老朋友，我就請他"後會有期"啦.......。

****講話摘要

我們今天到此寶地紫藤廬來，它的主人周德偉先生曾在1974年到東海演講《如何以美利利天下》；現在主人周渝先生是我的學長。

此地的美麗傳說很多，錢先生在80年代的《當代》上說過一則，參考：錢新祖 著《思想與文化論集‧公案、紫藤與非理性》鐘月岑，宋家復，李卓穎 等編，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3。

約10年前，梁永安先生和張華先生等人已是譯林高手，我才與他們認識。因為我比較有空，所以在PC Home的新聞台(blog) “Simon University” ，就由我掛名主持，所以張華兄有時候就戲稱我為”校長”----那blog ，其實談許多中英譯中的一些小毛病，所以blog的主要參與者5人都是專家，只有我是外行，他們就教我敲鐘……..

今天是他兩人的喜日，我就用一些故事來賀喜……

張華兄在遠流的書中這樣介紹自己:

資深工程師，從1980 年起，自習英中翻譯、參加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蒐集愛麗絲資料迄今。台灣翻譯學學會終身會員、英國Institute of Linguistics授證翻譯師，曾獲金石堂英翻中比賽社會組首獎、梁實秋文學獎譯文組及譯詩組各第二名。業餘曾任《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中文版資深編 輯、《麥克米倫高級英漢雙解詞典》等四本英漢詞典編輯、為Toastmasters主持編譯十本中文版手冊、發表過英漢詞典、雙關語翻譯、愛麗絲與趙元任 等論述多篇，近年為《讀者文摘》中文版譯者。作品《挖開兔子洞》(2010)榮登誠品書店暢銷書排行榜。

張華兄是卡洛爾Lewis Carroll （1832-1898）作品專家和異代知音。他翻譯Lewis Carroll的 《挖開兔子洞：深入解讀愛麗絲漫遊奇境》(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2010)和《愛麗絲鏡中棋緣》(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And What Alice Found There 2011)是世界名著，其中妙語如珠，很有意思，所以廣為世人所引用。譬如說，我們可以用下一段話來打趣我們與某一群瘋子的奇緣：

• "But I don't want to go among mad people," Alice remarked.
• "Oh, you can't help that," said the Cat: "We're all mad here. I'm mad. You're mad."
• "How do you know I'm mad?" said Alice.
• "You must be," said the Cat, "otherwise you wouldn't have come here." (From Lewis Carroll's 1865 novel,: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我對張華兄的研究的助益很有限，基本上只是提供些參考資料。譬如說，北京商務印書館的《趙元任全集》的某些相關資訊。張兄的相關參考資料相當齊全了，譬如說，我曾跟他提過Oxford Companion to Children Literature 中的Lewis Carroll相關資料以及 諸如Martin Gardner的The Universe in a Handkerchief: Lewis Carroll's Mathematical Recreations, Games, Puzzles, and Word Plays，張兄都已經有了。我曾動議組個學會，他說這事比較難辦。

"某一群瘋子是mad people"的一般翻譯，請對照下面的林語堂先生和胡適之先生的對話。

  林語堂《無所不談》* (台北：文星1966 ) 收入林先生1965年發表在《中央日報》的文章.其中《胡適之與辜鴻銘》 (pp.118-23) 基本上是轉載胡先生1935年的文章《記辜鴻銘》。林先生在文章前加注說：
" cranky Hsu, crazy Ku 應該譯為 「徐迂」、「顧顛」" (按：胡先生的《記辜鴻銘》用 「徐顛子」、「顧瘋子」) 林語堂的翻譯得 cranky之一義.不過可能跟他認識徐先生有觀  cranky, bicker, bickering, feud, watchdog, fractio...

張先生對於越南語潮州話和台語等語言，都很有見解和洞識力。譬如說，我們這次的獎原本要採用中古語”譯業獎”，張先生認為這有點沉重 (現代社會上對”業”，不會想到企業的業，常想到"歷史共業"的業。

 張華先生的任事態度很好，譬如說，他知道這次的譯藝獎的獎品，只是象徵性的，可他對我的提出一篇"簡單報告"這一要求，當成是整理自己的經驗的好機會，還是交給我們內容豐富的《翻譯半生緣》，我剛提過他的翻譯作品，其實只是近年的代表作而已。




*****
梁先生在翻譯上，更是質與量並濟，幾年前(2008) ，本基金會設劉振老師紀念獎 Liu Cheng Award 給兩位翻譯者--本基金會致贈紀念品一件，以表崇高敬意。http://demingcircle.blogspot.tw/2008/08/2008_26.html
當時的贊詞如下，

汪永祺先生；開拓台灣在概率學、統計學、系統學、英文學習、散文等領域之翻譯有成。

梁永安先生：翻譯著作等身，豐富了台灣知識領域和思想境界，拓展了漢文的譯藝。

當時跟梁先生說，他翻譯出版超過一百本時，肯定會給他一筆比昔日新聞局的翻譯講多一元的獎金，以表崇高敬意。在梁先生日積月累的努力下，”業績”已達成，促進我們今天的聚會。對梁先生的贊詞，我在2008年已說過了，現在我舉今年(2013)請教他的兩篇。

從某種意義說，翻譯或是一種字義拼裝或修補匠bricolage。
 這字眼的推廣者的傳記，粱先生翻譯過: 《李維史陀：實驗室裡的詩人》( Claude Levi-Strauss: The Poet in the Laboratory)---此書我們開過讀書會討論。所以我暑假請教他。

拼裝(bricolage)此概念最初是由社會人類學家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Claude Lévi-Strauss）在1969年所出版的著作《野性的思維》 中所提出。他認為修補匠和原始人類解決問題的方法類似：

修補匠喜歡凡事自己動手做，並且會運用手邊現有的工具和材料來完成工作；而當原始人類面對未曾遇過 的問題時，並不會想出新的概念來解決，而是會重新組合並修改現有的方法，以適應這些新的狀況。研究其他學科的思想家與作家也會借用拼裝的概念，討論創意藝 術家、教師以及其他人士是如何修改現存的想法、材料和做法，並再加以運用，以應付新的狀況。借用此概念的學科包括教育、藝術理論、法律，以及經濟學^[1]。.....

　 他們拓寬我對生命厚度的理解，即使只是渺小的工作，卻散發對生命的堅持與感動。就像法國結構主義人類學大師李維．史陀說：「技藝，是人在宇宙中為自己所找 到的位置。」技藝就像一枝畫筆，彩繪歲月人生的咫尺之圖，技藝更像一片有方向的輕舟，度過人生的春夏秋冬，輕盈，卻踏實。

《李維史陀──實驗室裡的詩人》

更精彩而感人的說法，可參考英國大史學家湯恩比（Arnold Toynbee）(1889-1975年)在其第2部回憶錄《經驗》(Experiences1978年郭先生在英國贈我此書) 中所說的，而梁先生的翻譯讓我有更深入的認識:

是什麼動力促使我工作？還是學童的時候，我首先意識到的驅力是焦慮。因為焦慮老師會把我叫起來，向全班解釋一段希臘文或拉丁文的意義，我總是早早預習好。也是因為焦慮，我每次要坐火車或飛機，都是早早便去到車站或機場。這種焦慮心理有其弊病。它會耗去好些我可以移作正面用途的精力。例如，因為提早四十分鐘去到火車站，腳伕還沒有就位，我必須自己把行李搬上火車。還有一次，因為有一段選自修昔底斯（Thucydides）的課文特別困難，我便提前幾星期預作準備，沒想到，當老師真的點我起來解釋時，我的表現相當失常。如果老師不是了解我的為人，大概會以為我沒有備課。我想他猜得到真相：我太早準備了，時間久了便忘得差不多。

焦慮本身從不是好事情，而焦慮走到極端的話更會是壞事情。然而，焦慮仍是一種強勁驅策力，所以，我想它的反作用也許可以被它的好作用抵消。

另一種一直促使我工作的驅力是良知。在早前出版的一部書裡，我提到我祖父住在英格蘭波士頓的一座農莊，而從該農莊可以看到聖博托爾夫教堂的尖塔。清教徒的良知大概是我父系家族的一種社會遺產。在面對工作的態度上，我擁有的是一種美國人的心靈而非澳洲人的心靈。我的良知把不斷工作和盡全力工作當成一種責任。我總是為工作而工作，像是受到工作的奴役。我猜，這種態度是不理性的，但有此自覺並不能帶給我解放。只要一懶散，或只是稍微放鬆，我便會受到良知責備，感到不自在和不快樂。所以，看起來，只要我一天還剩下工作的能力，良知都會繼續驅策我去工作。

焦慮和良知是一對馬力十足的發電機。但兩者雖然可以共同驅使我賣力工作，卻不能保證我會從事有價值的東西。它們都是盲目的力量，只會驅策而不會引路。幸而，我還受到第三種力量的驅動：了解的意願。我是自覺到前面兩種動力好一陣子以後才自覺到這第三種動力，但我相信，它早在我自覺到其存在以前便已作用在我身上，是自我很早歲便開始起作用。好奇心是一種正面動機。它也是人類有別於其他動物的鮮明特徵之一。所有人類總有某種程度的好奇心，另外，我們還會對一些無實際用途（起碼是剛開始沒有實際用途）的事情感到好奇。不過，這種特質雖然是所有人所共有，但它在各人身上的強弱程度會有所不同（這也是人與人的不同的重要標誌之一）。我被賦予的好奇心強度湊巧相當高。這是諸神的一種恩賜，我亦由衷感謝。

我說過，還是學童的時候，焦慮感會驅使我早早把老師分派的功課做好。這有一個可喜的好處：讓我多餘時間可以去追求好奇心的滿足。其他同學都會到最後一刻鐘才準備功課，而我因為早備好課，所以有多出的時間做我喜歡做的事。「我喜歡」意味「我選擇」，意味「我給自己設定的工作」。所以，「焦慮」雖然奴役我，卻又給了我自由，讓我可以自己給自己安排工作。相對於自定的工作，規定的工作之於我只是附屬性質。把規定的工作早早做好，我便可以把它們給打發掉，去鑽研自己感興趣的課題。

每當別人問我，我為什麼會窮畢生之力研究歷史，我都會回答說：「為了找樂趣。」我相信這是個充分答案，而且肯定是發自真誠。如果發問的人進一步問我：若是人生可以重來，我會做一樣的選擇嗎？那麼，我一定會信心十足地回答：會。

但為什麼我的工作偏偏是研究歷史？好奇心是一種雜食動物。在這個宇宙中，除了歷史以外，還有無數其他事物一樣可以引起人類的好奇心。那麼，我的好奇心為什麼會是聚焦在歷史？對這個問題，我有一個十足把握的答案。我會是歷史學家，歸根究底是因為家母就是歷史學家。我已經不記得自己有哪個時候不是把繼承她的志趣視為理所當然。我滿四歲那一年，家父對家母說，家裡再負擔不起請保姆照顧我。當時家母請家父考慮讓保姆再多待一年：她相信自己一年內可以寫出一本書，賺到十二個月的保姆薪水。家父答應了，而我至今還鮮明記得，當《蘇格蘭歷史故事》（Tales from Scottish History）的校樣送到我家的時候，家裡的氣氛有多麼熱烈興奮。稿費是十二英鎊，剛好夠付一八九三至九四年間一年的保姆薪水。那一年過去而稿費也花光之後，保姆便走了，換成由母親來給我說睡前故事。她給我講的是英國史，每天一段，把這歷史從起始講到一八九五年，我總是聽得津津有味。

所以，我會成為歷史學家絕無疑問是受母親的啟迪，然而，我又只是在一個寬廣意義下繼承她的志趣。我相信，家母是為史事本身而愛史事。我當然也愛史事，任何不愛史事的人都成不了歷史學家。史事是史學的基本素材，當歷史學家的人必須大量吸納史事，他若是不愛史事，一定會感到煩不勝煩。但就我本人而言，我雖然愛史事，卻不是愛其本身。我愛它們，是因為它們可以作為線索，讓人探索更玄遠的問題：神祕宇宙的本質和意義。我們都渴望了解宇宙和人在宇宙中的位置。我們固然知道，在了解宇宙一事上，人的智慧充其量只像燭光，卻仍然不死心，想方設法增加這光的亮度。

宇宙中的任何事物都可能引人好奇，然而我相信，所有好奇心的終極目標都是現象背後的精神實相（spiritual reality），而因為這個緣故，好奇心是一種多少帶有神性的東西。因為受家母所影響，我個人向這個終極目標逼近的方法是研究人類事務。物理學、植物學、地質學和任何學科都可以是通向同一個人類目標的不同道路。然而，在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的世界觀裡，歷史一向都是被放在一個神學的框架裡。過去兩個半世紀以來，這種傳統的西方史觀業已受到許多西方史學家（和他們的非西方弟子）所反對。但我相信，不管他們承認與否，每個研究人類事務的學者都一定有自己一套神學。我還相信，愈是把自己的神學壓抑在意識層面之下的學者，就會愈受這套神學之害。

我當然只能代表自己說話。我深信，我會著迷於研究人類事務，是因為此乃宇宙向我開啟的那扇窗。換成是地質學家或植物學家，他們在遊歷一片沒發生過任何重要歷史事件的地域時，一樣會像我在菩提伽耶（Bodh Gaya）[1]或耶路撒冷經驗過的那樣，鮮明地看到上帝的手跡。然而，由於個人的性情氣質使然，沒有印上人類印記的自然部分不會引起我太大感應。鏗托利山（Mount Cynthus）[2]帶給我的感動要大於喜馬拉雅山，約旦河帶給我的感動也要大於亞馬遜河。

    我為何工作而我的工作為何又是研究歷史？因為，在我看來，這種追求不管多有侷限性，都可讓我更趨近至福眼界（Visio Beatifica）[3]。

摘自〈我為何工作和怎樣工作〉（Why and How I Work），載於《經驗》（Experiences），1969年

[1] 佛教聖地，釋迦牟尼悟道之處。

[2] 位於希臘，在希臘神話中為太陽神與月神兄妹的誕生之地。

[3] 神學用語，指完全淨化過的靈魂直接面見無限美善上帝的圓滿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