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2日 星期一

何清漣:社會共識完全破裂:從柴靜紀錄片的遭遇說起

何清漣:社會共識完全破裂:從柴靜紀錄片的遭遇說起
編者按:這是何清漣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註明來自美國之音或者VOA。
柴靜關於霧霾的專題紀錄片《穹頂之下》,是一部不錯的霧霾科普片,如果說數據之類讓觀眾不能產生直觀印象,那麼當她談到自己找北大實驗室主動要求當實驗者時,研究員告訴她這個實驗沒法做,因為實驗時要設一個倫理安全值,結果是實驗室的空氣比外面要好。這個細節,足以讓中國人清晰地認識到自身生存環境的危險性。
國人共享一國空氣,無人能夠逃避。在社會共識嚴重破裂的今日中國,這一問題本應最容易達成社會共識,但對柴靜紀錄片的相關討論,表明中國社會已完全無法取得任何社會共識。
陰謀論與變相維穩論
各種指責很多,一條被做成圖片廣泛轉發短文是陰謀論的代表:“柴靜的紀錄片表明官方已經可以熟練利用互聯網輿論進行官民互動,是好事。片子傳遞出的價值觀,也是好的。片子也是好片子。 有人為柴靜的未來擔心,那真是沒看懂整個故事的情節: 1、新環保部長剛剛上任。 2、視頻一出,人民日報等官媒力推。3、多位現任官員在片中接受采訪。4、反腐矛頭已經對準兩桶油。5、之前網傳兩桶油要合併。6馬上要開兩會了。”
陰謀論盛行,最強烈的意見是:柴靜背後有支持力量,她是當局要利用她來打擊周永康的一顆棋子。中石油、中石化的產品造成污染,其實是個老問題。多年來各地民眾反抗的PX項目,基本都是中石化、中石油參建的。潘岳當年批評大型國企石化所建項目不少高污染項目,且建在江河旁邊,是造成水污染的元兇之一。但霧霾的出現,據說有汽車尾氣、工業污染排放、冬天取暖用煤、農村燃料種類等多種原因。因此,說《穹頂之下》是對準兩桶油而來,實在算是超級發揮之論。
有人進一步發揮說,從不報導污染事件的官媒這次大規模介入,足證這部片子是陰謀。這更是誤會。近30年以來,中國官媒及各種市場化媒體,因身份與受限制級別不同,在政治與社會問題上取捨偏好有差別,但在環保問題上因為擁有一定程度的報導空間,幾乎都比較努力。中央級媒體因為不受地方政府管轄,相對更有優勢,因此在揭露地方環保缺失上能夠做得更多。當年“太湖衛士”吳立紅在一段時期內能夠堅持下來,就是因為得到全國眾多媒體的支持。還有人指責說為什麼柴不報導土地污染及水污染,偏偏挑空氣污染?我告訴她,土地與水污染報導很多,僅舉一例,2006年中國官方投入十數億,做了個土地調查,一直以事涉國家機密為由未公佈,最後在媒體壓力下,於2014年4月公佈了數據,即1/5的耕地受到嚴重污染。財新網做了個系列報導,《大國土傷》 ;《上篇:一份遲來的報告》;《下篇:鎘禍沉重》。
柴靜的遭遇說明再無任何社會共識
知情權其實是民眾的基本權利之一。幾年前,當潘石屹將美國駐北京大使館的空氣數據在微博上公佈之時,人們發現自己被騙時很憤怒,紛紛要求環保局公佈空氣數據真相,為此還引發了中國外交部指責美國幹預中國內政,不應該公佈空氣數據。當時人們認為,土地污染、水污染有地域性,導致民眾的關心程度不同,只有空氣是人人必須呼吸之物,因而也最容易達成集體行動。幾年過去,攝製霧霾紀錄片的柴靜遭遇“變相維穩”的評價,從社會學角度解讀,只能說中國社會利益分化極端嚴重,已經不可能再形成任何全社會共識。尤其是被嚴重邊緣化的社會群體,目前已經有了“張獻忠意識”,即不屬於我的國家,早爛早好。在統治集團與這個群體之間,已經形成“你之機會,即我之不幸;我之災難,即你之狂歡”的極端對立局面。
至此,柴靜紀錄片涉及的霧霾已經退居次要地位,因為治理污染是個需要長期投入的巨大工程,被中國現代化列車甩落的群體已經不相信政府,也沒耐心再等待下去。夏朝末期,君主夏桀殘暴不仁,並將自己自比太陽,生存艱難的老百姓指著太陽罵:“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但這只是洩憤時的語言,因為事實是,王朝必將滅亡,人民還得繼續生活。本朝的特殊問題是:新舊鼎革後,中國已經沒有社會重建的資本,生存基座即生態環境已經遭受巨大破壞。
為了闡述以下的觀點,我先聲明,對於中國污染的政治責任問題,幾乎是我每篇涉及國土生態的文章都會談到。最近一篇是《中國污染的共犯結構——中國2013“經濟改革”的焦點(2)
民主化並不能讓環境問題自動解決
柴靜紀錄片引發的維穩論,背後涉及的是一個問題:現在促使中國政府治理環境,只會延長中共統治壽命。環境繼續被糟蹋,會加速中共滅亡,等民主化了再治理。
毫無疑問,中共總有一天會退出歷史舞台(這一天也許在10年、20年或若干年之後來到),後中共時期的政府(假定是民主政府)如何面對這筆由中共遺留下來的巨大遺產,才是真正的問題。與權力對應的是責任,這份遺產除了統治這塊土地的權力之外,還有水陸空立體污染的生態系統,污染引發的人體健康問題(每天正以8550人的速度產生癌症病人,以及各種因污染而造成的疾病),數量龐大的失業人口。這些問題並不因民主化就自動解決,能否解決好直接關係到人們對民主政治的信心。
中國的污染有製度成因,這我在《公地的悲劇(一)中國人飲水早已不再安全》裡已經談過:一項資源或財產如果有許多擁有者,他們中的每一個都有使用權,但沒有權利阻止其他人使用,從而造成資源被過度使用,逐漸枯竭。過度砍伐的森林、過度捕撈的漁業資源及污染嚴重的河流和空氣,都是“公地悲劇”的典型例子。之所以叫做“悲劇”,是因為每個當事人都知道資源將由於過度使用而枯竭,但每個人對阻止事態的繼續惡化都感到無能為力,而且都抱著“及時撈一把”的心態加劇事態的惡化。
假定將來中國民主化(包括土地私有化)了,污染並不會自動消失,一是要解決污染增量,這可以通過社區自治、公眾參與、法治、自由媒體及政府監管等來解決;二是清理污染存量。即使控制住污染增量與人口規模,政治穩定,經濟正常發展,這也將是一個長達百年的持續投入過程。
以中國的現狀而言,空氣可能是最好治理的部分,APEC藍與奧運藍的出現,證明只要控制與改變中國人的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如工廠停產、機動車限制進城等,是可以做到的。往好裡說,將來中國可能會改變,往壞裡想,中國在經歷一次大的經濟蕭條之後,中國人的生產模式與生活方式將被迫改變。
難辦的是土地污染與水污染,二者密切相關,因為水的來源一是地下水,二是地面水會通過雨水沖刷流到水里去。所以治水得先治土地。這方面的投入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介紹日本經驗。之所以沒介紹美國經驗,是因為美國是通過化學作用加上自然淨化,歷時長達30-50年,中國沒那麼多土地可以閒置這麼多年,也不可能投入那麼多錢,所以只能學習日本的換土法。即便如此,中國學習起來也非常困難,因為污染土地的數量是日本的很多倍。這我在《土地治污:中國學日本經驗之難》一文裡已經說過。
民主制只保證民眾享有選舉權與人權,但人權之一的環境權在中國的生態環境下不可能自動實現。所謂“公地的悲劇”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消費公地的人對污染環境都有責任,區別只是主從及責任大小問題。在此我借用劉業進【水知道我們的罪孽】做為本文結尾:“多年前汪丁丁寫過一篇文章《水知道你的罪孽》,與柴靜的觀察如出一轍。我建議柴靜下一個片子可以拍《水知道你的罪孽》。一切制度扭曲,一切價值觀誤導,一切信仰誤導,最終可以通過我們每天呼吸的空氣,每天飲用的水,我腳下的泥土,每天必需的食物,測量群體的罪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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