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談「台獨罰則指引」
曹興誠 2024 06 23
6月21日「中共國」的公安、檢察院、法院等「公檢法」部門，聯合發佈了所謂「懲治台獨份子意見書」，意圖恐嚇台灣人民放棄聯合國「兩公約」賦予所有人類的「公民和政治權利」。
中共是一個沒有經過其人民投票授權，而是以暴力和謊言建立起來的非法政權。這個非法政權所訂的所有法律當然都是非法的，包括其「反分裂國家法」在內。現在中共根據非法的「反分裂國家法」來主張台灣主權並懲治所謂「台獨分子」，是國際笑話。這不會讓台灣人民屈服，只會讓自由國家更看清中共的流氓嘴臉和暴力本質。
最近台灣國民黨副主席連勝文在中共國裡說：「我是台灣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引起爭議。因為他沒有說清楚，他所指的「中國」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如果連勝文說他是中華民國國民，他就有「台獨」的嫌疑；如果他說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那他就是叛國。在左右為難之間，他只好閃躲到沒有定義的「中國」底下去。明明是閃閃躲躲，卻又吹牛自己是「堂堂正正」，這就是所有拍中共馬屁者的虛偽和悲哀。
如果換成我來講，我會說：「我是台灣人，我堂堂正正的主張，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國互不隸屬」。如果這樣說被歸類為「台獨」，那我就是堂堂正正的「臺獨」。
作為一個堂堂正正的台獨，我是安全的，因為我不會到任何中共管轄到或可以影響到的地區去。反而像連勝文、朱立倫這些人應該要擔心，因爲他們經常要去中共國「交流」，可是又隨時可能被扣上「臺獨」的帽子。譬如朱立倫說，對中共的恐嚇不必害怕，因爲台灣不在中共國的司法管轄範圍內。這不就是「臺獨言論」嗎？
所以那些ㄧ方面住在台灣享受民主自由，ㄧ方面又喜歡去對岸拍馬屁、討糖吃的親中人士要注意，你們兩面討好的日子已經過去了。希望你們到中共國被逮捕或被勒索的時候，不要又回過頭來責怪台灣政府沒有保護你們。你們贊成「ㄧ國中國，反對台獨」，那就隨時要準備「社會主義的鐵拳砸在你身上」；到時請你們「無怨無悔」好嗎？
感動我的 (6)：馬英九們自欺欺人十多年。 給馬英九們上幾堂課 (曹興誠 八不居士)， 雷煥彰/ 雷文炳神父（JEAN LEFEUVRE, S.J.1922.7/5－2010）自述、留言--參考Reflections on Taipei(Expat Residents Look at Their Second Home) 2003. 許台灣朋友許多與東海校友等緣分，....。 印象深刻的數代友誼： 《梁思成與林徽音──探索中國建築的伴侶》Liang and Lin: Partners in Exploring China's Architectural Past By Wilma Fairbank費慰梅. Foreword by Jonathan Spence 史景遷 成寒譯 ，賓大校友補充照片。沈君山談兩岸關係 。體力智力感情：張己任的象山與大安公園。
https://www.facebook.com/hanching.chung/videos/1038466017275913
吳叡人老師前天在演講的最後引用了，非常重要的台灣文學作家—宋澤萊老師，寫的一首台語詩〈若你心中有台灣〉，當中的一句詩句：「#若你心內有台灣，#咱的前途有向望。」
這句詩句瞬間成為了台灣社群媒體上，大家相互援引、鼓勵的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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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句話緣自於1979年「#美麗島事件」時，台灣意識強烈且富有人文關懷精神的宋澤萊老師，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中悲憤寫下的，他以直捷的詩句來抒發心中所感。他一口氣寫下兩百行的台語詩〈#若你心內有台灣〉
其中一段的內容是這樣寫道：
太平洋水冷清清
回歸線上好光景
蕃薯粒粒好收成
甘蔗大欉萬事興
若你心內有台灣
大家合唱台灣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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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詩被收錄在老師1983年出版的《#福爾摩莎頌歌》裡面，當時仍處於戒嚴時期，風聲鶴唳未歇，甚至有部分文壇作家開會「聲討」這部作品。但宋澤萊老師仍面不改色，他認為「頂多從此封筆，不在文藝界闖天下，即使此生之後默默也好。」
宋澤萊老師透過他的強而有力的文字、之於台灣真摯的情感以及文學影響力，不畏強權與輿論，批判了當時代的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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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讓人不禁聯想到近期在社會動盪中紛紛出來表態的藝文工作者。想送給那些拒絕利益交換以及威權逼迫的台灣藝人。謝謝你們，「若恁心內有台灣，才有辦法唱出台灣歌。」「若恁心內有台灣，咱的前途才有向望。」謝謝你們支持台灣的表態，謝謝你們站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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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你心內有台灣〉這首詩，可以因此而再次被注意、被看見，我想，大概是這片艱難時刻，廣袤且荒涼的土地上，開出的一朵小小的、小小的紅色鮮花。
給馬英九們上幾堂課
曹興誠 2023.10. 20
民視新聞報導，馬英九10月16日在紐約演講，主張美國應該促使兩岸依據「九二共識」進行談判，以免台灣變成另一個烏克蘭。
美國不論民主黨或共和黨，都避免迫使台灣與中國進行不對等的談判；因為兩黨都認為，這樣做會破壞區域穩定，並對台灣的民主制度造成威脅。
馬英九竟然要求美國來逼迫台灣人走上談判桌，大家想不到吧？
「九二共識」在2019年已經被習近平定調為「一個中國原則」，也就是：兩岸只能容得下「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中華民國」必須消滅。馬英九現在還要台灣遵守「九二共識」，他是傻？還是壞呢？
針對俄烏戰爭，台灣許多馬英九們，總喜歡說這是美國軍火商的陰謀，說他們鼓勵澤倫斯基去挑釁普丁，所以引起戰爭。不管這個理論多麼荒唐，馬英九們始終津津樂道。馬英九在紐約又重彈這種不通的邏輯，不去譴責中共對台灣日益加重的武力威脅，卻顛倒是非，說美國想把台灣變成烏克蘭一樣的戰場；暗指美國為了軍火利益挑起兩岸緊張關係，同時替中共掩飾其元凶角色。
我跟馬英九同樣受過國民黨的洗腦教育，不同的是，我喜歡讀書思考，能夠看穿許多邏輯荒謬；而馬英九似乎完全不懂邏輯，論述經常讓人傻眼。所以今天我想來給馬英九和他的那些同夥（馬英九們）上幾堂課。
首先，馬英九們應該要了解，1950年代初期，台灣國民個人所得每年只有一百多塊美金，現在達到三萬多美金，成長三百多倍。二戰後凡與美國合作的國家都像台灣一樣，經濟、社會飛躍成長。這股成長的動力，來自美國鼓勵創新的資本體制，使能不斷推出新科技、新產品，並拓展出全世界的需求。
中國過去反美、仇美三十年，弄得經濟一貧如洗；1979年鄧小平去美求救，得到美國的幫助，中共才得到奇蹟式的成長。但今天中共惹惱了美國，逐漸被「脫鉤斷鍊」，其經濟已經下滑，企業紛紛破產。
不靠美國，國民黨、共產黨都只是廢物。今天中共反美、仇美，馬英九們也跟著幫腔，基本上不懂歷史。現在台灣引以為傲的晶圓製造技術當初從何而來？不正是美國嗎？
所以，台灣不可以反美、仇美！這是第一課。
現代的基因學告訴我們，地球上所有人類的基因99.9％都相同，都屬於哺乳綱、靈長目、人科、人屬下的「智人」種（學名為Homo sapiens）。除了智人，並沒有其他黑、白、黃、紅的人種分類。人皮膚顏色不同，主要是不同地區的日曬程度不同而已。人的高矮是食物不同所造成，不是基因差異。
除了皮膚顏色以外，人類之下也沒有不同民族的再分類。猶太人、阿拉伯人、中國人、印度人、日本人都只是住在不同地方的同樣的智人（Homo Sapiens）。大家即使語言和生活習慣不同，但從基因層次看，大家根本沒什麼差異。
如果今天蔣萬安要推動「台北市民族」這個名詞，大家會覺得是來騙的；因為「台北市民族」根本無法定義。
「中華民族」和「台北市民族」一樣，根本無法定義。這個名詞當初被國民黨創造出來，又被共產黨沿用，都是來騙的。
所以，世界上並沒有一個特別的民族叫中華民族。台灣人就是生活在台灣的智人，並不「屬於」一個子虛烏有的「中華民族」。
這是第二課。
電影「出埃及記（Exodus 1960) 主題歌詞一開頭就說，「 這塊土地是我的，上帝給了我這塊土地（This land is mine. God gave this land to me）」；那是胡扯。因為地球上任何土地從來就不是上帝給誰的「固有」領土。土地歸誰，從來都靠武力奪取或交易轉讓。
所以，說什麼「台灣自古就是中國領土」根本是一派胡言。領土只存在於當下，沒有人擁有什麼「自古」留下來的「領土」。
這是第三課。
馬英九們應該要了解，過去人類生活主要靠農漁牧礦，所以掌控土地很重要。但進入21世紀，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來自知識和科技。為爭取土地而打得你死我活，全無必要。以台灣為例，七十年來，國民所得成長了300倍，土地有任何增加嗎？沒有。
進到21世紀，人類普遍應該了解，為土地大動干戈既無必要，也絕對得不償失。所以「尊重領土現狀，禁止武力掠奪」是普世規範。
俄國普丁攻打烏克蘭，違反國際規範，造成生靈塗炭，不僅現在成為國際戰犯遭到通緝，他未來失勢後，在俄國也必然會被法辦或鞭屍。
所以，任何人不得以武力改變現有的領土現狀，包括中共，否則必遭世界制裁。
這是第四課。
中共想奪取台灣進而控制西太平洋，但又害怕國際制裁；所以施展以下騙術：
1. 偽稱台灣是「中國」固有領土；並把其中「中國」的含義偷渡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
2. 偽稱「 中華民國」已經滅亡，並於南京中山陵豎立中華民國墓碑。
3. 扭曲聯合國的2758號決議文，偽稱該決議文承認中國擁有台灣主權。
4. 宣傳台灣人和中國人同屬「中華民族」，卻從未定義何謂「中華民族」。
5. 宣傳統一是民族「大業」，卻避談統一就是接受中共一黨專政。
6. 宣傳「血濃於水」，卻避談中共殺害了無數的中國人。
7. 宣傳統一可以促成「偉大民族復興」，卻從不定義何謂「偉大」？何謂「復興」？。
8. 把台灣人拒絕接受中共統治，宣傳為「台獨陰謀」。
9. 明明是中共擴充地盤的野心造成兩岸局勢緊張，卻誣指「台獨」造成兩岸不安。
10. 明明侵台是「國」對「國」的侵略，卻偽稱侵台為中共「國內事務」，外國不得干預。
以上所列的種種騙術，都可以證明中共毫不講理，是邪惡的流氓組織。過去兩蔣規定國民黨不得與中共接觸、談判、妥協，因為他們知道鬥不過中共的陰險狡詐。
所以，馬英久們，你們自以爲聰明，喜歡與中共勾勾搭搭，還附和中共的騙術，非常危險。你們天天呼籲不要戰爭，表面上面裝作悲天憫人，其實你們是在幫中共勸台灣人投降。
如果台灣被中共吞併，台灣人真的被中共統治，他們的命運和生死，你們從來沒關心過，對吧？
請你們不要侮辱台灣人的智商。
這是第五課。
六巨石報到！
今天空氣不佳！
受益：王孝廉編譯《島國春秋─日本書紀》(台北: 時報文化 1988初版) 2023。王孝廉神話叢書《中國的神話與傳說》 ...
受益：王孝廉編譯《島國春秋─日本書紀》(台北: 時報文化 1988初版) 2023。王孝廉神話叢書《中國的神話與傳說》 ........
孝廉神話叢書《中國的神話與傳說》 ........
王孝廉
山東昌邑縣人，一九四二年生，早歲來臺，東海大學中文系畢業，留學日本國立廣島大學文 學研究科，修畢中國哲學博士課程；現任日本福岡市西南學院大學文學部國際文化學科教授。王孝廉筆名王璇，出版有《春帆依舊在》、《船過水無痕》、《彼 岸》、《神話與小說》、《中國的神話世界》等書。
作者：王孝廉作者：王孝廉 編譯, 出版社
《花與花神》作者：王孝廉, 出版社：洪範, 出版日期：1980-, 出版社：洪範, 出版日期：2003-
內容簡介
《花與花神》為王孝廉研究中國神話與人文的重要著述，全書二十餘篇，歷論盤古、女媧以下的神人傳說，月亮、彩虹的象徵意義，旁及西洋神話，博援比較，舉凡仙鄉花神，精衛杜宇，無不系統分明，深入淺出。作者心胸博大，文彩燦然，《花與花神》允為古典神話中文著作中的瑰寶。
第一輯
靜扎在黑暗渾沌中的神
造人主婚
不周之山
永劫與回歸
不死與再生
洞庭波兮
巫山之雲
湛湛江水
漂與誓
遠遊與望鄉
靈蛇與長橋
方舟與葫蘆
春天的神
巴山夜雨
第二輯
仙鄉何處
桑樹下
第三輯
夸父逐日
神農炎帝
叛神刑天
後 記
《東北、西南族群及其創世神話──中國的神話世界》 (上編)
《中原民族的神話與信仰──中國的神話世界》 (下編)
作者：王孝廉, 出版社：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87-
王孝廉主編《神與神話》聯經出版 1988
內有台灣高山族的始祖傳說 pp. 677-712
王孝廉《中國的神話與傳說》 聯經出版
內容共分為六章以及附錄「日本學者的中國古代神話研究」。
《水與水神─中國的民俗與人文》
作者：王孝廉, 出版社：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2
從泰國北部的森林到雲貴高原的村落，從東北的白山黑水到新疆的天山兩麓，從秋風駿馬的塞北到 杏花春雨的江南．．．從漢民族而到少數民族，從神話傳說而到民俗信仰．．．行萬里路固然是為了好玩和興趣，也為了保存民族 文化的精髓。 本書為作者近年來關於中國民族和人文的文字總集，文章的長短和體例或不一
王孝廉編譯《島國春秋─日本書紀》台北: 時報 1988初版
《日本書記》由神代上下兩卷開始，到以下二十八卷所記載的由神武天皇到持統天皇的記事，是極為詳密的日本 史，這部被稱為是「邦家之經緯，王化之鴻基」的日本史書，當時編纂的目的，是在強調日本天皇王權的絕對性，要將地方上各氏族的勢力，統合於以天皇為中心的 律令國家體制之下。
該書是由王孝廉編集和譯述一些日本學者對《日本書記》的研究成果，提供給國內的朋友們做為參考的資料，希望能拋磚引玉，期待年輕的朋友之中，能有真正的研究日本的學者出現。
島國春秋 : 日本書紀
《神話與小說》
作者：王孝廉, 出版社：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3
《華夏諸神．水神卷》
作者：王孝廉, 出版社：雲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水一直被人類認為是萬物之母。在世界上，大部分的民族都相信水是生命的泉源，認為水的多寡是由於神的慈悲或惡意，農耕民族常把與他們的生活有最密切的關係的水或雨加以人格話而成為水神、雨神．．．
《中國的神話與傳說》
作者：王孝廉, 出版社：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4
神話是民族的夢。
中華民族的遠古祖先，憑著他們的超自然意志活動，為周遭的自然界及人文界諸事象，做了種種的解釋和說明。正因 為地域的廣博，民族的眾多和智慧的成熟，中華民族的夢是多樣多采的。 由於許多原因，使得古代的神話和傳說產生了極大的流變，到如今，有關中國古代神話 的知識，仍舊是一片鬱鬱蒼蒼的原野，等待我們去墾拓。本書是作者從事神話研究的心得，溯本追源，探求了若干神話與傳說的原始內容與意義。
《中國神話世界：上編》
《中國神話世界：下編》
王孝廉 - 洪葉文化，2006-01-01 出版
回顧中國神話研究的發展，迄今已有百年歷史。百年間名家輩出，研究成果豐碩可觀。七○年代以後，神話研究...
王孝廉主編《神與神話》聯經出版 1988
內有台灣高山族的始祖傳說 pp. 677-712
王孝廉《中國的神話與傳說》 聯經出版
內容共分為六章以及附錄「日本學者的中國古代神話研究」。
首章從神話的流變切入，當然要先定義什麼是神話，「神話是民 族的夢，是古代人迷惑於有意識與無意識─夢與現實─之間的產物，簡單而具體的為神話下一個定義的話，神話是古代民眾以超自然性威靈的意志活動為底基而對於 周圍自然界及人文界諸事象所做的解釋或說明的故事。」這是本書的說法。雖然對這個領域認識的很少，不過我也大約能體會作者的意思，希望自己以後在閱讀神話 故事的時候，除了劇情以外也可以多多思考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產生，在故事的背後，應該有許許多多有趣的事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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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大匠的困惑: 建築師梁思成
Author 林洙
Publisher 台北: 都市改革派出版社, 1991 ，214 pages
此書錯字不少 不過是當時第一手資料 林洙先生與梁思成度過他最後的10年失去靈魂的梁先生.....
http://books.google.com.tw/books/about/%E5%A4%A7%E5%8C%A0%E7%9A%84%E5%9B%B0%E6%83%91.html?id=MstnAAAAIAAJ
******梁思成與林徽音
本書的一些翻譯問題 參考記憶 藝術之touch and precision
Liang and Lin
Paper 2009 | ISBN 978-0-8122-2040-7 | $21.95s | £14.50 |
"Liang and Lin is the story of a romance and of a heroic struggle against great odds. . . . Wilma Fairbank, who is the only person . . . who could have written this story, has created an affecting portrait of the final years of an epoch when Old China faded away and New China took its place."—New York Times
"No one who reads it will forget it."—Boston Globe
Wilma Fairbank documents, from both a historical and a uniquely personal perspective, the professional and personal achievements of Lin Whei-yin and Liang Sicheng. Liang and Lin were bor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a time when the influences of modernism were slowly bearing down o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1920s, they traveled together to the Beaux Arts universe of Philadelphia, where they both graduated with honors from the architecture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arried in 1928, they returned to their native land and became the first two professors at the newly founded school of architecture in Shenyang's Tung Pei University.
Wilma Fairbank and her husband, John King Fairbank, Harvard University's eminent historian of modern China, were lifelong friends of Liang and Lin. This relationship allows the author, herself a noted researcher of art and architecture, to paint a vivid picture of the couple with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turbulent past. Fairbank recounts how Liang and Lin used their Western training to initiate the study of China's architectural evolution. She also documents—as seen through the eyes of Liang and Lin—the tragic events that ravaged the Chinese homeland and its people: the 1937 invasion and bombings by the Japanese military and the ensuing illness and poverty; World War II and the civil war; 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in 1949; and the victimization of the scholar clas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f 1966-76.
Fairbank provides a highly readable, emotionally charged personal account of the couple's lives, and the numerous and sometimes horrific torments and humiliations they suffered. And, finally, when it was all too late, the posthumous praise and recognition.
Wilma Fairbank (1909-2002) is editor of Liang Sicheng's A Pictor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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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利用Amazon 的有限文本對照林徽因與梁思成 (費慰梅台北 時報出版 2000)
起碼史景遷的序文沒譯好
各章章名多被重新改過
在歷史作品 五臺山不可寫成五台山 (本書如此公共電視的影片之片頭等都如此犯錯
)
作者：費慰梅
Wilma Fairbank
譯者：成寒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00年06月19日
作者前記
書摘 1
書摘 2
在天津家中，有一項思成很喜歡的家庭習俗。父親在家的時候，全家人六點半時圍著一張圓桌坐下，「孩子們約在 20 分鐘內匆匆用完晚餐，父親和母親則淺飲小酌。父親開始談起他正在寫的題目－－詩人和其他人物傳記、歷史、政治哲學、古典文學、儒家學者和其他各學派的學 者，一談往往就談上一個鐘頭。這段期間，他的重心又回到國學研究上面，至於他過去最關心的國際事務，現在倒很少提了。」
幾年後，有一次，在中學念書的四子思忠，問了父親一個不太得體的問題：「一個中國人，著名的愛國志士，為什麼要在一個通商口岸的外國租界裡住下來，還蓋了 書房和藏書室？」梁啟超回答他：「你別把私事和國際事務混為一談。除了家庭以外，我最關心的就是我的藏書室。我需要我的書，所以呢，我必須確保那些書隨時 可以使用。與其把書放在容易被學生縱火燒掉的皇宮裡，不如把它們放到附近城裡的外國租界區來得安全些。為了使用這些書，我不得不搬到藏書室附近住。」
儘管他的生活重心大部分放在學術和政治參與方面，梁啟超仍認真扮演一個父親的角色。他對孩子充滿了愛心，同時又遵循儒家的傳統，認為兒子（當然還有女兒） 孝順父親是應該的。梁任公對自己的卓越智慧滿懷信心，一心想把兒女導向正確的思想和行為軌道上，給予適當的教育，為他們的將來鋪路，使他們都有好的婚姻。
梁啟超死後，他的朋友丁文江（譯注：地質學家，曾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將他的書信及部分個人作品匯集成冊， 1958 年在台北出版《梁啟超年譜》。在字裡行間他說得很明白，儘管他愛著全家人，但他最鍾愛的仍是長女和長子－－思順和思成。
他們從日本回到中國時，長女已經 18 歲了，是該幫她找門親事的時候。
梁啟超為思順選中一位東南亞歸國的年輕華僑，周國賢，中英文皆精通， 19 歲就受到康有為的注意，請他擔任祕書。後來他到歐洲深造，回國後梁啟超把他從康有為那兒請來當翻譯和祕書，並為他與長女牽紅線。
按儒家的做法，父親是一家之主，在安排女兒的婚事時，甚至可以不事先和他們商量。十年後，梁啟超在寫給長女的一封信裡表白，當初為兩個陌生男女作主婚事的 這項傳統，他已經做得很現代化了。「我為妳的婚姻感到驕傲，我認為我的做法很不錯。首先我仔細觀察一個人，然後介紹你們彼此認識，再讓你們自己下決定。我 認為這是一種理想的婚姻制度。」思順的第一個孩子，是個女兒， 1915 年出生於北京。接著，周國賢加入中國領事處工作，派駐海外，夫妻倆到過緬甸、菲律賓、加拿大和其他許多國家。
關山阻隔使父女之間魚雁往返不斷。梁啟超給女兒的信上表明她是他的知己，他把在家裡所看到的和種種操心，還有個人的事全告訴了她，且徵求她的意見。在與其 他孩子的相處模式中，他是那種傳統的、無所不知的父親，但和女兒思順之間，雖然有二十歲的差距，兩人卻是平等地商量討論。這表示思順已填補了他元配夫人和 忙於家務的二太太所留下的空缺。
1913 年 9 月，梁啟超被任命為司法部長。天津的大宅第和藏書室仍當做老家，不過現在勢必要在首都北京成立另一個家了。他們在紫禁城邊的南長街上找到一棟有許多天井的 大合院，在市中心，住得下這個食指日益繁浩的家庭和僕人，而且離北海公園入口圍城，梁啟超的辦公室很近。
遷居北京使孩子們的生活起了很大的變化。像他們這樣的家庭，傳統做法是讓孩子們先上私塾，但思成和弟弟以及堂兄弟姊妹在日本已經上過中文學校。有滿腦子現 代思想的父親認定，他的兒子現在已經 12 歲了，必須學習英語，為將來生活在國際環境中作準備，所以，把他送進北京一所極負名聲的英國學校，度過 1913 年至 1915 年的時光。
家中的女孩們則送入一所現代學校，訓練她們將來能適應更廣闊的世界。長女打前鋒。在她和精通兩國語言的周國賢訂婚以後，梁啟超堅持要女兒學習英文。來自英 國的史密斯（Bowden Smith）女士在北京設立一所女子學校，正好符合這個要求。等長女入了學，很快看出念書的好處，她們的母親就成了學校的熱心支持者。梁母並和英籍女校長 結為好友，跟著安排思順的妹妹、堂姊妹，甚至朋友的女兒入學。
1915 年秋天思成入清華學堂。這所學校是 1908 年以美國國會退給中國的庚子賠款創立的。這筆基金除了提供給六年預科、兩年大學本科，還為優秀學生提供到美國深造的獎學金。
學堂的預科課程和美國高中很類似，注重英文和科學，但藝術、音樂和體育也一樣重要。部分教師是美國人，全用英語授課。思成在學術和藝術方面的表現都很出 色。在此之前，他顯然沒學過素描、繪畫或音樂，在清華那些年裡卻讓他練得了一手好素描，後來便派上了用場。他是清華藝術社的社員，擔任 1923 年大學年刊《清華人》的藝術編輯，為該刊繪了好幾張全版精采的水墨畫，及穿插幾幅漫畫。在年刊的學生名冊裡，人家形容他是藝術家、作家，又加上具有「高度 的音感」。至於體育方面，他強壯又健康，喜歡跑步、跳遠、攀爬和體操。
清華園離北京西北郊數英里，交通是個問題。人力車和腳踏車最快，可是學生負擔不起。騎驢或坐驢車也可以，但又慢又不方便。學校裡有電話，卻不准學生使用，所以，他們和家裡只好以信函聯繫。
思成與家人長期隔離的這段經驗，可能對他的清華教育多少也些影響。 25 年後回首當年，思成告訴我說，中學和大學這漫長的 8 年奠立了英語和西方科學、歷史相關知識的良好基礎，可是，他又覺得清華的課程內容較簡單，「其實可以縮短為 4 年」。我認為他的看法忽略了一點，他在清華時期所參與的各項課外活動如藝術、音樂和體育，其實對他終生都受益。
書摘 3
書摘 4
後記
林徽因與梁思成皆出身名門，從小受到良好教育，青年時期留學美國。受到西方先進文化的洗禮。兩人學成歸國後，本該大展宏圖，然而，接連而來的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使他們的生活陷入了顛沛流離之中。儘管身處惡劣環境，他們仍不放棄對事業的追求，對生活的熱愛。林徽因在其短暫而絢麗的一生中給我們留下了許多美妙詩文，梁思成則把畢生的精力都獻給了建築事業。這本傳記，以細緻客觀的筆觸，展示了林徽因與梁思成這對伉儷的傳奇人生。費慰梅寫這本書的目的，不僅是為了追述林徽因與梁思成在特殊年代的際遇和使命，也為了紀念他們的成就、創造力、仁慈，以及支撐他們勇氣的幽默感。作者簡介費慰梅(Wilma Fairbank，1909—2002)研究中國古代藝術與建築的美國學者，出身哈佛世家，是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夫人;抗日戰爭期間，曾在重慶任美國駐華使館文化參贊。同為艱難亂世的親歷者，兼具親密摯友的特殊身份，費慰梅也許是最有資格講述林徽因與梁思成傳奇故事的人。費正清夫婦與五四時期的知識精英交往甚密。他們來到中國後大約約兩個月，便遇到了梁思成和林徽因，一見如故。費正清夫婦的中文名字，即由梁思成所取。這兩 對夫婦亦成為終身好友。---百年老課文 回憶林徽因（費慰梅）林徽因和我自一九三二年我們在北京第一次相遇時起就是親密的朋友，直到一九五五年她過早地逝世前幾年。當時，我們兩國不幸地決裂迫使我們分開了。當我們相識的時候，她只有二十幾歲，年輕而美麗，幸福地同梁思成結為夫妻，剛剛成為一個可愛的小女兒和一個新生小男孩子的媽媽。但是就在那幾個月內，她卻接連遭受了兩次悲劇性地打擊。正是這種悲劇因素，在她的一生中曾經深化了她的感情和創造性：一次無謂的空難，使她的一位最親密的朋友，詩人徐志摩死去了；而同時她自己也染上了肺結核症。在後來的歲月中，疾病耗盡了她的精力，並使她在本應是最富成果的年華中逝世了。當我回顧那些久已消失的往事時，她那種廣博而深邃的敏銳性仍然使我驚嘆不已。她的神經猶如一架大鋼琴的複雜的琴弦。對於琴鍵的每一觸，不論是高音還是低音，重擊還是輕彈，它都會做出反應。或許是繼承自她那詩人的父親，在她身上有著藝術家的全部氣質。她能夠以其精緻的洞察力為任何一門藝術留下自己印痕。年輕的時候，戲劇曾強烈地吸引過她，後來，在她的一生中，視覺藝術設計也曾經使她著迷。然而，她的真正熱情還在於文字藝術，不論表現為語言還是寫作。它們才是使她醉心的表達手段。其他老朋友會記得她是怎樣滔滔不絕地壟斷了整個談話。她的健談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使人嘆服的是她也同樣地長於寫作。她的談話同她的著作一樣充滿了創造性。話題從詼諧的軼事到敏銳的分析，從明智的忠告到突發的憤怒，從發狂的熱情到深刻的蔑視，幾乎無所不包。她總是聚會的中心和領袖人物，當她侃侃而談的時候，愛慕者總是為她那天馬行空般的靈感中所迸發出來的精闢警句而傾倒。我同她的友情與她和其他摯友們的還不同些，因為我們的交流完全是通過英語進行的。當我還是一個中文的初學者的時候，她已經是一位精通英語的大師了。毫無疑問，若不是有著這樣的語言媒介，我們的友情是不會如此深刻，如此長久的。在她的知交圈子裡，有不少人是掌握兩國語言的。但是，在他們之間的思想交流自然主要通過他們的本國語言，而我們兩人在單獨的交流中卻選擇著英語的詞彙來表達自己的思想。不久我們便發現彼此有著無數的共同語言，使我們得以交換彼此的經驗、維護自己的論點、共享相同的信念。她在英語方面廣博而深厚的知識使我們能夠如此自由的交流，而她對使用英語的喜愛和技巧也使我們在感情上更為接近了。我常常暗想，她為什麼在生活的這一時刻如此熱情地接納了我這個朋友？這可能同她失去了那不可替代的摯友徐志摩有點關係。在前此十年中，徐志摩在引導她認識英國文學和英語的精妙方面，曾對她有過很深的影響。我不知道我們彼此間滔滔不絕的英語交談是不是曾多少彌補過一些她生活中的這一空缺。在戰前最後的那些相對和平的日子裡，她的心裡充滿詩情和文思。我不知道當時她究竟寫成了多少，又有多少曾發表過。我也不知道她的時間曾受到過多少雜事的擠占。她要為兩個幼年的孩子負起母親的責任，要操持一堆複雜的家務，要照應許多親戚和朋友，當然，還要進行中國建築史的研究工作。這是她同丈夫共有的，她十分樂於從事的主題。一九三四年夏，我們偶然得到了一個能夠使她暫時擺脫日常家務的機會。我和丈夫在一個偏僻的山西農村中租到了一所房子，並說服了梁氏夫婦來這裡做了一次訪問。她感激地在這里安頓了下來，不受打擾地完成了她的散文《窗子以外》。不久，我們四個人一道沿汾河流域做了一次古建築調查旅行。為此，她曾為思成的《中國營造學社彙刊》寫了一篇充滿詩意的《紀實》。此後不久，我們不得不離開中國回到哈佛大學去，分別對於我們四個人來說都是痛苦的。但是，我們之間的友誼曾通過許多精彩的通信而繼續維持達十五年之久。雖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後我們曾經短暫重逢，但是，通信仍是我們之間始終不斷的聯繫紐帶。徽因用英文寫，文如其人地、親切地讓我們共嘗她的情感，她生活中的勝利和悲哀。也許這批信件是她惟一的英文作品集。它們體現了她那獨特的個性，並反映了她在英文表達自己思緒時是多麼地流暢和自如。一九八六年七月於美國新罕布什爾，富蘭克林。【點評】費慰梅（ＷＩＬＭＡ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ＪＯＨＮ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Ｓ）的夫人。梁林的終生摯友。《回憶林徽因》：美麗、高貴、優雅，這些美好的詞彙都可以在林徽因的身上得到最好的詮釋。她是一代才女，她是一個傳奇，費慰梅用一個外國人的眼光， 用一個他者的觀點告訴我們她眼中的林徽因。她具有藝術家的氣質，擁有精緻的洞察力，這成就了她的文學。她的聰明才智和淵博的知識，使她站在了專業領域的巔峰。她的熱情讓她成為人際交往的中心。妻子，母親，學者，作家，多重身份她都努力做到最好，生命中湧動著的活力使她具有獨特的魅力。她生活在一個充滿希望卻又無限徬徨的時代，一個大變革的時代，她用自己的全部生命為中國的知識分子作了最好的註解。
說一下本書的內容，除了前段提到首章對神話下一個定義以外，首章標題「神話與詩」，神話為什麼會跟文學結合在一起呢？王孝廉的觀點是：由於民眾智力的深 化、社會組織的形成、以及紀錄管理的工作，作者很認真的從資料中分析，
從第二章開始，作者分主題來探討神話故事中特定東西的形象。例如第二章標題「石頭的古代信仰與神話傳說」； 第三章「夸父的神話」；第四章「牽牛織女的傳說」；第五章「女兒國的傳說」；第六章「顓頊與乾荒、昌意、清陽、夷鼓、黃帝─關於嬴姓族的祖神系譜」。
就在「重為學生」期間，她認識了前加州大學中文系主任許芥昱。「他支持、鼓勵我 ... 卓以玉的畫作中，幾乎沒有「留白」；生活上也是如此。 她愛鮮豔、亮眼的顏色，紫
《林徽因建築文集》推出 收錄大量「才女」手繪古建圖
原文網址：https://read01.com/0zQoM.html
Kai-Yu Hsu
大匠的困惑: 建築師梁思成 (林洙) /Wilma Fairbank,"Liang and Lin: Partners in Exploring China's Architectural Past" 梁思成與林徽音
董橋先生《說品味》一文出現在本年度臺灣高考國文試題中!!!
大家不仿閱讀下文，讓我們一起動動腦解題吧~
董橋先生《說品味》一文出現在本年度臺灣高考國文試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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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建築家梁思成在香山途中，發現杏子口山溝南北兩崖上的三座小小佛龕，幾塊青石板經歷了七百多年風霜，石雕的南宋風神依稀可辨，說是「雖然很小，卻頂著一種超然的莊嚴，鑲在碧澄澄的天空裡，給辛苦的行人一種神秘的快感和美感。」建築家有這樣的領會，梁思成名之為「建築意」。
「意」，不太容易言傳，等於品味、癖好之微妙，總是孕含一點「趣」的神韻，屬於純主觀的愛惡，玄虛不可方物，如聲色之醉人，幾乎不能理喻。袁宏道所謂「世人所難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態，雖善說者不能下一語，惟會心者知之」。這是對的。但是，袁中郎笑人慕趣之名，求趣之似，辨說書畫、涉獵古董以為清，寄意玄虛、脫跡塵俗以為遠，說這些都是趣之皮毛，未免犯了知識勢利的弊病。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學問者淺，一心追求高級文化之神情旨趣，恐怕變得有身如桎，有心如棘，入理愈深，去趣愈遠。這一層，蘇珊‧桑達看得比較通透，她標舉俗中求雅的享樂主義也是「高品味」，「有品味有修養的人從此得以開懷，不必日夜為杞憂所累。」琴棋書畫的最高境界講究能收能放，與此同理。
品味跟精神境界當然分不開，可惜庸俗商業社會中把人的道德操守和文化修養都化成「交換價值」，視之如同「成品」，只認標籤不認內涵，品味從此去「品」何止千里！懂得看破功利社會怪現象而發出會心微笑的人，才能洞識「現代品味」的真諦，才可以在交換價值市場上立足且自得其趣。在這樣精緻的按鈕時代裡，沒有這一點品味的人註定寂寞。（董橋〈說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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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大匠的困惑: 建築師梁思成
Author 林洙
Publisher 台北: 都市改革派出版社, 1991 ，214 pages
此書錯字不少 不過是當時第一手資料 林洙先生與梁思成度過他最後的10年失去靈魂的梁先生.....
http://books.google.com.tw/books/about/%E5%A4%A7%E5%8C%A0%E7%9A%84%E5%9B%B0%E6%83%91.html?id=MstnAAAAIAAJ
登山一馬當先 豈敢冒充少年
只因恐怕落後 所以拼命向前
******梁思成與林徽音
本書的一些翻譯問題 參考記憶 藝術之touch and precision
梁思成與林徽音──探索中國建築的伴侶
Search the full text of this book:
www.upenn.edu/pennpress/book/561.html -Liang and Lin
Partners in Exploring China's Architectural Past
Wilma Fairbank. Foreword by Jonathan Spence
256 pages | 6 x 9 | 31 illus.Paper 2009 | ISBN 978-0-8122-2040-7 | $21.95s | £14.50 |
"Liang and Lin is the story of a romance and of a heroic struggle against great odds. . . . Wilma Fairbank, who is the only person . . . who could have written this story, has created an affecting portrait of the final years of an epoch when Old China faded away and New China took its place."—New York Times
"No one who reads it will forget it."—Boston Globe
Wilma Fairbank documents, from both a historical and a uniquely personal perspective, the professional and personal achievements of Lin Whei-yin and Liang Sicheng. Liang and Lin were bor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a time when the influences of modernism were slowly bearing down o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1920s, they traveled together to the Beaux Arts universe of Philadelphia, where they both graduated with honors from the architecture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arried in 1928, they returned to their native land and became the first two professors at the newly founded school of architecture in Shenyang's Tung Pei University.
Wilma Fairbank and her husband, John King Fairbank, Harvard University's eminent historian of modern China, were lifelong friends of Liang and Lin. This relationship allows the author, herself a noted researcher of art and architecture, to paint a vivid picture of the couple with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turbulent past. Fairbank recounts how Liang and Lin used their Western training to initiate the study of China's architectural evolution. She also documents—as seen through the eyes of Liang and Lin—the tragic events that ravaged the Chinese homeland and its people: the 1937 invasion and bombings by the Japanese military and the ensuing illness and poverty; World War II and the civil war; 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in 1949; and the victimization of the scholar clas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f 1966-76.
Fairbank provides a highly readable, emotionally charged personal account of the couple's lives, and the numerous and sometimes horrific torments and humiliations they suffered. And, finally, when it was all too late, the posthumous praise and recognition.
Wilma Fairbank (1909-2002) is editor of Liang Sicheng's A Pictor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The Works of Wilma Fairbank | Fairbank Center
The Works of Wilma Fairbank. June 27, 2011. The Fairbank Center is delighted to present The Works of Wilma Fairbank, a series of paintings and comments by ...Wilma Fairbank, 92, Historian of Chinese Art, Dies
By WILLIAM H. HONAN
Published: April 13, 2002
Wilma Cannon Fairbank, a historian of Chinese art and architecture, died on April 4 at her home in Cambridge, Mass. She was 92.
Mrs. Fairbank had studied fine arts at Radcliffe College and was an apprentice to the Mexican muralist Diego Rivera before she traveled to Beijing in 1932 to marry John King Fairbank. Then a Rhodes scholar and a lecturer at Qinghua University, John Fairbank later became the leading scholar of modern China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in China, Mrs. Fairbank visited the remote countryside. There she studied Buddhist cave temples, ancient stone tomb carvings and bronze vessels, using her research to write scholarly articles on the methods and materials of early Chinese artists.
Her article on Han period tomb murals in 1941, in which she explained how she had been able to restore a crumbling ancient tomb, drew scholarly recognition and wa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The article earned Mrs. Fairbank membership in China's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Chinese Architecture, a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
Return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36, she and her husband settled in Cambridge, Mass., where Mr. Fairbank was appointed to Harvard's department of history. During World War II, the Fairbanks moved to Washington, where she became the first employee of the China section of the State Department's cultural relations division, which dealt with scholarly and cultural exchange.
From 1945 to 1947, Mrs. Fairbank was cultural attaché to the United States Embassy in Chongqing and later, the nationalist capital, Nanjing.
In 1995 she published "Liang and Lin: Partners in Exploring China's Architectural Past," a biography of a Chinese couple who were groundbreaking scholars.
Wilma Cannon Fairbank was born on April 23, 1909, in Cambridge, Mass., the oldest child of Dr. Walter B. Cannon, a professor at the Harvard Medical School, and the author Cornelia James Cannon.
Mrs. Fairbank's husband died in 1991. She is survived by two daughters, Laura Fairbank Haynes of Arlington, Mass., and Holly Fairbank Tuck of New York City; a sister, Marian Cannon Schlesinger of Cambridge, Mass.; a brother, Dr. Bradford Cannon of Lincoln, Mass.; and four grandchildren.
Mrs. Fairbank had studied fine arts at Radcliffe College and was an apprentice to the Mexican muralist Diego Rivera before she traveled to Beijing in 1932 to marry John King Fairbank. Then a Rhodes scholar and a lecturer at Qinghua University, John Fairbank later became the leading scholar of modern China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in China, Mrs. Fairbank visited the remote countryside. There she studied Buddhist cave temples, ancient stone tomb carvings and bronze vessels, using her research to write scholarly articles on the methods and materials of early Chinese artists.
Her article on Han period tomb murals in 1941, in which she explained how she had been able to restore a crumbling ancient tomb, drew scholarly recognition and wa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The article earned Mrs. Fairbank membership in China's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Chinese Architecture, a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
Return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36, she and her husband settled in Cambridge, Mass., where Mr. Fairbank was appointed to Harvard's department of history. During World War II, the Fairbanks moved to Washington, where she became the first employee of the China section of the State Department's cultural relations division, which dealt with scholarly and cultural exchange.
From 1945 to 1947, Mrs. Fairbank was cultural attaché to the United States Embassy in Chongqing and later, the nationalist capital, Nanjing.
In 1995 she published "Liang and Lin: Partners in Exploring China's Architectural Past," a biography of a Chinese couple who were groundbreaking scholars.
Wilma Cannon Fairbank was born on April 23, 1909, in Cambridge, Mass., the oldest child of Dr. Walter B. Cannon, a professor at the Harvard Medical School, and the author Cornelia James Cannon.
Mrs. Fairbank's husband died in 1991. She is survived by two daughters, Laura Fairbank Haynes of Arlington, Mass., and Holly Fairbank Tuck of New York City; a sister, Marian Cannon Schlesinger of Cambridge, Mass.; a brother, Dr. Bradford Cannon of Lincoln, Mass.; and four grandchildren.
我利用Amazon 的有限文本對照林徽因與梁思成 (費慰梅台北 時報出版 2000)
起碼史景遷的序文沒譯好
各章章名多被重新改過
在歷史作品 五臺山不可寫成五台山 (本書如此公共電視的影片之片頭等都如此犯錯
)
林徽音與梁思成──一對探索中國建築的伴侶
作者：費慰梅
Wilma Fairbank
譯者：成寒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00年06月19日
作者前記
．費慰梅
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畢生都以哈佛大學為根據地，向西方世界介紹中國，別人常說他「幾乎是在二次大戰後的美國單槍匹馬地創造了現代中國研究的領域」〔美國哲學學會議事錄137, 2（ 1993 年 6 月）：282〕。
1932 年我們在北京結婚時，我和他已有共同的愛好。當時我們都是二十多歲的研究生，他來自南達科他（South Dakota），我則來自麻州劍橋（Cambridge, Massachusetts，譯注：哈佛大學所在地）──我們相遇相戀的地方。我當時最感興趣的是中國藝術，他則喜歡從各層面研究中國歷史。
我們在北京東城一座漂亮的四合院住下，找了中文老師，就開始學習語言。一有空，我們去紫禁城皇宮和香山佛寺探幽，這些都是著名勝地，但是更吸引我們的是當 時環繞著北京的高聳城牆和門樓。牆內，那永不落幕的生活戲劇就在大街上演著。儘管我們在探險中充滿了愉悅，但充其量不過是眼花瞭亂的旁觀者罷了。
約莫在婚禮後的兩個月，我們遇見了梁思成和林徽音。當時我們都不曾想過這段友誼日後會持續那麼多年，但一開始彼此就互相深深吸引了。他們很年輕，彼此深愛 對方，同時又很樂意我們常找他們作伴。徽（whei）──她為外國密友取的短名──人美得沒話說，個性又活潑。思成則比較內斂些。他彬彬有禮，反應敏捷， 偶爾還展現古怪的機智。他倆都會兩國語言，通曉東西文化。徽以她健談的口才和開朗的笑聲來平衡丈夫的拘謹。談話間，各自提到美國大學生活的故事，她很快就 知道我們夫婦倆都在哈佛念過書，而正清是在牛津大學讀研究所時來到北京。這又讓她講起自己在倫敦一年中學生活的點點滴滴。
我們離去時，她跟我們要了地址。我這時才發現，原來我們的房子離得很近，他們就在大街的盡頭東城牆下。他們和我們一樣年輕，又住得那麼近，真讓我們喜出望外。
從那時開始，兩家的友誼與日俱增。我們不久就知道思成曾在賓州大學攻讀西方建築學，目前已開始了身為中國第一位建築史學家的研究工作，後來在國際上也得到了肯定。徽是他在建築學方面的助手，但她至今仍令人懷念的原因，則在於她畢生所寫的詩篇。
思成和徽皆系出名門，有名聲顯赫的父親。因為他們和他們朋友的關係，許多領域都為我們敞開了大門。我們已不再是旁觀者。隔年費正清開始在清華大學授課，我們覺得自己已經是這裡的一分子了。
隨著本書的展開，字裡行間可以看出我們四人多年來保持的親密友誼。我們比他們多活些年原本不足為奇，因為在追求理想目標的過程中，他們歷經數十年的軍閥混 戰、民族主義革命、日本侵略、國共內戰以及嚴厲的管制，最後被病魔纏身給壓垮。我寫這本書的目的，不僅為了追述他們及其他人的命運，而且也為了紀念他們的 成就、創造力、仁慈，以及支撐他們勇氣的幽默感。
1932 年我們在北京結婚時，我和他已有共同的愛好。當時我們都是二十多歲的研究生，他來自南達科他（South Dakota），我則來自麻州劍橋（Cambridge, Massachusetts，譯注：哈佛大學所在地）──我們相遇相戀的地方。我當時最感興趣的是中國藝術，他則喜歡從各層面研究中國歷史。
我們在北京東城一座漂亮的四合院住下，找了中文老師，就開始學習語言。一有空，我們去紫禁城皇宮和香山佛寺探幽，這些都是著名勝地，但是更吸引我們的是當 時環繞著北京的高聳城牆和門樓。牆內，那永不落幕的生活戲劇就在大街上演著。儘管我們在探險中充滿了愉悅，但充其量不過是眼花瞭亂的旁觀者罷了。
約莫在婚禮後的兩個月，我們遇見了梁思成和林徽音。當時我們都不曾想過這段友誼日後會持續那麼多年，但一開始彼此就互相深深吸引了。他們很年輕，彼此深愛 對方，同時又很樂意我們常找他們作伴。徽（whei）──她為外國密友取的短名──人美得沒話說，個性又活潑。思成則比較內斂些。他彬彬有禮，反應敏捷， 偶爾還展現古怪的機智。他倆都會兩國語言，通曉東西文化。徽以她健談的口才和開朗的笑聲來平衡丈夫的拘謹。談話間，各自提到美國大學生活的故事，她很快就 知道我們夫婦倆都在哈佛念過書，而正清是在牛津大學讀研究所時來到北京。這又讓她講起自己在倫敦一年中學生活的點點滴滴。
我們離去時，她跟我們要了地址。我這時才發現，原來我們的房子離得很近，他們就在大街的盡頭東城牆下。他們和我們一樣年輕，又住得那麼近，真讓我們喜出望外。
從那時開始，兩家的友誼與日俱增。我們不久就知道思成曾在賓州大學攻讀西方建築學，目前已開始了身為中國第一位建築史學家的研究工作，後來在國際上也得到了肯定。徽是他在建築學方面的助手，但她至今仍令人懷念的原因，則在於她畢生所寫的詩篇。
思成和徽皆系出名門，有名聲顯赫的父親。因為他們和他們朋友的關係，許多領域都為我們敞開了大門。我們已不再是旁觀者。隔年費正清開始在清華大學授課，我們覺得自己已經是這裡的一分子了。
隨著本書的展開，字裡行間可以看出我們四人多年來保持的親密友誼。我們比他們多活些年原本不足為奇，因為在追求理想目標的過程中，他們歷經數十年的軍閥混 戰、民族主義革命、日本侵略、國共內戰以及嚴厲的管制，最後被病魔纏身給壓垮。我寫這本書的目的，不僅為了追述他們及其他人的命運，而且也為了紀念他們的 成就、創造力、仁慈，以及支撐他們勇氣的幽默感。
笑靨如花，任它嬌枝凋零
．耶魯大學教授史景遷
如果我們從遠處俯視 20 世紀中國歷史，便不難發現，這是一個驚人虛擲的世紀：虛擲了機會，虛擲了資源，也虛擲了生命。外敵侵占的苦痛，更加上國內政治的惡化，怎麼可能產生有序的 國家建設？前有實業家貪婪玩法，後有極端的國家極權，便把大多數人推入貧窮的深淵，試問平衡經濟又將如何發展？經常動盪不安的社會，同時也是文字審查制度 橫行、卻又最無想像力的社會，個人的創造力、智識的探索，又怎麼可能廣泛流行？梁思成與林徽音的故事，從一開始似乎就印證了上述的悲觀省思。千重萬疊的社 會浪費，打亂並吞噬了他們的生命，一次又一次，這個世界就是不留給他們任何呼吸的空間。然而，在費慰梅筆下那些動人而親切的生活片斷裡，我們更加感受到， 他倆情篤而緊張的婚姻生活中迸發的生命之光。我們彷彿聽見，他們高朋滿座的客廳裡，酒杯見底，笑聲連珠，浮沉著杯盤碰撞響。我們彷彿看見，他們細心研究恢 復古建築典籍的本來面目，他們靈巧的手指駕馭那管筆穿梭於技術細節之間，中英文一樣典雅。我們還看到，已經消失的古建築終於在民族意識中重新獲得其應有的 地位。我們也感受到，他們在漫長病疾苦痛中，從未放棄的幽默和剛毅。
林徽音和梁思成兩人都降生在 20 世紀和好奇探索者，因原配無出而討了兩房姨太太。林徽音就是大姨太太的獨生女，受過初期傳統與現代衝突、地位搖擺不定的中國。林徽音的父親是一位才華洋溢 的政治夢想家非正規但良好的教育。 1920 年，林父任中國國際聯盟同志會駐英代表，便帶了 16 歲的徽音就任，除讓女兒給自己做個伴、兼女主人。但是當詩人徐志摩狂戀上她後，父親就把她帶回了中國，讓她再度與梁思成聚首。梁思成是梁啟超的兒子，徽音 早已許配給他。
梁思成 1901 年出生在東京，當時他父親正受沒落滿清的追捕，被迫流亡日本。 1912 年滿清垮台後，梁啟超一家回到了中國。在民國初期的擺盪年代，梁啟超充分發揮了自己的智識才華和政治熱情。思成進入清華學堂，同時在國學方面又受到父親的 嚴格教誨，梁啟超還要求他把威爾斯（H.G. Wells）的《世界史綱》（Outline of History）譯成中文。 1923 年發生了一件意外，思成騎著他那輛嶄新的哈雷－戴維遜（Harley Davidson）摩托車時不幸出了車禍，由於治療不當，思成的腿從此有點跛，必須穿上鋼架走動。徐志摩這時已經回了國，且成為一位頗有影響力的詩人，而 徽音也正式和思成訂了婚，但仍和徐志摩恢復了過去的友誼。他們一起安排了克萊斯勒（Fritz Kreisler）在北京舉辦小提琴演奏會，為印度詩哲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在中國的巡迴演講擔任翻譯。
在梁啟超的敦促下，徽音和思成雙雙來到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他們倆雖已訂婚，但在學位到手之前不准結婚。在 20 年代費城的布雜藝術（Beaux-Arts）學派的氛圍裡，思成念建築，徽音學美術，套句梁啟超說的話，他倆「修行」了一段時期，在情感上和身心上都歷經 磨練。雖說不上修練到完美的地步，但確實加深了兩人的感情。 1928 年他倆終於在加拿大完婚，在修完碩士學位後回到了中國，成為新成立的瀋陽東北大學建築系最早上任的兩位教授。
1932 年，徽音和思成因日軍侵略瀋陽而被迫離開學校，返回北京。新婚不久的慰梅和正清在一次聚會中認識了他們，徽音已有了兩個孩子，一兒一女，並知道自己患了結 核病。徐志摩一直是他們家的常客，不幸在墜機事件中喪生。梁啟超也因腎臟手術失敗，不幸去世。這時思成借重紫禁城老工匠的指引，開始投入中國古代建築典籍 的研究。在這個紛亂、忙碌而又沸騰的時期，梁思成夫婦，偶或在費正清夫婦的陪伴下，開始對中國現存最早期的建築進行一連串的實地考察。他們最大的成就是， 確認、測量、繪製並拍攝了山西五台山裡一座建於西元 857 年的木結構寺廟－－佛光寺。但，這僅是《圖像中國建築史》（A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裡的眾多驚人發現之一。這本書寫作的過程歷經了許多年，其中又停頓無數次，終於經費慰梅親手將已散佚的圖文編成完整的一本書。
儘管在 1930 年代後期，費梁兩家在命運的擺布下，天各一方，但思成和徽音、慰梅和正清的友誼仍藉書信維繫不斷。費慰梅記憶中最可貴的是徽音的聲音。我們諦聽到徽音的呻 吟、操勞、新的痛苦，以及 1937 年日本全面入侵中國導致的顛沛流離，梁氏夫婦先飛到長沙，輾轉又到西南昆明、重慶。對徽音而言，這不但是一個世界的崩潰與驚駭，更是那種「空寂的小廟旁， 嬌枝嫩葉在凋零，靠著浪漫的自信依稀去跨越那朦朧的橋身」，在肺病的劇烈咳嗽，和寒夜陋室裡的顫悸中，徽音依然能寫下「太陽從那奇詭的方位帶來靜穆而優美 的快感」的句子。
戰爭的最後一年，這兩對夫婦曾經在重慶短暫相逢，但從此就再也沒有團聚過。國共戰爭、韓戰、冷戰一連串發生，接著是死亡（ 1955 年徽音、 1972 年思成、 1991 年正清）為他們的今生之緣畫上了句號。然而，梁思成與林徽音仍繼續不斷嘗試為他們所追求、所熱愛的建築盡一切的努力－－保存北京的綠化，防止北京遭受工業 化的侵害，將城牆和城門改造為公園，讓子子孫孫得以享受這一奇蹟。然而他們失敗了，他們被批鬥、被折磨、被羞辱，而在死後，當一切都已為時太晚時，他們又 受到讚揚，受到認可。
我們記得的當然是我們想記得的，而不是只要發生了就會記得住。如果願意的話，我們可以把那些過往全擱在心裡頭。那是梁思成在文化大革命中噩夢般的情景：他 的脖子上掛塊黑板，坦承「叛國」，木然面對周遭的譏笑，臉龐籠罩著一層「無盡的羞辱」。但我要感謝費慰梅，對我來說，那些情景都被另一幅畫面所取代：我看 到小思成在日本海邊偷潛下水，伸出小手想去揪自以為是的康有為的鬍鬚，以及思成那些嚴謹、優美的圖畫和書法。我還看到，不是在 1955 年寒冽的北京死於肺結核，來不及看到最後一堵龐大的古城牆轟然倒塌的徽音；而是在 1932 年北京舊家，孩子和友朋的笑鬧聲在客廳裡迴響著，徽音燦笑如花，書桌上放著未竟的詩稿，腦海裡卻跳動著在未來幾個月中去考察未知的古老廟宇的計畫。我還看 到，思成和徽音一塊兒乘火車、坐卡車，甚至搭驢車碾過人跡罕至的泥濘小徑，直到爬上了中國歷史的樑架之間，指尖沿精巧的木工細紋撫摩而過，讚嘆那已經永遠 失落了的藝術內涵與精緻。
1993 年 11 月 8 日 耶魯大學林徽音和梁思成兩人都降生在 20 世紀和好奇探索者，因原配無出而討了兩房姨太太。林徽音就是大姨太太的獨生女，受過初期傳統與現代衝突、地位搖擺不定的中國。林徽音的父親是一位才華洋溢 的政治夢想家非正規但良好的教育。 1920 年，林父任中國國際聯盟同志會駐英代表，便帶了 16 歲的徽音就任，除讓女兒給自己做個伴、兼女主人。但是當詩人徐志摩狂戀上她後，父親就把她帶回了中國，讓她再度與梁思成聚首。梁思成是梁啟超的兒子，徽音 早已許配給他。
梁思成 1901 年出生在東京，當時他父親正受沒落滿清的追捕，被迫流亡日本。 1912 年滿清垮台後，梁啟超一家回到了中國。在民國初期的擺盪年代，梁啟超充分發揮了自己的智識才華和政治熱情。思成進入清華學堂，同時在國學方面又受到父親的 嚴格教誨，梁啟超還要求他把威爾斯（H.G. Wells）的《世界史綱》（Outline of History）譯成中文。 1923 年發生了一件意外，思成騎著他那輛嶄新的哈雷－戴維遜（Harley Davidson）摩托車時不幸出了車禍，由於治療不當，思成的腿從此有點跛，必須穿上鋼架走動。徐志摩這時已經回了國，且成為一位頗有影響力的詩人，而 徽音也正式和思成訂了婚，但仍和徐志摩恢復了過去的友誼。他們一起安排了克萊斯勒（Fritz Kreisler）在北京舉辦小提琴演奏會，為印度詩哲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在中國的巡迴演講擔任翻譯。
在梁啟超的敦促下，徽音和思成雙雙來到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他們倆雖已訂婚，但在學位到手之前不准結婚。在 20 年代費城的布雜藝術（Beaux-Arts）學派的氛圍裡，思成念建築，徽音學美術，套句梁啟超說的話，他倆「修行」了一段時期，在情感上和身心上都歷經 磨練。雖說不上修練到完美的地步，但確實加深了兩人的感情。 1928 年他倆終於在加拿大完婚，在修完碩士學位後回到了中國，成為新成立的瀋陽東北大學建築系最早上任的兩位教授。
1932 年，徽音和思成因日軍侵略瀋陽而被迫離開學校，返回北京。新婚不久的慰梅和正清在一次聚會中認識了他們，徽音已有了兩個孩子，一兒一女，並知道自己患了結 核病。徐志摩一直是他們家的常客，不幸在墜機事件中喪生。梁啟超也因腎臟手術失敗，不幸去世。這時思成借重紫禁城老工匠的指引，開始投入中國古代建築典籍 的研究。在這個紛亂、忙碌而又沸騰的時期，梁思成夫婦，偶或在費正清夫婦的陪伴下，開始對中國現存最早期的建築進行一連串的實地考察。他們最大的成就是， 確認、測量、繪製並拍攝了山西五台山裡一座建於西元 857 年的木結構寺廟－－佛光寺。但，這僅是《圖像中國建築史》（A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裡的眾多驚人發現之一。這本書寫作的過程歷經了許多年，其中又停頓無數次，終於經費慰梅親手將已散佚的圖文編成完整的一本書。
儘管在 1930 年代後期，費梁兩家在命運的擺布下，天各一方，但思成和徽音、慰梅和正清的友誼仍藉書信維繫不斷。費慰梅記憶中最可貴的是徽音的聲音。我們諦聽到徽音的呻 吟、操勞、新的痛苦，以及 1937 年日本全面入侵中國導致的顛沛流離，梁氏夫婦先飛到長沙，輾轉又到西南昆明、重慶。對徽音而言，這不但是一個世界的崩潰與驚駭，更是那種「空寂的小廟旁， 嬌枝嫩葉在凋零，靠著浪漫的自信依稀去跨越那朦朧的橋身」，在肺病的劇烈咳嗽，和寒夜陋室裡的顫悸中，徽音依然能寫下「太陽從那奇詭的方位帶來靜穆而優美 的快感」的句子。
戰爭的最後一年，這兩對夫婦曾經在重慶短暫相逢，但從此就再也沒有團聚過。國共戰爭、韓戰、冷戰一連串發生，接著是死亡（ 1955 年徽音、 1972 年思成、 1991 年正清）為他們的今生之緣畫上了句號。然而，梁思成與林徽音仍繼續不斷嘗試為他們所追求、所熱愛的建築盡一切的努力－－保存北京的綠化，防止北京遭受工業 化的侵害，將城牆和城門改造為公園，讓子子孫孫得以享受這一奇蹟。然而他們失敗了，他們被批鬥、被折磨、被羞辱，而在死後，當一切都已為時太晚時，他們又 受到讚揚，受到認可。
我們記得的當然是我們想記得的，而不是只要發生了就會記得住。如果願意的話，我們可以把那些過往全擱在心裡頭。那是梁思成在文化大革命中噩夢般的情景：他 的脖子上掛塊黑板，坦承「叛國」，木然面對周遭的譏笑，臉龐籠罩著一層「無盡的羞辱」。但我要感謝費慰梅，對我來說，那些情景都被另一幅畫面所取代：我看 到小思成在日本海邊偷潛下水，伸出小手想去揪自以為是的康有為的鬍鬚，以及思成那些嚴謹、優美的圖畫和書法。我還看到，不是在 1955 年寒冽的北京死於肺結核，來不及看到最後一堵龐大的古城牆轟然倒塌的徽音；而是在 1932 年北京舊家，孩子和友朋的笑鬧聲在客廳裡迴響著，徽音燦笑如花，書桌上放著未竟的詩稿，腦海裡卻跳動著在未來幾個月中去考察未知的古老廟宇的計畫。我還看 到，思成和徽音一塊兒乘火車、坐卡車，甚至搭驢車碾過人跡罕至的泥濘小徑，直到爬上了中國歷史的樑架之間，指尖沿精巧的木工細紋撫摩而過，讚嘆那已經永遠 失落了的藝術內涵與精緻。
書摘 1
梁家長子
梁思成的一生受父親梁啟超的影響很大。父親的卓越、理想以及對兒子的關懷塑造了梁思成。兒子對父親盡孝道是每個中國孩子的基本美德，然而對梁思成而言，他 還有特殊的理由－－他父親是梁啟超， 1898 年維新運動的領導人。 1895 年，日本打敗了中國，朝野皆驚；而 1898年初，帝國主義列強鯨吞豪奪，擴充勢力範圍，眼看中國就要被瓜分。就在那一年夏天，梁啟超加入老師康有為的陣營，支持年輕的光緒皇帝頒行新政，以 「戊戌變法」救亡圖存。維新運動後因保守派政變而失敗，梁啟超便流亡日本。當時他還是一個 25 歲的廣東青年，一個早熟的學者和活動份子，以其擲地有聲的著作成為出類拔萃的精神領袖。
唯有儒家學者才能擔當起使中國思想現代化的重任，而這種改革只能從儒家內部開始。梁啟超在日本出版一系列的中文刊物，將西方學說介紹給革命世代的中國儒家學者。這使他具備了改革家的資格。
梁啟超不及 20 歲時就與貴州女子李蕙仙結了婚，妻子比他大 4 歲。這樁婚姻是出於李蕙仙擔任學政的兄長所安排。他在舉人考試中慧眼識得梁啟超。至於李蕙仙本人，外界則所知不多，僅知她是個平凡的婦人家，她的腳當然是 纏過的，她的思想也同樣受到束縛。儘管李蕙仙和一位以探索和開拓寬廣世界為己任的丈夫共同生活，她仍滿足於恪守自己的傳統。 1893 年她在廣東生下頭一胎孩子－－女兒思順。 5 年後她帶著孩子到日本，和流亡中的丈夫團聚。
世局動盪，但梁啟超在日本的生活可說是相當的平靜。女兒雖是掌上明珠，但眼前迫切需要的是一個能繼承香火的兒子。太太很快又懷孕了，生下盼望已久的男孩， 可惜生下來不久就夭折。當時她已經三十來歲，只給這個家添了一個 6 歲的女兒。李蕙仙是個識大體的婦人，知道自己無法履行生子息、傳香火的責任，於是特地回貴州老家一趟，挑了個可以為夫家傳宗接代的小老婆，帶著這個二太太 一起回日本。這個 16 、 7 歲的女孩，健康又活潑，可是不識字，也沒有纏過小腳，小小年紀就被主人買去，養在家裡當丫頭使喚。她相信這女孩應該能生養健康的孩子，又能明白她在梁家低 賤的地位及侍候梁家人的義務。
然而，最後還是元配夫人生了一個男孩繼承香火。梁思成 1901 年 4 月 20 日在東京出生，他活了下來，並挑起身為長子的責任，這份責任，在未來數十年的艱苦歲月中他一直擔著不放。 3 年後，二太太也生了個兒子思永。男孩們是彼此的童年玩伴，青年時期的好友。長大以後，他們都成為著名的學者。
元配夫人生了二女兒思莊以後就不再生育了。二太太卻不斷懷孕，直到 1929 年梁啟超去世；不久，他的第九個兒子也在出生後夭折了。多年來，梁啟超創作力旺盛，著作深具影響力，可是他卻以 56 歲早逝。他一共育有 14 個孩子，每個長大以後都有用於社會，其中幾個更是成就斐然。
梁二太太又比元配夫人多活了許多年。終其一生，她是梁家的支柱，家人無論是生病或健康的時候都受到她的照顧，而孩子們也以尊敬和愛戴來回報她。她來到這個 學者家庭時還是個文盲，一直等到第一個孩子上了學，她也跟著一起學習。她學會了讀書，而且讀得琅琅有聲，表情豐富。她不僅擅長護理和料理家務，而且學會了 游泳、溜冰、滾鐵環、編織、鉤毛線、打橋牌和麻將，還學會了針灸。
對梁啟超來說， 1898 年至 1912 年流亡日本的歲月可說是多采多姿。他繼續寫作、編書及發表政治見解；他學會日文，能閱讀西方書籍的日文譯本。他四處旅行，到過夏威夷、新加坡、澳洲、加拿 大及美國訪問華僑。在思成的記憶裡，那些年是一個和樂家庭的日常生活寫照，每天和兄弟姊妹、堂兄弟姊妹一塊兒玩耍，照顧他們起居的是日本僕人，而他們上的 是華僑學校。從 1964 年他為日本一家刊物寫的文章片段，可以看出當時的情景：
唯有儒家學者才能擔當起使中國思想現代化的重任，而這種改革只能從儒家內部開始。梁啟超在日本出版一系列的中文刊物，將西方學說介紹給革命世代的中國儒家學者。這使他具備了改革家的資格。
梁啟超不及 20 歲時就與貴州女子李蕙仙結了婚，妻子比他大 4 歲。這樁婚姻是出於李蕙仙擔任學政的兄長所安排。他在舉人考試中慧眼識得梁啟超。至於李蕙仙本人，外界則所知不多，僅知她是個平凡的婦人家，她的腳當然是 纏過的，她的思想也同樣受到束縛。儘管李蕙仙和一位以探索和開拓寬廣世界為己任的丈夫共同生活，她仍滿足於恪守自己的傳統。 1893 年她在廣東生下頭一胎孩子－－女兒思順。 5 年後她帶著孩子到日本，和流亡中的丈夫團聚。
世局動盪，但梁啟超在日本的生活可說是相當的平靜。女兒雖是掌上明珠，但眼前迫切需要的是一個能繼承香火的兒子。太太很快又懷孕了，生下盼望已久的男孩， 可惜生下來不久就夭折。當時她已經三十來歲，只給這個家添了一個 6 歲的女兒。李蕙仙是個識大體的婦人，知道自己無法履行生子息、傳香火的責任，於是特地回貴州老家一趟，挑了個可以為夫家傳宗接代的小老婆，帶著這個二太太 一起回日本。這個 16 、 7 歲的女孩，健康又活潑，可是不識字，也沒有纏過小腳，小小年紀就被主人買去，養在家裡當丫頭使喚。她相信這女孩應該能生養健康的孩子，又能明白她在梁家低 賤的地位及侍候梁家人的義務。
然而，最後還是元配夫人生了一個男孩繼承香火。梁思成 1901 年 4 月 20 日在東京出生，他活了下來，並挑起身為長子的責任，這份責任，在未來數十年的艱苦歲月中他一直擔著不放。 3 年後，二太太也生了個兒子思永。男孩們是彼此的童年玩伴，青年時期的好友。長大以後，他們都成為著名的學者。
元配夫人生了二女兒思莊以後就不再生育了。二太太卻不斷懷孕，直到 1929 年梁啟超去世；不久，他的第九個兒子也在出生後夭折了。多年來，梁啟超創作力旺盛，著作深具影響力，可是他卻以 56 歲早逝。他一共育有 14 個孩子，每個長大以後都有用於社會，其中幾個更是成就斐然。
梁二太太又比元配夫人多活了許多年。終其一生，她是梁家的支柱，家人無論是生病或健康的時候都受到她的照顧，而孩子們也以尊敬和愛戴來回報她。她來到這個 學者家庭時還是個文盲，一直等到第一個孩子上了學，她也跟著一起學習。她學會了讀書，而且讀得琅琅有聲，表情豐富。她不僅擅長護理和料理家務，而且學會了 游泳、溜冰、滾鐵環、編織、鉤毛線、打橋牌和麻將，還學會了針灸。
對梁啟超來說， 1898 年至 1912 年流亡日本的歲月可說是多采多姿。他繼續寫作、編書及發表政治見解；他學會日文，能閱讀西方書籍的日文譯本。他四處旅行，到過夏威夷、新加坡、澳洲、加拿 大及美國訪問華僑。在思成的記憶裡，那些年是一個和樂家庭的日常生活寫照，每天和兄弟姊妹、堂兄弟姊妹一塊兒玩耍，照顧他們起居的是日本僕人，而他們上的 是華僑學校。從 1964 年他為日本一家刊物寫的文章片段，可以看出當時的情景：
我自橫濱（Yokohama）時期開始曉事。父親當時在編一份知識份子刊物《新民眾報》，印刷廠的二樓就是我們的家。我每天到華僑辦的大同學校附屬幼稚園去，教師全是日本女人，她們都很慈祥溫柔，像媽媽和姊姊一樣。1911 年，推翻滿清政權的革命成功，梁啟超結束流亡生涯，次年帶著家人回到中國。日本地震多。每次地震發生的時候，日本阿姨就抱我下樓，因為母親是纏過腳的，下樓不太方便。差不多在我 6 歲那年，我們搬到了須磨（Suma），住的是一棟華僑擁有的別墅，有座大花園，連著一片直往海濱的松林。父親稱這地方「雙濤園」，因為聽得見海濤聲和松林間的風聲迴盪。堂哥堂姊們和我一塊兒從家裡步行到通往神戶（Kobe）的火車站，搭車到神戶同文學校上課。火車查票員待我們很和善，即使一天沒去上學，他們也會擔心，第二天一定要問我們發生了什麼事。暑假來臨，一家人到海邊度假。由一位退休海軍軍官教孩子們潛泳。有一年夏天父親的老師康有為來訪，卻引起孩子們的不快。因為康老師總是扯著大嗓門和父親辯論，吵得很激烈。孩子們於是在海邊圖謀報復，故意偷潛泳下水，伸出小手想去揪下自以為是的康有為的鬍鬚。
書摘 2
他們在天津的家是一棟西式大宅第，位於天津租界的河岸。石頭和灰磚砌成的房子，有兩層樓，房間多得可以容納食指繁浩的梁家，還有親戚和訪客。房子背後加蓋了廚房、儲藏室、病房，以及侍候梁家和裡外打雜的僕人住房。
梁啟超自日本歸國以後，梁家又有了第二棟更大的房子，三層樓白石建築，由義大利建築師設計，上面兩層樓是做藏書室用，樓下是起居室、大廳、餐室，以及接待 客人的地方，當然更少不了梁啟超的書房。依中國學者的傳統，梁任公給自己取了個奧祕的「雅號」來標明他的著作。他取的是「飲冰老人」，在新書房門楣上掛一 塊匾牌，寫著：「飲冰室」。這個「飲冰」字號，顯然出自莊子的典故：
梁啟超自日本歸國以後，梁家又有了第二棟更大的房子，三層樓白石建築，由義大利建築師設計，上面兩層樓是做藏書室用，樓下是起居室、大廳、餐室，以及接待 客人的地方，當然更少不了梁啟超的書房。依中國學者的傳統，梁任公給自己取了個奧祕的「雅號」來標明他的著作。他取的是「飲冰老人」，在新書房門楣上掛一 塊匾牌，寫著：「飲冰室」。這個「飲冰」字號，顯然出自莊子的典故：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子……曰：「凡事 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歡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 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見《莊子‧人間世》第二節）在面對現代社會眾多難題時，梁啟超顯然體認到古代賢人子高的憂慮及其飲冰療法的特點，而他自己在國學方面的研究也足以和子高媲美。
在天津家中，有一項思成很喜歡的家庭習俗。父親在家的時候，全家人六點半時圍著一張圓桌坐下，「孩子們約在 20 分鐘內匆匆用完晚餐，父親和母親則淺飲小酌。父親開始談起他正在寫的題目－－詩人和其他人物傳記、歷史、政治哲學、古典文學、儒家學者和其他各學派的學 者，一談往往就談上一個鐘頭。這段期間，他的重心又回到國學研究上面，至於他過去最關心的國際事務，現在倒很少提了。」
幾年後，有一次，在中學念書的四子思忠，問了父親一個不太得體的問題：「一個中國人，著名的愛國志士，為什麼要在一個通商口岸的外國租界裡住下來，還蓋了 書房和藏書室？」梁啟超回答他：「你別把私事和國際事務混為一談。除了家庭以外，我最關心的就是我的藏書室。我需要我的書，所以呢，我必須確保那些書隨時 可以使用。與其把書放在容易被學生縱火燒掉的皇宮裡，不如把它們放到附近城裡的外國租界區來得安全些。為了使用這些書，我不得不搬到藏書室附近住。」
儘管他的生活重心大部分放在學術和政治參與方面，梁啟超仍認真扮演一個父親的角色。他對孩子充滿了愛心，同時又遵循儒家的傳統，認為兒子（當然還有女兒） 孝順父親是應該的。梁任公對自己的卓越智慧滿懷信心，一心想把兒女導向正確的思想和行為軌道上，給予適當的教育，為他們的將來鋪路，使他們都有好的婚姻。
梁啟超死後，他的朋友丁文江（譯注：地質學家，曾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將他的書信及部分個人作品匯集成冊， 1958 年在台北出版《梁啟超年譜》。在字裡行間他說得很明白，儘管他愛著全家人，但他最鍾愛的仍是長女和長子－－思順和思成。
他們從日本回到中國時，長女已經 18 歲了，是該幫她找門親事的時候。
梁啟超為思順選中一位東南亞歸國的年輕華僑，周國賢，中英文皆精通， 19 歲就受到康有為的注意，請他擔任祕書。後來他到歐洲深造，回國後梁啟超把他從康有為那兒請來當翻譯和祕書，並為他與長女牽紅線。
按儒家的做法，父親是一家之主，在安排女兒的婚事時，甚至可以不事先和他們商量。十年後，梁啟超在寫給長女的一封信裡表白，當初為兩個陌生男女作主婚事的 這項傳統，他已經做得很現代化了。「我為妳的婚姻感到驕傲，我認為我的做法很不錯。首先我仔細觀察一個人，然後介紹你們彼此認識，再讓你們自己下決定。我 認為這是一種理想的婚姻制度。」思順的第一個孩子，是個女兒， 1915 年出生於北京。接著，周國賢加入中國領事處工作，派駐海外，夫妻倆到過緬甸、菲律賓、加拿大和其他許多國家。
關山阻隔使父女之間魚雁往返不斷。梁啟超給女兒的信上表明她是他的知己，他把在家裡所看到的和種種操心，還有個人的事全告訴了她，且徵求她的意見。在與其 他孩子的相處模式中，他是那種傳統的、無所不知的父親，但和女兒思順之間，雖然有二十歲的差距，兩人卻是平等地商量討論。這表示思順已填補了他元配夫人和 忙於家務的二太太所留下的空缺。
1913 年 9 月，梁啟超被任命為司法部長。天津的大宅第和藏書室仍當做老家，不過現在勢必要在首都北京成立另一個家了。他們在紫禁城邊的南長街上找到一棟有許多天井的 大合院，在市中心，住得下這個食指日益繁浩的家庭和僕人，而且離北海公園入口圍城，梁啟超的辦公室很近。
遷居北京使孩子們的生活起了很大的變化。像他們這樣的家庭，傳統做法是讓孩子們先上私塾，但思成和弟弟以及堂兄弟姊妹在日本已經上過中文學校。有滿腦子現 代思想的父親認定，他的兒子現在已經 12 歲了，必須學習英語，為將來生活在國際環境中作準備，所以，把他送進北京一所極負名聲的英國學校，度過 1913 年至 1915 年的時光。
家中的女孩們則送入一所現代學校，訓練她們將來能適應更廣闊的世界。長女打前鋒。在她和精通兩國語言的周國賢訂婚以後，梁啟超堅持要女兒學習英文。來自英 國的史密斯（Bowden Smith）女士在北京設立一所女子學校，正好符合這個要求。等長女入了學，很快看出念書的好處，她們的母親就成了學校的熱心支持者。梁母並和英籍女校長 結為好友，跟著安排思順的妹妹、堂姊妹，甚至朋友的女兒入學。
1915 年秋天思成入清華學堂。這所學校是 1908 年以美國國會退給中國的庚子賠款創立的。這筆基金除了提供給六年預科、兩年大學本科，還為優秀學生提供到美國深造的獎學金。
學堂的預科課程和美國高中很類似，注重英文和科學，但藝術、音樂和體育也一樣重要。部分教師是美國人，全用英語授課。思成在學術和藝術方面的表現都很出 色。在此之前，他顯然沒學過素描、繪畫或音樂，在清華那些年裡卻讓他練得了一手好素描，後來便派上了用場。他是清華藝術社的社員，擔任 1923 年大學年刊《清華人》的藝術編輯，為該刊繪了好幾張全版精采的水墨畫，及穿插幾幅漫畫。在年刊的學生名冊裡，人家形容他是藝術家、作家，又加上具有「高度 的音感」。至於體育方面，他強壯又健康，喜歡跑步、跳遠、攀爬和體操。
清華園離北京西北郊數英里，交通是個問題。人力車和腳踏車最快，可是學生負擔不起。騎驢或坐驢車也可以，但又慢又不方便。學校裡有電話，卻不准學生使用，所以，他們和家裡只好以信函聯繫。
思成與家人長期隔離的這段經驗，可能對他的清華教育多少也些影響。 25 年後回首當年，思成告訴我說，中學和大學這漫長的 8 年奠立了英語和西方科學、歷史相關知識的良好基礎，可是，他又覺得清華的課程內容較簡單，「其實可以縮短為 4 年」。我認為他的看法忽略了一點，他在清華時期所參與的各項課外活動如藝術、音樂和體育，其實對他終生都受益。
林家掌上明珠
林徽音是天生的藝術家，學而有成的建築師和名副其實的詩人。一如梁思成，她在嚴父林長民的影響之下長大。林長民是個藝術家和浪漫才子，這兩種氣質也支配了林徽音的性格。
林長民學問好又有官位，詩文書法在文化圈子裡頗具聲譽。他 1876 年生於杭州， 21 歲通過生員（最低一級）科考，入杭州外語學堂學習英語和日語。家裡為他安排了一門親事，後來元配無出，他就納了一個妾準備生兒子傳香火。姨太太共生了三個 孩子，一兒二女。可是兒子在襁褓中夭折，次女在孩提時代也早夭。 1904 年出生的林徽音是唯一活下來的孩子。
林父和當時許多才子一樣東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學讀了幾年書。 1909 年林長民以優異成績得到政治經驗學的學位。回到中國，他將姨太太和女兒接到上海，開始他的從政生涯。
那時徽音才 5 歲，她一直與父親分離，也沒有兄弟姊妹，只與母親住在杭州，四周全是大人。徽音是個成熟早慧的孩子，她的早熟可能讓家裡的親戚都把她當成大人看待，如此誤 了她的童年。父親歸來想必帶給女兒欣喜，而這個女兒伶俐、歡快、敏感的性格也必定令父親著迷。住在上海的那些年，這對父女的感情倆越來越親近。
1912 年這家人又搬到北京。父親在幾屆政府中官位步步直上。然而，此時他卻苦於沒有子嗣來繼承香火。於是，他從福建娶來第二房姨太太，不久就有喜，共生了一女四子。
而後，徽音的生活就蒙上一層陰影。二姨太和她那一窩孩子占了北京家裡寬敞的前院，洋溢著孩子們的喧鬧嘻笑。徽音卻陪母親住在後頭的小院子裡。徽音的母親對 二姨太滿懷嫉妒。二姨太生了四個兒子，因此取代她的地位是無話可說，可是父親毫不掩飾對二姨太的寵愛，更讓徽音的母親承受不了這份羞辱。那常年的怨懟隱隱 地，變成無可表白的恨。敏感的女兒夾在中間，她同情母親被羞辱的心境，卻同時又要珍惜父親對她的愛。二姨太太也承認，徽音依然是父親最鍾愛的孩子。
徽音生命中嶄新、重要的一頁自 1919 年鋪展開來，這年她 15 歲。林長民和梁啟超結為好友。兩人有同樣在日本待過的背景，都在革命後的北京政府擔任高官（譯注：梁啟超市財政總長，林長民是司法總長）。兩家門當戶對， 於是他們想以啟超的愛子思成和長民的愛女徽音的聯姻而結為親家。這一年，兩個年輕人在「正式介紹」之下認識了，這顯然背離了傳統，在媒人牽線、訂親後，兩 個完全陌生的男女要到婚禮當天才能夠見面。那年徽音 15 歲，思成 18 歲，依據傳統習俗，他們這個年紀已經可以成親。但是梁任公跟他們說得很清楚，儘管雙方父親都贊同這門親事，但最後的決定還是在他們自己。而在這個決定作出 之前，又過了 4 年，這期間兩人又經歷了許多事。
1920 年夏天徽音離開了北京，隨父親走過半個世界到倫敦。國際聯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創立，各國紛起效尤，中國也成立了中國國際聯盟同志會。林長民是發起人 之一，又兼任理事。他為了國聯的事務常駐倫敦，把女兒帶去作伴。徽音在上海和北京的學校裡學會的英文，她不僅是怡人良伴，也有用的助手。她在倫敦的聖瑪麗 女子學院（St. Mary’s Collegiate School）繼續讀書，很快就說得一口流暢的英語。
在政局漸趨穩定後，世界各地人士雲集倫敦。徽音扮演父親的女主人，每天接待許多前來向父親致敬的中外人士。這種社交活動對她的影響，顯然和正規教育同等重要。
其中一位重要訪客是徐志摩。他透過老師梁啟超，在倫敦認識了林徽音父女。徐志摩是浙江一位著名銀行家的兒子，早年鑽研古書。 1915 年結婚，有一個兒子。他把妻子和孩子交給父母照顧，北京大學畢業後， 1918 年赴美深造。徐志摩在美國到底學了什麼，似乎始終是個疑問。第一年他插入麻州渥斯特（Worcester）的克拉克大學（Clark University）選修經濟學和社會學，第二年轉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政治學。第三年，歐戰已經結束，他憑著一股衝動放棄美國學業，漂洋過海到英 國。本來打算到劍橋大學（Cambridge University，譯注：英國劍橋也就是徐志摩筆下的康橋，與美國麻州劍橋同名）跟著他心儀已久的羅素（譯注：Bertrand Russell, 1872 - 1970 ，英國哲學家、數學家）讀點書。他在 1920 年 10 月越過大西洋抵達倫敦，人家才告訴他，羅素已於幾年前遭劍橋大學除名，目前人已前往中國講學途中。結果，徐志摩一時不知何是好，寫下：「正感著悶想換路 走」（譯注：引自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橋＞）。
他那曾令梁啟超喜愛的性格-敏銳、魅力、率真、幽默、創造衝動和戲劇性風度，顯然都被沮喪壓住了。最重要的，徐志摩具有一種得天獨厚的魅力，他善於尋找氣味相投的人，把他們聚集在一起，以新思想、新嚮往和新友情激發周圍的人。
林長民和徐志摩志同道合，兩人一見如故。徐志摩成了這家的常客。林長民與他無話不談，舊時往事，包括早年他留日期間愛上一個日本女孩的故事。這可能喚醒了徐志摩的浪漫情懷。這兩個男子鬧著玩互通「情書」，用文字表達他們的情感，由徐志摩扮做已婚女子，林長民裝作已婚男士。
徐志摩年長林徽音近 10 歲。這個「老頭」原先屬意的是與林家父親往來而不是女兒，父女倆心裡都明白。甚至可以說，他一開始曾是徽音的「徐叔叔」。然徽音那細緻的美貌立即吸引徐志 摩的注意。她一如其父的藝術氣質，她的活潑、如閃電般的靈光、她的文學天賦全使徐志摩傾倒。結果他墜入了愛河。
林長民學問好又有官位，詩文書法在文化圈子裡頗具聲譽。他 1876 年生於杭州， 21 歲通過生員（最低一級）科考，入杭州外語學堂學習英語和日語。家裡為他安排了一門親事，後來元配無出，他就納了一個妾準備生兒子傳香火。姨太太共生了三個 孩子，一兒二女。可是兒子在襁褓中夭折，次女在孩提時代也早夭。 1904 年出生的林徽音是唯一活下來的孩子。
林父和當時許多才子一樣東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學讀了幾年書。 1909 年林長民以優異成績得到政治經驗學的學位。回到中國，他將姨太太和女兒接到上海，開始他的從政生涯。
那時徽音才 5 歲，她一直與父親分離，也沒有兄弟姊妹，只與母親住在杭州，四周全是大人。徽音是個成熟早慧的孩子，她的早熟可能讓家裡的親戚都把她當成大人看待，如此誤 了她的童年。父親歸來想必帶給女兒欣喜，而這個女兒伶俐、歡快、敏感的性格也必定令父親著迷。住在上海的那些年，這對父女的感情倆越來越親近。
1912 年這家人又搬到北京。父親在幾屆政府中官位步步直上。然而，此時他卻苦於沒有子嗣來繼承香火。於是，他從福建娶來第二房姨太太，不久就有喜，共生了一女四子。
而後，徽音的生活就蒙上一層陰影。二姨太和她那一窩孩子占了北京家裡寬敞的前院，洋溢著孩子們的喧鬧嘻笑。徽音卻陪母親住在後頭的小院子裡。徽音的母親對 二姨太滿懷嫉妒。二姨太生了四個兒子，因此取代她的地位是無話可說，可是父親毫不掩飾對二姨太的寵愛，更讓徽音的母親承受不了這份羞辱。那常年的怨懟隱隱 地，變成無可表白的恨。敏感的女兒夾在中間，她同情母親被羞辱的心境，卻同時又要珍惜父親對她的愛。二姨太太也承認，徽音依然是父親最鍾愛的孩子。
徽音生命中嶄新、重要的一頁自 1919 年鋪展開來，這年她 15 歲。林長民和梁啟超結為好友。兩人有同樣在日本待過的背景，都在革命後的北京政府擔任高官（譯注：梁啟超市財政總長，林長民是司法總長）。兩家門當戶對， 於是他們想以啟超的愛子思成和長民的愛女徽音的聯姻而結為親家。這一年，兩個年輕人在「正式介紹」之下認識了，這顯然背離了傳統，在媒人牽線、訂親後，兩 個完全陌生的男女要到婚禮當天才能夠見面。那年徽音 15 歲，思成 18 歲，依據傳統習俗，他們這個年紀已經可以成親。但是梁任公跟他們說得很清楚，儘管雙方父親都贊同這門親事，但最後的決定還是在他們自己。而在這個決定作出 之前，又過了 4 年，這期間兩人又經歷了許多事。
1920 年夏天徽音離開了北京，隨父親走過半個世界到倫敦。國際聯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創立，各國紛起效尤，中國也成立了中國國際聯盟同志會。林長民是發起人 之一，又兼任理事。他為了國聯的事務常駐倫敦，把女兒帶去作伴。徽音在上海和北京的學校裡學會的英文，她不僅是怡人良伴，也有用的助手。她在倫敦的聖瑪麗 女子學院（St. Mary’s Collegiate School）繼續讀書，很快就說得一口流暢的英語。
在政局漸趨穩定後，世界各地人士雲集倫敦。徽音扮演父親的女主人，每天接待許多前來向父親致敬的中外人士。這種社交活動對她的影響，顯然和正規教育同等重要。
其中一位重要訪客是徐志摩。他透過老師梁啟超，在倫敦認識了林徽音父女。徐志摩是浙江一位著名銀行家的兒子，早年鑽研古書。 1915 年結婚，有一個兒子。他把妻子和孩子交給父母照顧，北京大學畢業後， 1918 年赴美深造。徐志摩在美國到底學了什麼，似乎始終是個疑問。第一年他插入麻州渥斯特（Worcester）的克拉克大學（Clark University）選修經濟學和社會學，第二年轉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政治學。第三年，歐戰已經結束，他憑著一股衝動放棄美國學業，漂洋過海到英 國。本來打算到劍橋大學（Cambridge University，譯注：英國劍橋也就是徐志摩筆下的康橋，與美國麻州劍橋同名）跟著他心儀已久的羅素（譯注：Bertrand Russell, 1872 - 1970 ，英國哲學家、數學家）讀點書。他在 1920 年 10 月越過大西洋抵達倫敦，人家才告訴他，羅素已於幾年前遭劍橋大學除名，目前人已前往中國講學途中。結果，徐志摩一時不知何是好，寫下：「正感著悶想換路 走」（譯注：引自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橋＞）。
他那曾令梁啟超喜愛的性格-敏銳、魅力、率真、幽默、創造衝動和戲劇性風度，顯然都被沮喪壓住了。最重要的，徐志摩具有一種得天獨厚的魅力，他善於尋找氣味相投的人，把他們聚集在一起，以新思想、新嚮往和新友情激發周圍的人。
林長民和徐志摩志同道合，兩人一見如故。徐志摩成了這家的常客。林長民與他無話不談，舊時往事，包括早年他留日期間愛上一個日本女孩的故事。這可能喚醒了徐志摩的浪漫情懷。這兩個男子鬧著玩互通「情書」，用文字表達他們的情感，由徐志摩扮做已婚女子，林長民裝作已婚男士。
徐志摩年長林徽音近 10 歲。這個「老頭」原先屬意的是與林家父親往來而不是女兒，父女倆心裡都明白。甚至可以說，他一開始曾是徽音的「徐叔叔」。然徽音那細緻的美貌立即吸引徐志 摩的注意。她一如其父的藝術氣質，她的活潑、如閃電般的靈光、她的文學天賦全使徐志摩傾倒。結果他墜入了愛河。
多年後聽徽音提起徐志摩，我注意到她對徐的回憶，總是離不開那些文學大家的名字，如雪萊（Shelley）、濟慈 （Keats）、拜倫（Byron）、曼殊斐兒（Katherine Mansfield）、吳爾芙（Virginia Woolf）。我猜想，徐在對她的一片深情中，可能已不自覺地扮演了一個導師的角色，領她進入英國詩歌和英國戲劇的世界，新美感、新觀念、新感覺，同時也 迷惑了他自己。我覺得徽音和志摩的關係，非情愛而是浪漫，更多的還是文學關係。
在我的印象裡，徽音是被徐志摩的性格、熱忱和他對自己的狂戀所迷惑，然而她只有 16 歲，並不是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樣世故。她不過是父親身邊的一個女學生而已。徐志摩的熱烈追求並沒有引起這個未經世事女孩子的對等反應。他的出現只是她生活裡 的一個奇遇，不致於讓她背棄家裡為她已經選好的婚姻。
透過林長民，徐志摩認識了英國文學家和中國迷狄更生（Goldsworthy owes Dickinson, 1861-1932）。他對徐志摩很有好感， 1921 年安排徐志摩進入劍橋大學王家學院（King’s College），給他一個特別生的資格，隨意選科聽講。狄更生既熟悉劍橋大學又深諳英國古往今來的文豪，為徐志摩敞開了新的領域。他過去努力研究的經濟 學和政治學，而今已讓位給詩詞研究和寫作，直至生命終了。他的文學氣質終於有了宣洩的窗口，而他的感情和才氣將一古腦傾瀉而出。
新月派詩人徐志摩信仰「愛、自由與美」，他以為離開妻子，然後離婚，他就自由了。在徽音身上他找到了夢寐以求的東西，幻想著，與她廝守終生就能達到創作的巔峰。相較之下，他對妻子和孩子的義務就輕如鴻毛了。
當他知道在中國的父母將妻子送到英國來和他團聚時，他的反應如何可想而知。張幼儀在 1921 年春天抵英。他們搬進離劍橋六英里的鄉下叫沙士頓（Sawston）的地方，租了幾間小屋住下。每天一早他坐街車，有時騎自行車上學和上圖書館。他用當地 一家雜貨舖當他的地址，在倫敦的徽音可以寄信來，他總是一收到就回。他的妻子待了一整個夏天，懷了孕。秋天他建議她墮胎，然後一個人去了倫敦，從那裡託人 帶話來說他想離婚。張幼儀只好前往德國投奔弟弟，她的第二個小孩在那裡出生，但生下不久便夭折了。
可能就在這時候，徐志摩對徽音說他想離婚，並向她求婚。徽音愛慕他、景仰志摩，他打開了徽音的視界，喚起徽音的新感情和新嚮往，徽音當然也充滿了感激。至 於婚姻呢？思成曾親口對我說，不管這段插曲造成了什麼困擾，但這些年徽音和她傷透了心的母親同住，使她一想起離婚就惱火。在這起離婚事件中，一個失去愛情 的妻子被拋到一旁，而她自己卻要去頂替她的位置。徽音不能想像自己走進一種人生的關係，竟使她自然聯想到母親一樣的羞辱。
徽音的父親也景仰志摩，可是他們在倫敦住了一年多了，風波頻起，他覺得現在已是離去、帶著徽音回家的時候了。他們搭船穿越蘇伊士運河和印度洋漫漫的旅程，於 1921 年 10 月抵家。
兩個女人離去後， 1921 年秋徐志摩獨自回劍橋待了一整個學年。他說他頭一次把妻子安頓在這裡時，幾乎不認識劍橋。他寫道：「那時我才有機會接近真正的康橋生活，同時我也慢慢的 『發現』了康橋。我不曾知道過更大的愉快。」（譯注：引自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橋＞）他的交遊圈子包括狄更生、福斯特（E.M. Forster）、H.G. 威爾斯、李查茲（I.A. Richards）、羅素、傅來義（Roger Fry）、魏雷（Arthur Waley），莫瑞（John Middleton Murry ）。有一次，莫瑞帶他去見妻子曼殊斐兒。徐志摩終於有機會一睹這位著名短篇小說家的風采，讓他激動不已。
這一年他特別高興的是可以孤獨，面對朋友，面對自然。「絕對的孤獨」，是他發現康橋的最大祕密。他的這種情感在顯然是他的第一批詩作中抒發而出。他還為劍 橋大學寫了一篇深情的祝詞，一開頭：「是康橋打開了我的眼界，是康橋激起了我對知識的渴求，是康橋培育了我的『自我』意識。」古老的石頭房舍，靜靜的綠 野，初青的麥田，迷眩了他的視覺。他的英語已熟極而流，閱讀濟慈、雪萊、拜倫、華滋華斯（Wordsworth）和斯萬伯恩（Swinburne）的浪漫 詩篇，他讀得出了神。英國大詩人在他身上喚起的渴望、理想和浪漫的幻想，激發他中文寫作的靈感。他從青年時代熟讀中國古典詩詞，很少有中國青年學者能像他 那樣把古典融入自己的詩。詩是他情感的自然抒發方式，而他那與生俱來的源泉，加上劍橋的激發汨汨流淌而出的詩句，影響中國未來的一個世紀。
徐志摩在劍橋度過逍遙自在的一年，之後束裝返國，於 1922 年 10 月 15 日抵達上海。
在我的印象裡，徽音是被徐志摩的性格、熱忱和他對自己的狂戀所迷惑，然而她只有 16 歲，並不是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樣世故。她不過是父親身邊的一個女學生而已。徐志摩的熱烈追求並沒有引起這個未經世事女孩子的對等反應。他的出現只是她生活裡 的一個奇遇，不致於讓她背棄家裡為她已經選好的婚姻。
透過林長民，徐志摩認識了英國文學家和中國迷狄更生（Goldsworthy owes Dickinson, 1861-1932）。他對徐志摩很有好感， 1921 年安排徐志摩進入劍橋大學王家學院（King’s College），給他一個特別生的資格，隨意選科聽講。狄更生既熟悉劍橋大學又深諳英國古往今來的文豪，為徐志摩敞開了新的領域。他過去努力研究的經濟 學和政治學，而今已讓位給詩詞研究和寫作，直至生命終了。他的文學氣質終於有了宣洩的窗口，而他的感情和才氣將一古腦傾瀉而出。
新月派詩人徐志摩信仰「愛、自由與美」，他以為離開妻子，然後離婚，他就自由了。在徽音身上他找到了夢寐以求的東西，幻想著，與她廝守終生就能達到創作的巔峰。相較之下，他對妻子和孩子的義務就輕如鴻毛了。
當他知道在中國的父母將妻子送到英國來和他團聚時，他的反應如何可想而知。張幼儀在 1921 年春天抵英。他們搬進離劍橋六英里的鄉下叫沙士頓（Sawston）的地方，租了幾間小屋住下。每天一早他坐街車，有時騎自行車上學和上圖書館。他用當地 一家雜貨舖當他的地址，在倫敦的徽音可以寄信來，他總是一收到就回。他的妻子待了一整個夏天，懷了孕。秋天他建議她墮胎，然後一個人去了倫敦，從那裡託人 帶話來說他想離婚。張幼儀只好前往德國投奔弟弟，她的第二個小孩在那裡出生，但生下不久便夭折了。
可能就在這時候，徐志摩對徽音說他想離婚，並向她求婚。徽音愛慕他、景仰志摩，他打開了徽音的視界，喚起徽音的新感情和新嚮往，徽音當然也充滿了感激。至 於婚姻呢？思成曾親口對我說，不管這段插曲造成了什麼困擾，但這些年徽音和她傷透了心的母親同住，使她一想起離婚就惱火。在這起離婚事件中，一個失去愛情 的妻子被拋到一旁，而她自己卻要去頂替她的位置。徽音不能想像自己走進一種人生的關係，竟使她自然聯想到母親一樣的羞辱。
徽音的父親也景仰志摩，可是他們在倫敦住了一年多了，風波頻起，他覺得現在已是離去、帶著徽音回家的時候了。他們搭船穿越蘇伊士運河和印度洋漫漫的旅程，於 1921 年 10 月抵家。
兩個女人離去後， 1921 年秋徐志摩獨自回劍橋待了一整個學年。他說他頭一次把妻子安頓在這裡時，幾乎不認識劍橋。他寫道：「那時我才有機會接近真正的康橋生活，同時我也慢慢的 『發現』了康橋。我不曾知道過更大的愉快。」（譯注：引自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橋＞）他的交遊圈子包括狄更生、福斯特（E.M. Forster）、H.G. 威爾斯、李查茲（I.A. Richards）、羅素、傅來義（Roger Fry）、魏雷（Arthur Waley），莫瑞（John Middleton Murry ）。有一次，莫瑞帶他去見妻子曼殊斐兒。徐志摩終於有機會一睹這位著名短篇小說家的風采，讓他激動不已。
這一年他特別高興的是可以孤獨，面對朋友，面對自然。「絕對的孤獨」，是他發現康橋的最大祕密。他的這種情感在顯然是他的第一批詩作中抒發而出。他還為劍 橋大學寫了一篇深情的祝詞，一開頭：「是康橋打開了我的眼界，是康橋激起了我對知識的渴求，是康橋培育了我的『自我』意識。」古老的石頭房舍，靜靜的綠 野，初青的麥田，迷眩了他的視覺。他的英語已熟極而流，閱讀濟慈、雪萊、拜倫、華滋華斯（Wordsworth）和斯萬伯恩（Swinburne）的浪漫 詩篇，他讀得出了神。英國大詩人在他身上喚起的渴望、理想和浪漫的幻想，激發他中文寫作的靈感。他從青年時代熟讀中國古典詩詞，很少有中國青年學者能像他 那樣把古典融入自己的詩。詩是他情感的自然抒發方式，而他那與生俱來的源泉，加上劍橋的激發汨汨流淌而出的詩句，影響中國未來的一個世紀。
徐志摩在劍橋度過逍遙自在的一年，之後束裝返國，於 1922 年 10 月 15 日抵達上海。
書摘 5歲寒三友圖梁啟超 1918 年底前往歐洲參加凡爾賽和會，之後他從巴黎出發，漫遊英國和歐陸幾個月。梁回到中國後，便把精力放在審視中國文化的各個層面。這是他生命的最後十年了。他 也有些擔心孩子們在清華的學業，唯恐注重英語和自然科學會使他們忽略中國文化涵養，而他本人在他們這個年紀時，國學造詣已經很深了。 由父親主講的晚間學堂已斷斷續續進行了多年，現在應該是加重課程的時候了。 1920 、 21和 22 年的夏天全用來上課。梁啟超挑選了一批學生，包括思成和思永、他們的堂弟妹和他自己的年輕門生，在天津家中開了一個國學研究班。他利用上午 9 點到 12 點講課，學生在課堂上不斷發問。下午 3 點到 5 點，學生們把梁啟超的講稿刻在蠟紙上，複習一天的功課。他的講稿後來輯印成書。 兒子們不僅每天受到父親思想的薰陶，而且試著模仿父親那種優雅的文白夾雜風格。梁思成後來指出，父親的治學方法對他和思永的影響特別大。兩兄弟在中國研究方面有突出的貢獻──思成研究中國建築史，思永研究中國考古學，足以證明虎父無犬子。 梁啟超客居英國之際，對威爾斯的著作《世界史綱》印象頗深。這本書當時風靡英國和美國，且被譯成多種文字。目前需要一個中文譯本，他本想自己著手，不過， 如他在給大姊思順的信上寫的：「我的英文不怎麼好，兒子們便自告奮勇。」在年輕的歷史學家徐宗漱的合作下，兩兄弟從 1921 年夏天承擔起這份工作，一直做到次年二月。 父親有幾個動機：首先，他希望兒子們能像當時西方人那樣具有世界歷史觀，同時，這份作業對他們新學的英語能力是很好的測驗，對中文寫作也是很好的練習。他 又寫道：「因為要指導兩個兒子學中文，這個夏天我得花掉好多個半天的時間，甚至每天兩個小時修改他們的翻譯稿。所以，名義上是『孩子們』翻譯的，實際上是 我。有時半天只能完成一千字，若是我自己寫文章的話，可以寫上四千字了。」 1922 年 3 月，譯稿完成。 1927 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兩卷。 當時大姊思順一家住在菲律賓，夫婿在馬尼拉任總領事。當時梁母從天津到菲律賓就醫，在馬尼拉做了癌切除手術。 1922 年夏天父親派思成到馬尼拉把母親接回天津。一抵達當地，思成寫信給父親說，母親「已經完全從重病中康復過來」。（引自梁啟超《年譜》618頁））既然不再 操心了，思成奉父親之命買了一輛英國汽車給家裡用，另外，大姊也買了一輛戴維遜－哈雷摩托車給思成。這兩輛車都託船運了回來。 徽音和父親於 1921 年下半年返國，她和思成的婚事又再度重提。 1923 年初雙方已有了婚約。元月七日，梁啟超寫信給思順說，「思成和徽音已互訂終身。」他又加上一句：「我告訴他們，訂了婚就要趕快結婚，不過，我希望他們在訂 婚之前一定要先完成學業。可是林家主張他們馬上訂婚，他們的朋友也多半這麼想。妳認為呢？」 梁啟超關心的是思成和徽音的學業。當時節育的方法仍不為人知，也不太容易。假使結婚頭一年有了孩子，學業就會中斷，而且負擔不起花費和責任。最後他們聽從梁啟超的建議，等到 1927 年秋天才宣布訂婚， 1928 年 3 月舉行婚禮。 就在這一星期，梁任公另寫了一封真知卓見的信給徐志摩。任公和其他許多人一樣，對這個早年拜他為師的年輕詩人相當疼惜。志摩那放蕩不羈的「野馬」脾氣的危 險，當然他也清楚。徐志摩在 1922 年 3 月離了婚，而志摩想娶的卻是梁啟超為兒子相中的女子。梁啟超寫這封長信給他的目的，一方面譴責徐志摩拋棄妻子，一方面是為了保護徽音和思成，使他們不受徐 志摩的影響而亂了方寸，傷了自己。信中無一字提到徽音，但要徐志摩「萬不能把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樂」，不要「沉迷於不可必得之夢境。」 徽音依然敬愛著徐志摩，但她的生命已經牢牢和思成聯繫在一起了。既然婚約已定，她現在反而能投身於徐志摩創辦的新月社了。這是一群積極提倡白話文運動的年輕作家社團，目的在創作一種以白話文寫成的詩，而且是依現代西方文學而非傳統中國文學的標準來寫。 這是徽音寫作生涯的伊始。她寫了最早的一些詩歌、短篇小說和散文。據思成說，她第一次發表的作品其實是翻譯王爾德（Oscar Wilde）的浪漫派散文詩：《夜鶯和玫瑰》（The Nightingale and the Rose）。他不知道在哪裡發表，可能是在北京或天津一家報紙的副刊上，那是新月社成員早期的重要園地。 20 年代初北京的文化活動非常活躍，尤其對來訪的西方文化工作者特別友好。徐志摩便熱心地向中國聽眾介紹西方藝術。他和徽音負責舉辦小提琴家克萊斯勒的音樂會，演出非常成功，那是西方著名的古典音樂作品首度移到中國古都演出。（譯注） 譯注：據梁從誡表示， 1923 年，徐志摩聽聞有「樂聖」之稱的小提琴家克萊斯勒到北京，又為外國人演奏。徐志摩氣不過樂聖沒為中國人演出，於是找了前財政總長公子梁思成，前司法部長女 兒林徽音，向達官貴人推銷包廂的貴賓票，促成克萊斯勒在梁思成所就讀的清華學堂演出一場，學生則免費。林徽音當時回頭望看包廂，想看哪些大官來看洋胡琴， 發現包廂坐的全是姨太太和老媽子。 這一年是思成在清華的最後一年，夏天他就要和同學一起拿庚子賠款獎學金到美國深造。他打算到賓州大學讀建築，這是受徽音的影響。多年以後他告訴我，徽音在 倫敦有一個同學，能花好幾個小時在畫板上畫房子。徽音著迷了。她的朋友在她追問下描述了建築這個職業。徽音當下就確定這正是她所要的事業，一種把藝術創造 和人的日常需要結合在一起的工作。回中國以後，她不費吹灰之力，就引導思成走上同一條路。思成一向熱愛繪畫，隱隱感覺自己可以當個藝術家。建築正合他的心 意，而一道學建築也符合兩人的理想。 1923 年 5 月 7 日，思成、思永和弟弟從西山清華園來到北京城裡，參加 1915年 5 月 7日，德國將山東省割讓日本的國恥日周年抗議示威。梁家的大院在南長街，那是一條市中心的南北大街，街的南端折向繁華的東西大道－－長安街，街前緊依著天 安門的正面。約莫十一點鐘，思成把大姊送的摩托車推出來，思永坐在後座，騎向南邊追趕遊行隊伍。當他們轉入長安街時，猛不防被一輛疾馳而過的大轎車撞到側 面，摩托車重摔在地，把思永拋出老遠，思成則壓在車底下。坐在轎車裡的官員無動於衷，命令司機繼續往前開。 思永的傷口流著血，他站起來，發現哥哥躺在街上不省人事，就立刻跑回家裡，滿身是血的樣子把家人嚇壞了，他叫道：「快！救救思成！他撞傷了，傷得不輕！」 一個僕人奔向出事地點，把思成揹回來。思成臉色蒼白，眼珠一動也不動。過了 20 分鐘才恢復知覺，臉上也又有了血色。父親俯身向前，握住思成的手，「他抓住我的手，在我臉上親了一下，」梁啟超寫道：「他對我說，『爸爸，我是您的不孝兒 子。在您和媽媽把我的全部身體交給我之前，我已經把它毀壞了。別管我，尤其不要告訴媽媽。大姊在哪兒，我怎麼能見到她？』」（引自梁啟超《年譜》642 頁）） 「這時候，我的心差不多要碎了，」父親寫道：「我只是說，『不要緊的，別害怕。』當我看到他臉上恢復了血色的時候，我感到欣慰。我想，只要他能活下來，就 算是殘廢我也很滿足了。後來醫生來了，幫他做了全身檢查。他診斷說，腰部以上沒有什麼毛病，只是左腿斷了，他用救護車把思成送到醫院。」在這段時間裡，思 永忙著和別人一起照顧思成。後來他睡著了，家裡也替他擔心起來，把他送進了醫院，只檢查出嘴唇磨破和腿上有輕微的擦傷。兩兄弟在醫院裡同住一間病房，思永 一個星期就出院了，而思成則住上八個星期。  |
| 書摘 6 起初醫院的外科醫生告訴家裡，思成不需要動手術，因為骨頭沒有斷。這個診斷是錯的，耽誤了正確的治療。其實他是股 骨複合性骨折，至五月底，思成已經動了三次手術。父親在一封給大姊思順的信上以充滿希望的口吻說，腿已經完全接合，思成將可以「和正常人一樣走路。」可實 情並非如此，從那時起，左腿顯然比右腿短一大截，這輩子他都要跛著腳走路，且由於脊椎受傷，一直要穿著協和醫院特製的金鋼馬甲。對一個工作上需要經常在農 村裡長時間徒步、攀爬和檢查屋頂和桁架的人來說，這種殘疾實令人難忍。 父親要他活潑好動的大兒子，好好利用這段消極的日子。出事後約兩個星期左右，思成開始研讀中國古代典籍，從《論語》和《孟子》著手。「在這兩個月裡，你應 當能夠讀通，甚至背誦那些修身養性的段落，然後讀《左傳》和《戰國策》的全文，以增長智慧和改進文體風格。若還有時間的話，可以讀點《荀子》。」 這些經典是過去八百年來科舉貢生的必讀課。這時候，改革派領袖梁啟超顯然回到了他的新儒學立場，認定背誦經典對清華大學那些單調的課程有所補充。 思成的母親對那個撞傷了她兩個兒子又逃逸的官員特別生氣。她向共和國總統告狀，要求處分該官員。最後判定是司機的錯。梁母不肯罷休，直到總統替他的屬下道歉為止。 梁母同時還有別的擔心。那年夏天特別熱，而病人躺在床上繃帶一直纏到腰間。他美麗的徽音，因車禍的消息而憔悴，每天到醫院裡來看他。可她沒有女孩子家的那 種矜持，徽音每天下午都坐在他床邊，熱心地和他說說話，開玩笑或安慰他。年輕一代的這種行徑，梁母感到震驚。在這緊急時刻，梁啟超把思成的情況隨時以口述 的方式，請徽音記錄下來寄給大姊，因而博得未來親家公的好評。後來我們才知道，大姊對迎娶這位現代姑娘入家門也曾有些意見。 思成直到 7 月 31 日才出院，那時候父親已經和醫生商量好，夏天到美國留學的計畫必須延遲一年。「如果你的身體還沒有完全復原，」父親寫信給他說：「你可能在旅途中遇到麻 煩，不值得冒這個險。人生的旅途相當長，一年或者一個月算不了什麼。你的一生太平順了，小小的挫折可能是你磨練性格的好機會。而且就學業來說，你在中國多 準備一年也沒有任何損失。」（引自梁啟超《年譜》 1923 年 6 月 26 日） 思成離華赴美的時間延到了 1924 年夏天。在這段期間裡，徽音一方面完成她在北京的學業，一方面繼續她的寫作，同時準備和撕成一起到賓州大學建築系念書。 ※ ※ ※ ※ ※ ※ 徐志摩以一封感人肺腑的長信，回答了梁啟超責罵他和妻子離婚的警告信，「我將於茫茫人海中訪我唯一靈魂之伴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信中，徽音的名字一字也沒提。 梁啟超顯然以為這問題不再威脅他的家庭。 1923 年夏天，梁啟超在南開大學授課，邀請徐志摩過去教兩個星期，課程為近代英國文學。徐志摩寫詩用的是新白話文，許多篇都輯印成書。 1923 年秋天，徐志摩呼親朋引詩友到杭州欣賞西湖美景。他的聲譽和影響力日增。 1924 年他接受了北京大學的教席聘書。 梁啟超和林長民是北京「講學社」的策劃人，這個社曾經主辦了羅素等人來華訪問，把外國著名思想家的觀點介紹給中國人。徐志摩很早就想邀請印度著名詩哲泰戈 爾（Radindranath Tagore），這一天總算來到。 1924 年 4 月 12 日，泰戈爾一行抵上海，徐志摩親自到碼頭上迎接，在華七個星期行程中，由他全程作陪並兼翻譯。兩位詩人一見如故。他們在杭州西湖的一條小船，看夜俯下身 來，掉落一顆顆星子，一片湖水，船去了，留下月光與星河。兩人吟詩、論詩直到天明。 4 月 23 日泰戈爾抵達北京，受到梁啟超、林長民、胡適等許多知識界名流的熱烈歡迎。 泰戈爾認為他的這趟訪華，象徵著印度和中國兩大古老宗教的聯繫。他來中國的目的，是為了加強中、印兩大國在亞洲精神上的團結一致，在他看來，這種精神和西 方務實主義結合起來，將成為新的世界文明基礎。泰戈爾在北京的演講，吸引了數以千計的學生和知識份子。許多人是慕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之名而來；而徐志摩的翻 譯、天才詩人的吸引力無疑也是一個因素。徐志摩請徽音在泰戈爾在北京期間一起擔任翻譯。當泰戈爾在歡迎和好奇的人群中轉來轉去時，兩人也隨伴在側。與泰戈 爾同行，他們也成了公眾人物。泰戈爾的訪問營造了一股浪漫氣氛籠罩著他們。這對出色的年輕男女伴著一個高個子、白髮蒼蒼的哲人，有人這樣形容：「林小姐人 豔如花，和老詩人挾臂而行，加上長袍白面，郊荒島瘦的徐志摩，猶如蒼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圖。」林徽音是「梅」，徐志摩是「竹」，留著長髯、穿著長袍的泰戈爾 是「松」。一時傳為京城美談。 泰戈爾訪問北京的高潮是 5 月 8 日，為他 63 歲生日舉辦的壽宴，由徐志摩新近創立的新月社主辦，而這個社又以泰戈爾的散文詩《新月集》（Cresent Moon）命名。四百位北京名流出席了宴會。在演說和贈禮結束之後，演出泰戈爾以英文寫的短劇《齊特拉》（Chitra）以祝興。在劇中，徽音飾演公主齊 特拉，徐志摩演愛神瑪達那，林長民演春神代森塔。 第二天早晨，泰戈爾發表了他一系列七篇講稿中的第一篇。部分台下的年輕聽眾發出尖銳的批評。次日他的第二次演講，顯然遭到有心人士的攻擊。台下聽眾散發的傳單把泰戈爾說成一個為精神至上主義辯護、對中國目前的困境無動於衷的反動派，泰戈爾知道了非常憤怒。 自 1923 年開始，由少數共黨份子所領導的中國左派發起了一場積極反對基督教傳教士的「文化帝國主義」運動。對這些辯證唯物主義者來說，泰戈爾簡直是獅穴中的一塊肥 肉。他宣布下一次演講是最後一次，其餘的將取消。大約有兩千人湧進來聽這最後一講。徐志摩和胡適當場為詩人作辯解，但泰戈爾卻說他已身心俱疲，想到西山休 養，這樣度過了他在中國的最後一周。 5 月 25 日，泰戈爾離華的日子，是個感人的告別日。詩人可能因避開了那些激進份子而鬆了一口氣，但在華期間，年輕可愛的徽音一直不離左右，現在要分開了，他覺得依依不捨，特別為她作了一首詩： 天空的蔚藍，對 徐志摩和林徽音來說，這次離別有一種格外辛酸的滋味。徐志摩私下對泰戈爾說，他依然愛著徽音。那老詩人曾代為求情，卻沒有說動了她。然而，在最後的幾個星 期裡，她和徐志摩共同度過了隨身照顧這位可敬可佩的印度哲人的時光。他們在眾目睽睽之下完成戲劇性和令人興奮的公眾使命，並意識到徐志摩的人和詩，在一夕 之間為他贏來的聲望。 徽音下個月將與思成一起赴美留學，這一別就是四年。徐志摩慨嘆著：離別！怎麼的能叫人相信？我想著了就要發瘋。這麼多的絲，誰能割得斷？徐志摩陪著泰戈爾到了日本， 6 月 27回抵上海，沒想到又捲進了另一場情愛糾葛。  |
後記
只寄了二十一年的包裹
．費慰梅
接下來我要說一則十分離奇的故事。雖然思成夫婦早已入土，但他們的著作還在人間，而我竟不可思議地捲入這個故事裡。
1957 年 3 月，冷戰的「竹幕」終於揭開，我們與梁家斷了 8 年的音訊又連接上了，我在劍橋從一位素不相識的人那裡接到思成從北京捎來的口信，短而具體，指示我將他 1947 年託給我的建築圖稿和照片寄到英國紐卡索（New Castle）給一位「劉‧C小姐」，她會透過英中之間的郵遞轉寄給他。
我知道思成是多麼看重這些圖稿和照片，他曾夢想著把《圖像中國建築史》展示給西方的讀者看。但我怎麼能夠肯定這口信是真的？他真的要我把這些無可取代的東西寄給一位僅知姓名的陌生人？而這個人的地址，離中國和離我一樣的遙遠。
那段時期，美國和中國之間沒有通郵服務。我無法與思成聯繫上，也不可能確認口信的真假，更不可能把包裹直接郵寄給他。
我沒有別的辦法，只好把這珍貴的書稿仔細包好，在 1957 年 3 月上旬寄給那位劉小姐。我先寄了封信給她，強調這些書稿的重要性，思成急著拿到它們。我焦急地等了 6 個星期，終於，她來信告訴我，包裹「完整無損」到她手上。她又說，她保證會盡快將它轉寄給梁思成教授，同時她也寫了信告訴他此事。她還解釋，所以會遲遲才 回信給我，是因為「學院的事情很忙」。什麼學院？我心裡想著，她是學生還是教師？後來她便音訊渺茫。21 年後， 1978年我的一位歐洲友人訪問清華大學建築系，向一位教授提及我與梁教授之間長期的友誼。那位教授卻毫不客氣地質問他：「是嗎？那為什麼費正清夫人不依 梁教授的要求，退還給他那些圖稿和照片？」
我在劍橋看到這位朋友從北京的來信後，頓時驚訝得目瞪口呆。那些精美的圖稿和照片是在那套萊卡縮微底片毀於戰火後，唯一留存之物。我知道，它們是思成一生的心血。他生命的最後 14 年，不能參考這些研究所需的基礎圖片，他會怎麼看待我呢！
從一個舊檔案盒裡，我找出了 1957 年 3 月 7 日寄給劉小姐那封信的複本，而後又找到她同年 4 月 20 日的遲到回函，我把兩封信的複本寄到清華，並寫了一封短簡解釋。但是，儘管我可以為我的名譽辯護，心裡卻很不安。
這位劉小姐究竟是誰？即使我查不到那失蹤的包裹，起碼我可以追蹤她的下落。我猜想，她現在應該是一個中年婦女，但伊人何處尋？她會不會，她能不能解開這個悲劇般的失蹤之謎呢？
我問思成的兒子從誡，在北京他家和他父親的同事中能否打聽到那位劉小姐的身分。從誡的回答令人黯然：「我們都沒有聽說過在英國的這位學生。我父親一定是誤 把她當成一個負責的人。如果包裹不是寄丟了的話，那麼只能怪他自己看錯了人。不管怎樣，都已過去了 21 年，現在一切都太晚了。」
是的，如果郵包真是寄丟了的話，那麼一切都太晚太晚了。而且，如果她也是在思成和我警覺之前就不知去向，那這不明智的選擇只能怪思成本人了。一時之間，我 不得不接受了這個事實。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那珍貴的包裹卻總映現在我的腦際，它雖然失蹤、被遺忘，但一定會在什麼地方。這就像一個失落了的珍寶，在我們的 夢裡縈迴。我必須再努力一次。
既然無法從北京方面找到劉小姐，我只好轉向倫敦。我給好友，一位退休了的大使蘭博特爵士（Sir Anthony Lambert）寫了一封信，將情況源源本本告訴了他，求他幫我的忙。一下子，奇蹟出現了。他把我的信交給了英國建築史學會的洛克（Tim Rock），他記得不到兩年前，學會裡的一位祕書女士就住在紐卡索，而且曾經擔任過那裡建築學院的註冊組員。他打了電話給她，碰巧她也想起了有這麼一位學 生， 20 年前的一位高年級生，劉懷貞（Lau Wai-Chen，譯音）。她回電話說查到劉後來成為一名註冊建築師，目前大概在新加坡開業。洛克馬上打給英國建築師註冊處查劉的登記號，有了這個登記 號，他從英國皇家建築師學會找到了她目前在新加坡的地址。
他簡短地向我描述了這個奇蹟：「 3 通電話， 15 分鐘，加上一位註冊組員的記憶。」
蘭博特爵士 1979 年 11月 13 日來信告訴我劉在新加坡的地址。當然我馬上給她寫了信，附上 1957 年的通信複本，以喚回她的記憶。我告訴她梁思成根本沒有收到那個包裹，還告訴她梁的一、兩位同事甚至懷疑我故意不還給他。在第二頁裡，我寫下一直困擾著我 的一連串疑問：
「假如妳已將包裹寄往了北京……是什麼時候？透過什麼郵路？妳掛號了嗎？妳告訴梁教授妳已經從我這兒收到它沒有？妳可知道梁教授沒有收到？」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現在，那包裹在哪？弄丟了？毀損了？還是放在一個書架上，積滿灰塵？告訴我，有什麼辦法可以找到那包裹？」
她的回函姍姍來遲，對我的疑問隻字未提。「 20 年實在太長了，過去的事很難回想起來。收到妳的信後，我四處找，最後發現一個小包裹裡有圖稿和照片。如果我記得沒錯的話，我寫過幾封信給梁教授，但都沒有得到回音，所以包裹就一直放著。」
好一個「一直放著」，放了 20 年！沒有知會我或思成，而我們倆竟放心託付給她？它怎麼會繞了半個世界，這麼多年了，卻又始終沒有回到它的主人手裡？我怎麼也不明白，她也再沒有向我解釋她是如何想的。
找到包裹後的 6 個月裡，她一直拖延著，不肯把它寄給我或寄回北京。正如她信上寫說，她不認為她有責任（ 20 年後，她竟說她沒責任！）「把這件包裹交還給梁家」。
儘管我越想越氣，但我還是盡量保持風度，客氣地與她聯繫。就這樣拖到了 1980 年 5 月，她又寫信告訴我，寄包裹給思成家人這件事將從春天延到秋天。這真是太過份了！我寄去一封措詞嚴厲的信：「不管妳用什麼藉口推卸 1957 年的責任，現在，妳沒有理由再扣著那個包裹不放。」我要求她馬上把包裹用掛號寄出，寄給梁夫人（林洙），又告訴她，我要把這封信的複本寄給梁夫人和思成的 接班人吳良鏞教授，而幾個月前，她已經有了他們在北京的地址。她寫信向他們訴苦叫屈，但他們都支持我的態度。終於，差不多兩個月後，思成寶貴的遺物從新加 坡以快捷郵件寄出，在 1980 年 7 月 17 日回到林洙的手上，整整晚了 23 年。
那年的 10 月，我專程到中國，與林洙一起編寫清單目錄，仔仔細細地檢查了那些圖稿和照片。圖稿的紙得自於戰爭年代的中國西部，經過 39 年的歲月已經變舊泛黃，但是那黑色的墨線和文字說明仍像初繪時那般清晰，這些圖連同那些萊卡照片也依然完整無損。這一點，我們多少得感謝劉女士。同時，思 成的建築史手稿也在清華找到了，這部散佚的著作，終於復歸完璧。
4 年後思成的大作《圖像中國建築史》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出版。應吳良鏞教授的要求，我重新編輯這本書，為它找一家合適的出版社。雖然耽誤了幾十年，思 成對中國建築精闢的分析依然不失其領先地位。這本書博得中外人士的歡迎以及書評的讚揚，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也因本書在 1984 年獲得美國出版家專業暨學術書籍出版金獎。
看到這批珍貴的圖片重見天日，以及《圖像中國建築史》問世，清華大學建築系和我一樣地歡欣。為了表示他們的謝忱，他們特邀請我到山西省遊覽，由林洙當嚮 導，走過思成往昔曾經到過的地方。在山西南部，我又一次走過 1934 年和正清隨同梁氏夫婦走過的足跡。 50 年過去了，坐車遊太原以北的地帶，我們輕而易舉找到了那些重要的建築。當思成的最偉大發現－－五台山上那座唐代佛光寺映入眼簾時，林洙和我簡直驚喜若狂。
沿途停了幾個地方，從前思成教過的學生熱情款待我們。他們各自在自己的領域裡打拚。我很欣喜地看到，儘管在文化大革命中思成曾受到無情的打擊，但他的影響依然存在。
完成這趟中國建築之旅後，我邀請林洙到美國，她在我們劍橋的家住了兩個月。我們旅行了許多地方，從新英格蘭到南方維吉尼亞州夏洛特維爾，一路上參觀了許多 美國的特殊建築。我們當然不會錯過費城，去看看當年思成和徽音學習建築的母校賓州大學。我從她的來信裡看出，她對新罕布夏州（New Hampshire）遍布樹木的山崗，青色的山巒和農舍非常喜愛。
思成苦難的晚年得到林洙的愛和關懷，多少給他的悲劇留下了幾個令人寬慰的片段。本書最後一章收錄了林洙的回憶錄，是一段深情奉獻的感人訴說。思成有徽音和林洙先後做他的人生伴侶，多麼的幸運啊，而對我來說，她們兩人又在我的心中留下了多麼美好的記憶。
在中共與美國斷絕邦交的 25 年間，梁家的孩子長大成人了。女兒再冰精通英文，因公派往倫敦及其他各地。我們很少見面。他的兒子從誡長成為一位有才華的學者。在那段苦難的時期，他忠誠 地守著父親和林洙。他小的時候我們就很喜歡他，而今在北京見到他已經成人，我們的愛更加難以言表。麻省理工學院出版他父親的《圖像中國建築史》深深感動了 他，他決定為中國讀者翻譯出版了中英對照版。由於他沒有學過建築，為了摯愛的父親，他暫時擱下自己的工作幾個月，在多位中國建築史家的指導下完成翻譯。中 英對照《圖像中國建築史》 1992 年由北京建築工業出版社出版，推出幾個月就銷售一空。中國出版協會頒發 1992 年優等獎。現在，這部書在清華大學保留了一些，當作贈送給應校長之邀來訪的貴賓的禮物。
從誡到劍橋我們的家來做過幾次客。最近的一次短暫來訪是在 1991 年，正清臨終前不久。我和從誡一起為失去思成、徽音和正清這幾位我們摯愛的人而傷悲，同時，我們也分享著對他們一生成就的驕傲。但願我們兩家的友誼長存，直至他和我們的子子孫孫，永遠永遠。
1957 年 3 月，冷戰的「竹幕」終於揭開，我們與梁家斷了 8 年的音訊又連接上了，我在劍橋從一位素不相識的人那裡接到思成從北京捎來的口信，短而具體，指示我將他 1947 年託給我的建築圖稿和照片寄到英國紐卡索（New Castle）給一位「劉‧C小姐」，她會透過英中之間的郵遞轉寄給他。
我知道思成是多麼看重這些圖稿和照片，他曾夢想著把《圖像中國建築史》展示給西方的讀者看。但我怎麼能夠肯定這口信是真的？他真的要我把這些無可取代的東西寄給一位僅知姓名的陌生人？而這個人的地址，離中國和離我一樣的遙遠。
那段時期，美國和中國之間沒有通郵服務。我無法與思成聯繫上，也不可能確認口信的真假，更不可能把包裹直接郵寄給他。
我沒有別的辦法，只好把這珍貴的書稿仔細包好，在 1957 年 3 月上旬寄給那位劉小姐。我先寄了封信給她，強調這些書稿的重要性，思成急著拿到它們。我焦急地等了 6 個星期，終於，她來信告訴我，包裹「完整無損」到她手上。她又說，她保證會盡快將它轉寄給梁思成教授，同時她也寫了信告訴他此事。她還解釋，所以會遲遲才 回信給我，是因為「學院的事情很忙」。什麼學院？我心裡想著，她是學生還是教師？後來她便音訊渺茫。21 年後， 1978年我的一位歐洲友人訪問清華大學建築系，向一位教授提及我與梁教授之間長期的友誼。那位教授卻毫不客氣地質問他：「是嗎？那為什麼費正清夫人不依 梁教授的要求，退還給他那些圖稿和照片？」
我在劍橋看到這位朋友從北京的來信後，頓時驚訝得目瞪口呆。那些精美的圖稿和照片是在那套萊卡縮微底片毀於戰火後，唯一留存之物。我知道，它們是思成一生的心血。他生命的最後 14 年，不能參考這些研究所需的基礎圖片，他會怎麼看待我呢！
從一個舊檔案盒裡，我找出了 1957 年 3 月 7 日寄給劉小姐那封信的複本，而後又找到她同年 4 月 20 日的遲到回函，我把兩封信的複本寄到清華，並寫了一封短簡解釋。但是，儘管我可以為我的名譽辯護，心裡卻很不安。
這位劉小姐究竟是誰？即使我查不到那失蹤的包裹，起碼我可以追蹤她的下落。我猜想，她現在應該是一個中年婦女，但伊人何處尋？她會不會，她能不能解開這個悲劇般的失蹤之謎呢？
我問思成的兒子從誡，在北京他家和他父親的同事中能否打聽到那位劉小姐的身分。從誡的回答令人黯然：「我們都沒有聽說過在英國的這位學生。我父親一定是誤 把她當成一個負責的人。如果包裹不是寄丟了的話，那麼只能怪他自己看錯了人。不管怎樣，都已過去了 21 年，現在一切都太晚了。」
是的，如果郵包真是寄丟了的話，那麼一切都太晚太晚了。而且，如果她也是在思成和我警覺之前就不知去向，那這不明智的選擇只能怪思成本人了。一時之間，我 不得不接受了這個事實。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那珍貴的包裹卻總映現在我的腦際，它雖然失蹤、被遺忘，但一定會在什麼地方。這就像一個失落了的珍寶，在我們的 夢裡縈迴。我必須再努力一次。
既然無法從北京方面找到劉小姐，我只好轉向倫敦。我給好友，一位退休了的大使蘭博特爵士（Sir Anthony Lambert）寫了一封信，將情況源源本本告訴了他，求他幫我的忙。一下子，奇蹟出現了。他把我的信交給了英國建築史學會的洛克（Tim Rock），他記得不到兩年前，學會裡的一位祕書女士就住在紐卡索，而且曾經擔任過那裡建築學院的註冊組員。他打了電話給她，碰巧她也想起了有這麼一位學 生， 20 年前的一位高年級生，劉懷貞（Lau Wai-Chen，譯音）。她回電話說查到劉後來成為一名註冊建築師，目前大概在新加坡開業。洛克馬上打給英國建築師註冊處查劉的登記號，有了這個登記 號，他從英國皇家建築師學會找到了她目前在新加坡的地址。
他簡短地向我描述了這個奇蹟：「 3 通電話， 15 分鐘，加上一位註冊組員的記憶。」
蘭博特爵士 1979 年 11月 13 日來信告訴我劉在新加坡的地址。當然我馬上給她寫了信，附上 1957 年的通信複本，以喚回她的記憶。我告訴她梁思成根本沒有收到那個包裹，還告訴她梁的一、兩位同事甚至懷疑我故意不還給他。在第二頁裡，我寫下一直困擾著我 的一連串疑問：
「假如妳已將包裹寄往了北京……是什麼時候？透過什麼郵路？妳掛號了嗎？妳告訴梁教授妳已經從我這兒收到它沒有？妳可知道梁教授沒有收到？」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現在，那包裹在哪？弄丟了？毀損了？還是放在一個書架上，積滿灰塵？告訴我，有什麼辦法可以找到那包裹？」
她的回函姍姍來遲，對我的疑問隻字未提。「 20 年實在太長了，過去的事很難回想起來。收到妳的信後，我四處找，最後發現一個小包裹裡有圖稿和照片。如果我記得沒錯的話，我寫過幾封信給梁教授，但都沒有得到回音，所以包裹就一直放著。」
好一個「一直放著」，放了 20 年！沒有知會我或思成，而我們倆竟放心託付給她？它怎麼會繞了半個世界，這麼多年了，卻又始終沒有回到它的主人手裡？我怎麼也不明白，她也再沒有向我解釋她是如何想的。
找到包裹後的 6 個月裡，她一直拖延著，不肯把它寄給我或寄回北京。正如她信上寫說，她不認為她有責任（ 20 年後，她竟說她沒責任！）「把這件包裹交還給梁家」。
儘管我越想越氣，但我還是盡量保持風度，客氣地與她聯繫。就這樣拖到了 1980 年 5 月，她又寫信告訴我，寄包裹給思成家人這件事將從春天延到秋天。這真是太過份了！我寄去一封措詞嚴厲的信：「不管妳用什麼藉口推卸 1957 年的責任，現在，妳沒有理由再扣著那個包裹不放。」我要求她馬上把包裹用掛號寄出，寄給梁夫人（林洙），又告訴她，我要把這封信的複本寄給梁夫人和思成的 接班人吳良鏞教授，而幾個月前，她已經有了他們在北京的地址。她寫信向他們訴苦叫屈，但他們都支持我的態度。終於，差不多兩個月後，思成寶貴的遺物從新加 坡以快捷郵件寄出，在 1980 年 7 月 17 日回到林洙的手上，整整晚了 23 年。
那年的 10 月，我專程到中國，與林洙一起編寫清單目錄，仔仔細細地檢查了那些圖稿和照片。圖稿的紙得自於戰爭年代的中國西部，經過 39 年的歲月已經變舊泛黃，但是那黑色的墨線和文字說明仍像初繪時那般清晰，這些圖連同那些萊卡照片也依然完整無損。這一點，我們多少得感謝劉女士。同時，思 成的建築史手稿也在清華找到了，這部散佚的著作，終於復歸完璧。
4 年後思成的大作《圖像中國建築史》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出版。應吳良鏞教授的要求，我重新編輯這本書，為它找一家合適的出版社。雖然耽誤了幾十年，思 成對中國建築精闢的分析依然不失其領先地位。這本書博得中外人士的歡迎以及書評的讚揚，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也因本書在 1984 年獲得美國出版家專業暨學術書籍出版金獎。
看到這批珍貴的圖片重見天日，以及《圖像中國建築史》問世，清華大學建築系和我一樣地歡欣。為了表示他們的謝忱，他們特邀請我到山西省遊覽，由林洙當嚮 導，走過思成往昔曾經到過的地方。在山西南部，我又一次走過 1934 年和正清隨同梁氏夫婦走過的足跡。 50 年過去了，坐車遊太原以北的地帶，我們輕而易舉找到了那些重要的建築。當思成的最偉大發現－－五台山上那座唐代佛光寺映入眼簾時，林洙和我簡直驚喜若狂。
沿途停了幾個地方，從前思成教過的學生熱情款待我們。他們各自在自己的領域裡打拚。我很欣喜地看到，儘管在文化大革命中思成曾受到無情的打擊，但他的影響依然存在。
完成這趟中國建築之旅後，我邀請林洙到美國，她在我們劍橋的家住了兩個月。我們旅行了許多地方，從新英格蘭到南方維吉尼亞州夏洛特維爾，一路上參觀了許多 美國的特殊建築。我們當然不會錯過費城，去看看當年思成和徽音學習建築的母校賓州大學。我從她的來信裡看出，她對新罕布夏州（New Hampshire）遍布樹木的山崗，青色的山巒和農舍非常喜愛。
思成苦難的晚年得到林洙的愛和關懷，多少給他的悲劇留下了幾個令人寬慰的片段。本書最後一章收錄了林洙的回憶錄，是一段深情奉獻的感人訴說。思成有徽音和林洙先後做他的人生伴侶，多麼的幸運啊，而對我來說，她們兩人又在我的心中留下了多麼美好的記憶。
在中共與美國斷絕邦交的 25 年間，梁家的孩子長大成人了。女兒再冰精通英文，因公派往倫敦及其他各地。我們很少見面。他的兒子從誡長成為一位有才華的學者。在那段苦難的時期，他忠誠 地守著父親和林洙。他小的時候我們就很喜歡他，而今在北京見到他已經成人，我們的愛更加難以言表。麻省理工學院出版他父親的《圖像中國建築史》深深感動了 他，他決定為中國讀者翻譯出版了中英對照版。由於他沒有學過建築，為了摯愛的父親，他暫時擱下自己的工作幾個月，在多位中國建築史家的指導下完成翻譯。中 英對照《圖像中國建築史》 1992 年由北京建築工業出版社出版，推出幾個月就銷售一空。中國出版協會頒發 1992 年優等獎。現在，這部書在清華大學保留了一些，當作贈送給應校長之邀來訪的貴賓的禮物。
從誡到劍橋我們的家來做過幾次客。最近的一次短暫來訪是在 1991 年，正清臨終前不久。我和從誡一起為失去思成、徽音和正清這幾位我們摯愛的人而傷悲，同時，我們也分享著對他們一生成就的驕傲。但願我們兩家的友誼長存，直至他和我們的子子孫孫，永遠永遠。
林徽因與梁思成皆出身名門，從小受到良好教育，青年時期留學美國。受到西方先進文化的洗禮。兩人學成歸國後，本該大展宏圖，然而，接連而來的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使他們的生活陷入了顛沛流離之中。儘管身處惡劣環境，他們仍不放棄對事業的追求，對生活的熱愛。林徽因在其短暫而絢麗的一生中給我們留下了許多美妙詩文，梁思成則把畢生的精力都獻給了建築事業。這本傳記，以細緻客觀的筆觸，展示了林徽因與梁思成這對伉儷的傳奇人生。費慰梅寫這本書的目的，不僅是為了追述林徽因與梁思成在特殊年代的際遇和使命，也為了紀念他們的成就、創造力、仁慈，以及支撐他們勇氣的幽默感。作者簡介費慰梅(Wilma Fairbank，1909—2002)研究中國古代藝術與建築的美國學者，出身哈佛世家，是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夫人;抗日戰爭期間，曾在重慶任美國駐華使館文化參贊。同為艱難亂世的親歷者，兼具親密摯友的特殊身份，費慰梅也許是最有資格講述林徽因與梁思成傳奇故事的人。費正清夫婦與五四時期的知識精英交往甚密。他們來到中國後大約約兩個月，便遇到了梁思成和林徽因，一見如故。費正清夫婦的中文名字，即由梁思成所取。這兩 對夫婦亦成為終身好友。---百年老課文 回憶林徽因（費慰梅）林徽因和我自一九三二年我們在北京第一次相遇時起就是親密的朋友，直到一九五五年她過早地逝世前幾年。當時，我們兩國不幸地決裂迫使我們分開了。當我們相識的時候，她只有二十幾歲，年輕而美麗，幸福地同梁思成結為夫妻，剛剛成為一個可愛的小女兒和一個新生小男孩子的媽媽。但是就在那幾個月內，她卻接連遭受了兩次悲劇性地打擊。正是這種悲劇因素，在她的一生中曾經深化了她的感情和創造性：一次無謂的空難，使她的一位最親密的朋友，詩人徐志摩死去了；而同時她自己也染上了肺結核症。在後來的歲月中，疾病耗盡了她的精力，並使她在本應是最富成果的年華中逝世了。當我回顧那些久已消失的往事時，她那種廣博而深邃的敏銳性仍然使我驚嘆不已。她的神經猶如一架大鋼琴的複雜的琴弦。對於琴鍵的每一觸，不論是高音還是低音，重擊還是輕彈，它都會做出反應。或許是繼承自她那詩人的父親，在她身上有著藝術家的全部氣質。她能夠以其精緻的洞察力為任何一門藝術留下自己印痕。年輕的時候，戲劇曾強烈地吸引過她，後來，在她的一生中，視覺藝術設計也曾經使她著迷。然而，她的真正熱情還在於文字藝術，不論表現為語言還是寫作。它們才是使她醉心的表達手段。其他老朋友會記得她是怎樣滔滔不絕地壟斷了整個談話。她的健談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使人嘆服的是她也同樣地長於寫作。她的談話同她的著作一樣充滿了創造性。話題從詼諧的軼事到敏銳的分析，從明智的忠告到突發的憤怒，從發狂的熱情到深刻的蔑視，幾乎無所不包。她總是聚會的中心和領袖人物，當她侃侃而談的時候，愛慕者總是為她那天馬行空般的靈感中所迸發出來的精闢警句而傾倒。我同她的友情與她和其他摯友們的還不同些，因為我們的交流完全是通過英語進行的。當我還是一個中文的初學者的時候，她已經是一位精通英語的大師了。毫無疑問，若不是有著這樣的語言媒介，我們的友情是不會如此深刻，如此長久的。在她的知交圈子裡，有不少人是掌握兩國語言的。但是，在他們之間的思想交流自然主要通過他們的本國語言，而我們兩人在單獨的交流中卻選擇著英語的詞彙來表達自己的思想。不久我們便發現彼此有著無數的共同語言，使我們得以交換彼此的經驗、維護自己的論點、共享相同的信念。她在英語方面廣博而深厚的知識使我們能夠如此自由的交流，而她對使用英語的喜愛和技巧也使我們在感情上更為接近了。我常常暗想，她為什麼在生活的這一時刻如此熱情地接納了我這個朋友？這可能同她失去了那不可替代的摯友徐志摩有點關係。在前此十年中，徐志摩在引導她認識英國文學和英語的精妙方面，曾對她有過很深的影響。我不知道我們彼此間滔滔不絕的英語交談是不是曾多少彌補過一些她生活中的這一空缺。在戰前最後的那些相對和平的日子裡，她的心裡充滿詩情和文思。我不知道當時她究竟寫成了多少，又有多少曾發表過。我也不知道她的時間曾受到過多少雜事的擠占。她要為兩個幼年的孩子負起母親的責任，要操持一堆複雜的家務，要照應許多親戚和朋友，當然，還要進行中國建築史的研究工作。這是她同丈夫共有的，她十分樂於從事的主題。一九三四年夏，我們偶然得到了一個能夠使她暫時擺脫日常家務的機會。我和丈夫在一個偏僻的山西農村中租到了一所房子，並說服了梁氏夫婦來這裡做了一次訪問。她感激地在這里安頓了下來，不受打擾地完成了她的散文《窗子以外》。不久，我們四個人一道沿汾河流域做了一次古建築調查旅行。為此，她曾為思成的《中國營造學社彙刊》寫了一篇充滿詩意的《紀實》。此後不久，我們不得不離開中國回到哈佛大學去，分別對於我們四個人來說都是痛苦的。但是，我們之間的友誼曾通過許多精彩的通信而繼續維持達十五年之久。雖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後我們曾經短暫重逢，但是，通信仍是我們之間始終不斷的聯繫紐帶。徽因用英文寫，文如其人地、親切地讓我們共嘗她的情感，她生活中的勝利和悲哀。也許這批信件是她惟一的英文作品集。它們體現了她那獨特的個性，並反映了她在英文表達自己思緒時是多麼地流暢和自如。一九八六年七月於美國新罕布什爾，富蘭克林。【點評】費慰梅（ＷＩＬＭＡ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ＪＯＨＮ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Ｓ）的夫人。梁林的終生摯友。《回憶林徽因》：美麗、高貴、優雅，這些美好的詞彙都可以在林徽因的身上得到最好的詮釋。她是一代才女，她是一個傳奇，費慰梅用一個外國人的眼光， 用一個他者的觀點告訴我們她眼中的林徽因。她具有藝術家的氣質，擁有精緻的洞察力，這成就了她的文學。她的聰明才智和淵博的知識，使她站在了專業領域的巔峰。她的熱情讓她成為人際交往的中心。妻子，母親，學者，作家，多重身份她都努力做到最好，生命中湧動著的活力使她具有獨特的魅力。她生活在一個充滿希望卻又無限徬徨的時代，一個大變革的時代，她用自己的全部生命為中國的知識分子作了最好的註解。
GenreHistory, Historical F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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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 Hsu was professor of Humanities and Foreign Languages and Director of Area Studies at San Francisco State College. He received his BA in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at th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in China, his MA in journalism at the University of Oregon, and his PhD.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ought at Stanford University.
During WWII, he served as liaison officer in the Chinese Army assigned to work with the US Army in the China-Burma-India Theatre. He has been foreign news editor of The Chinese World Daily in San Francisco, research assistant on Stanford University's China project, and lecturer and instructor in the Department of Asian Languages at Stanford.
He was also editor and translator of several books including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Poetry." He lived in Palo Alto with his wife and sons. (less)
天天天藍作詞：卓以玉作曲：陳立鷗編曲：陳志遠天天天藍教我不想他也難不知情的孩子他還要問你的眼睛為甚麼出汗情是深意是濃離是苦想是空
Oct 17, 2021 — 定居南加州的女詩人、畫家及學者卓以玉（Catherine Woo），最近在橙縣家中去世，享年87歲。 根據卓以玉詩作而寫成的歌曲「天天天藍」傳唱全球華人圈， ...多讀者因為《天天天藍》知道卓以玉的名字，很少人知道她是林徽因的侄女。 其實，卓以玉出自藝術世家。祖父卓君庸先生有「台灣章草第一家」的美譽 ...卓教授在詩歌、繪畫和教育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與建築並無直接關聯。當時何以選擇建築專業？卓教授深情回憶說，小時候她最喜歡的是「徽姑姑」——林徽因。林曾在留英之後又赴美專修過建築和戲劇專業。受「徽姑姑」的影響，卓以玉選擇了建築專業，儘管沒有像姑父梁思成那樣在建築領域有所建樹，但建築學的深厚功底，卻有助於她在其他領域取得成就。卓以玉：我非常幸運，因為有中華文明的功底，我的天空一直很藍，感謝祖蔭深厚。作為《天天天藍》的詞作者，從這一身份延伸開去，我有機會觸摸到齊豫、林徽因、三毛、陳綺貞等一眾小清新式的女詩人或女歌手。但作為女畫家、比較文學教授、迄今為止唯一一位亞裔「美國國家文藝委員」，我更接近合肥的張家四姐妹或見證了大時代的齊邦媛。
廣州日報：你作為華裔才女，如何看港澳台以及大陸的文化？
卓以玉：說實話，我覺得都是好的，每個地方有每個地方的好，也有每個地方的特性。
《驀然回首》
台灣作家白先勇的許多短篇小說如《玉卿嫂》、《謫仙記》等都已為大家熟悉，這一次他用散文讓大家了解了他更多樣的內涵。通過這些散文，讀者可從側面了解台灣這些年的文化歷程以及看到白先勇筆下的卓以玉。
《聞一多詩文選》
聞一多不僅詩好，文也佳，頗顯學者深度。本書是中英文對照版，能看出譯者卓以玉的水平不俗。集子裡，有著名的《紅燭》和《死水》。
原文網址：https://read01.com/0zQoM.html
卓以玉是一位集詩人、畫家、作家於一身的知名華裔教育學者。講座中，卓以玉用投影儀展示了數十篇詩歌與油畫。如所寫的詩《最愛四點半》、《初戀》、《矛盾》、《天天天藍》等，她分別以中、英文朗讀後，再用英文講解。有的詩已被譜曲，如《昨天的昨天》、《來生的來生》等作為歌曲在講座中播出。卓以玉的講解中介紹了她對生活與人生的感受，啟發觀眾對於藝術與美的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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