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2點醒。床上想彭淮棟事，近一小時半。
考慮今天去作回診之驗血。(昨天阿擘談些"西醫"的不信任感)。
晚飯才想起，該去紫藤廬 絲藝展和河邊生活
Pheidias was the ancient Greek artist likely responsible for designing the sculptures and friezes of the Parthenon, and Rodin thought he was ‘the greatest of sculptors’. Sometimes Rodin even drew directly from these ancient works – his ‘The Age of Bronze’ mirrors the pose of this figure from the Parthenon frieze.
Frieze :3500年的文化 2017-06-16 鍾漢清 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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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著名大學的"後援會"制度很值得研究、借鏡。 我2016年第1次接觸到這組織：Caltech Associates Hanching Chung 分享了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Caltech 的 相片 。 2016年3...
看到message，小郭周日想住。
TPP成員國達成貿易協議；TPP今日正式签字，美國缺席；美國商務部忙著準備加入......？Trump's steel tariffs seen putting U.S. further away from TPP free trade deal
陳忠信兄看到中譯本，講個一些領導人的翻譯笑話：《世界是平的 (扁的、薄的、近乎平的、用英文寫的_) 》
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s an international best-selling book by Thomas L. Friedman
我說，Thomas L. Friedman 很令人敬佩，上周又寫Trump總統完全踐踏美國的立國原則，
權威中國歷史學者、美國普林斯頓榮休教授余英時，一生做學問，是快樂的？
「不是快樂，他很平靜。」余英時太太陳淑平說。
「因為他做他喜歡的事情。」記者問。
「因為他做他願意做的，能做到自己的基本價值，他守住了，對不對？那作為中國人是很幸運的。」前幾天，余太太跟記者在長途電話說。
能守着自己的價值，是幸運的。
美國一場大風雪後，農曆大寒剛過，一月二十一日余英時先生八十八歲生日前一天，記者與一位攝影師、一位朋友到他普林斯頓郊區家裏拜訪，採攝近四小時。早知道訪問余英時教授不容易，訪問以後的工作更難。一切，都有香港及美國的美好心意在背後支持。風雪日子，如沐春風。
民主不可能在貧瘠之地開花，這是余英時寫過的。他對記者說，香港有自由民主的象徵性，這一個堡壘，一定要堅守。今天，工作仍然是他的生命，他守在普林斯頓大學郊區森林小屋，繼續寫回憶錄，編訂英文學術論文結集。嚴冬有深棕色野鹿走動，等到爛漫山花過後，五月天，披淺褐色短毛，滿身白點的小鹿斑比就會來訪。
「我一九五零年一月一日進香港，師從錢穆先生，之後就一直關心香港。」余英時在《中國與民主》（122頁）寫。從香港離開的人，還是會記得香港。余英時當時來香港看望父母，成為新亞書院錢穆學生。在香港約五年，余英時父親余協中，經常跟家人一起到石澳及山頂看海、坐茶館。訪問裏，記者問余教授記否足跡細節，他都忘記了，情誼，卻是一生的，在心裏，在腦裏。
「猶記風吹水上鱗」，是余英時在文章裏用來誌記香港記憶的詩句之一。可以想像，他在美國悼念錢穆先生，回憶最後一次台北見老師時，眼淚不住落在紙上的情景。如果錢穆與余英時師生給予香港一個未完故事，那該是學術與思想在自由之地開花傳承的一切可能。治學天涯廣闊，「道假眾緣，復須時熟」，治學知難而不退，「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就是余英時的胸懷及價值。
一九五五年，余英時獲新亞書院院長錢穆保送到哈佛大學當博士研究生。一留六十多年，那是他離開中國大陸到香港、感覺自己是個無國籍（stateless）的人以後，從自由走到更自由的歷程。
「他就是平平常常一個唸書人，真的，然後他很關懷社會，因為現在的社會太不公平了。」跟余英時相守一生的妻子陳淑平，不說丈夫辛勞，也不說丈夫大學問，要的只是與人平和開朗的相處。她從台灣到美國讀書而認識余英時，父親陳雪屏曾任行政院秘書長，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書名，就是陳雪屏題字。按僅有的幾次電話及見面印象，余太太是個思想非常獨立、說話直率幽默開朗的女性，夫婦相濡以沫，天天相對，有時argue（爭拗）多得很。從好玩的角度，這位歷史學人說話這麼妙，想還是有原因的。
余英時看今天的香港，是看一個局。他了解共產黨的控制只有越來越緊，「這個你挺清楚的，你只要抓住基本的情況，我對共產黨沒有幻想。」前幾天記者再致電教授，想看他對立法會補選有沒有看法，他說沒看新聞，不置評。對於陳健民等三子及其他佔中者判刑在即，他很明白各人心裏的價值，「照法律做就是，如果坐牢就坐牢，坐牢也不是壞事，像印度的甘地。當然避免坐牢較好，但有人願意付代價，也是沒問題。」
在那次面對面的訪問裏，歷史家用對待學術的真誠，也跟香港作了一次真誠的對話。他不喜歡共產黨是明確的，但他對人有情，從小就看到天性。他批判到位，因為搞得清一個格局，所以，說話對局不對人。政改不重啓了，他認為等於是沒有了。「可以再等5年，再等5年，永遠這樣下去，幾次就到50年了。」
「你對新女特首有什麼看法？」記者問。
「我覺得她沒有什麼很大的影響。不是沒意見，你看她當選，就是因為她跟着北京走。她執行北京任務，不然北京不會聘用她。對特首沒什麼好期待的，特首她不跟共產黨走，那怎麼做特首？我對特首是根本沒有期待的，從前是梁振英，大家很不喜歡他，是不是？」
六十多年前一段香港自由感覺，對余英時還是很深刻，那是民主與學術必須的環境。除政治以外，他認為香港人還是要堅持生活上的各種自由價值，這是最重要的。「說實話，香港在殖民地時代，自由非常充分，沒有民主，但1950年生活在香港，我就感覺沒有任何控制，我要說甚麼說甚麼，我要做甚麼做甚麼，只要不犯法。所以你們要爭取生活有充分自由，政治上沒辦法，你不能說推翻這個，我要另外來個普選如何如何，那你做不到的。但儘管香港主權在你（中共）手上，我們要有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的自由，越多越好，這一點可以做，但你想重新選個政府...（不可能）。」
普選行政長官目前是沒有了，參選立法會的意義，他四年前在電話裏就對記者說過：首先要在立法會拿到24票，取得否決議案的主動權。「人多才起作用，泛民主派在立法會，能佔多數人，或者能佔至少可以否決（議案）的人數，二十幾個，比如說24個、25個我不知道，那就會起作用。」他認為這樣不是向共產黨投降，「有一個立法會可以發揮，可以有說話自由，那我就利用這個東西，他有什麼東西就利用，（中國）叫做廢物利用。」
有說大陸最先想在台灣實施一國兩制，結果卻在香港實踐了。今天台灣還沒有實行統一，但民主自由法治卻走上軌道。對余英時來說，香港特首好一點、壞一點關係不大，沒相干。香港人只能盡量躲開控制，各種方式都可以試，基本是不讓共產黨如願以償。
「（有些）大陸的人看着香港是一個希望，希望能夠跟外面溝通，能走一條新路，不希望你們變成他們一樣，那是沒問題，香港有自由民主的象徵性。」余英時說。
「所以你覺得香港位置重要是不是？」
「當然重要。等於我們大陸的朋友不希望台灣被共產黨打過去，因為台灣是象徵在中國民族地方也可以建立自由民主制度。從前有一理論，說民主自由在中國不實行的，現在台灣人民是中國人，民主制度、民主自由、法治，都做到了，表示大陸也可以，香港也一樣。香港沒有政治上的自主能力，但思想上、生活上、文化上保持自由，至少不讓他們壓迫，那就是你們成功的地方。」
雅典猶如希臘的學校，香港相對於大陸，本身就是個學術堡壘。余英時說，大陸很多教授很願意到香港各大學去訪問，待一陣子，然後把觀念帶回去，這很重要。
「學術很重要，國內絕對沒有香港的學術堡壘。」余英時說。他看今天的香港，是得力於英國殖民者的自由環境。「我看英國人在香港是有功勞的，說老實話。當時是殖民地，被他割去一塊，是個奇大恥辱，結果讓中國開一個門戶，開一個將西方學術、文化傳進中國的門戶。所以最早像辛亥革命，孫中山就在香港大學唸過書，在香港唸過書。」
「你覺得英國人做得夠不夠？其實50年代也有港督想推行民主發展，因為怕中國反對，沒有推行，你覺得是不是在道德責任上沒有做得很好呢？」
「我想很難再做得更好。他不能說我不管了，你們去民主，你們自己選舉政府。」
「要是他提早一點推行民主的制度。」
「他不可能太早，因為他最早也不願意放棄香港啊。他非到中共一定要香港，97一定要還，九龍一定要一塊還，但那時候時間已經不多了，他沒那麼多時間佈置。而且佈置也沒用啊，最後交給共產黨，共產黨也照樣方法要控制，這不能怪英國，我覺得英國已經做得很好了。」
「他最好就是甚麼都沒做？」
「他做不了，根本實際上他做不了。你們現在覺得如果當時建立民主制度，普選之類的，那就好了，實際上做不到的。第一主權還在英國人手上，你是殖民地啊。」他認為除非英國退出香港，不管了，但那就被共產黨拿去了。若說英國過去做不夠，往回推，推到英國身上，他認為是「後見之明」。
「彭定康是這麼說的：應該更早推行民主。」記者說。
「這話可容易說，但這話不到今天你說不出來的。你在英國沒有退休，你想不出這話來的，你想都想不出。」
「往前看，英國人有什麼可以幫我們？」
「英國人現在不行。共產黨抓得很緊，（一臉）主權在我，他特別防英國人。他怕英國人在香港搗亂，他知道英國人還有一些有很好的印象留在香港。所以他對英國防範比美國還重。所以不大可能希望英國能夠幫你們香港爭取民主，沒甚麼作用。」
熟悉思想哲學的余英時，隨口說出一本對彭定康民主思想有重要影響的政治哲學書籍。「我知道他思想上很受Karl Popper 的影響，他有一本著名的著作叫《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那是彭定康最欣賞的書，那是講民主自由最重要的一本書。所以彭定康，香港人對他印象好，因為他是最後一任嘛。」
奧地利哲學家Karl Popper於1945年寫成上述著作，有別於傳統政治哲學爭辯民主是否對人類社會是較「好」的制度，作者相信人類文明的存續並非依賴「絕對的知識」，而是靠建立容許意見、知識及理論得以切磋辯論的程序及制度，在面對不同時代，都能夠繼續完善，並自由回應當下時代需求，這便是Popper所說的「開放社會」，也即是民主，而它的敵人，就是「絕對的知識」。
余英時在雨傘運動前已經寫了〈公民抗民與香港前途〉，2013年7月1日於《蘋果日報》刊登。「我支持香港佔中，他們把我的書都禁掉了，不准我的書在中國出現，原因主要是為了這個。2014年，我記得清楚得很。」三年多了，國內控制越來越嚴。「我的書還是不能在國內出現的，絕對不能。不過偶然雜誌上可以寫着我，也可以出版，不過那個基本上跟政治無關。在寫書界，我的書還有人看，都是私下，國內我的書不能公開賣，但私下賣得很多。在網上可以訂，在廣西出版，有12本、12本的，賣一千塊錢（每本價錢以倍升），這都是人家告訴我的。」
轉眼香港回歸20年都過了，學生、抗爭者都因社會運動坐牢了，此時此刻，他認為只得繼續清醒。「許可下盡量反抗，盡量的反抗，不能有幻想，不能幻想他有一些心腸好了，給我們好東西了，給我們自由。」
「學生沒有幻想，他們就是要自己去爭取，所以他們不怕坐牢。」
「除非你逼他出手，不管了，那就是他真面目出現了。但如果這樣子，香港還是會反抗的，你不能把每個人都殺掉吧？」
「啊，殺一個人都不好啊。（余：是呀。）哎，你覺得他會嗎？」
「他也不敢。他也不是沒有顧忌，他也有顧忌。不過他怕的東西他不說出來，你以為他很自信，我覺得他沒有自信，他裝得很自信，實際上他怕。」
「你覺得他怕不怕香港？」
「他怕，他最大的感情就是怕。」
「啊，恐懼。」
「是恐懼，所以他越來越兇。如果你很自信，你不會這樣怕的。你罵幾句有什麼關係？國民黨時代《大公報》也是駡國民黨的。」
余英時認為坐牢當然在某程度有用處，但完全靠坐牢也不行。被取消議員資格的議員，也不聰明，本來要多選進立法會，從內部系統對付制衡政府，「但你現在自己把這條路給斷掉了，不是很聰明的辦法。這是一下子出氣，很高興，出氣代價太大了。」
他知道，在香港制度下，能做的是很有限，可是，「你不能說完全不用他的system，我重新來過，那是革命啊！你怎麼革命呢？現在你不可能革命嘛，你們後台是大陸，你革命解放軍就出來了，你更不能動了。」
作為一個有份量的歷史學者，也曾任中大副校長，余英時認為大學校園裏討論港獨，認為校長、教職員及學生，各有位置。「我看見中文大學有一個獨立研究社團（香港獨立研究學會），我是在中文大學校刊物看到的，它不說是要獨立，他研究獨立，作為學術問題來研究。」可是，今年一月中，中大迫於中方壓力，再發聲明反對港獨。
前此，去年九月，十間大學校長已聯署反對港獨，余英時對此有他有獨立的看法。
「這跟校長沒關係，校長不重要。你要不要做校長？對不對。你說我不做校長那當然可以，但你還想做校長你就得聽他話。」
「是不是很悲哀？」
「是悲哀，那你對幾個校長的要求太過頭了，他那個職責就是執行香港的制度，香港的制度規定不能...」
「不是說大學有學術自由嗎？他可以不說話就成啦，為什麼要公開說？」
「也有不說話的吧。」
「不是，他們十間大學的校長都一起簽署。」他認為除非不想做校長，否則很難不執行一個政府的原則。
「你的書裏面說，大學要做一個監督民主（政府）的機構。」
「當然是啊。但中國過去提倡民主靠北京大校之類，那北京校長是蔡元培啊，後來是胡適啊，那不一樣呀。國民黨政府也不能要胡適怎麼樣，不能要蔡元培怎麼樣，但是這是共產黨政府啊。我認為faculty（教職員）和學生可以自由表達，學校行政人員你就不要管他。真正的大學力量，不是行政辦事人員。辦事人員只有照規章做，我根本就不期待他們能怎麼做。」
大學校長校長角色矛盾，怎樣反應，怎樣處理，只能靠校長個人。「校長要是很有獨立性的人，那他可能不管，讓你們去討論。但是校長也想做官做下去，那他就不可能不讓你討論獨立。」
「那就是反映我們大學學術自由...」
「看學生怎麼辦，看學生用甚麼方式。不是在於校長說話的問題，校長說甚麼我們可以不聽。」
「但是我們對他們有期望（expectation）。」
「對校長有expectation我想很少，我不認為現在你找到一個校長接受任命，還可以獨立，這校長馬上就沒有了，校委會馬上就開會，把你開除了。你找到幾個這樣反抗的人？如果有這樣一個反抗的人，他何必做校長？所以靠學生、靠教職員（faculty）。」
七十年代初，余英時回中大當副校長，因為幾間書院升格為大學的改制事情，鬧了風風雨，以往老師唐君毅對他很不滿意，結果，回中大兩年後，余英時返回美國去了，後來他也拒絕回來中大當校長。
「校長的立場會影響學生跟老師在學校裏面的學術自由嗎？」
「我相信不會吧。校長沒有那麼大力量，我在香港中文大學也代過校長的，我不覺得有甚麼大力量，我走的時候他們都要我做校長，我不要做，覺得沒有用，校長就是聘教授或者開除教授，或者甚麼，只有這點作用。校長沒有那麼大號召力的，對校長的期望太高了。」
如果心裏珍念學術自由價值，余英時認為校長也有廻旋餘地，用隱蔽方式，不用公開方式支持。「要是他聰明，不大管，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那就是很好的校長了。」
現在的大學校長也會跟中方官員接觸，政治迫人，沒有中方官員會同意學生討論獨立的，中方官員都是聽黨話，余英時說：「基本上是校長不可能公開允許學生討論獨立，這是很確定的。他只能說，學生討論他知道了，或是知道了假裝不知道，只能做到這一點。如果期望他是有良心的校長，在這個議題上放寬、放鬆已經很好。」
相同的價值，可以有多種不同的做法，余英時忠於自己，始終直言。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余宅屋外小路留着一月的殘雪，和那用網罩好的錦鯉小池，一切都是美好的。近來風雪，余太太說啓動過屋裏的發電機，應付停電。在香港的人，想起普林斯頓森小屋裏「小書齋」，處處書稿，和余太太打趣的說話：「他說如果書房整整齊齊的人，大概都是不看書的。」讀書人屋裏的價值，令人溫暖。
記者：冼麗婷
拍攝：鍾漢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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