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at is the meaning of life? That was all- a simple question; one that tended to close in on one with years, the great revelation had never come. The great revelation perhaps never did come. Instead, there were little daily miracles, illuminations, matches struck unexpectedly in the dark; here was one.”
― from TO THE LIGHTHOUSE By Virginia Woolf, 1927
1935年,燕京大學務長司徒雷登( 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排擠校內的「進步老師」,解聘了許地山。許地山除持有英美學位外,更通廣東話和普通話,合乎香港大學招聘中文授的條件。通過胡適的推薦,許地山於1936年應聘為中文學院主任授。據周俟松在年表所記,港大中國文學課程原以晚清八股為宗,重四書五經。套用魯迅〈無聲的中國〉(1927)的話:「用的是難懂的古文,講的是陳舊的古意思,所有的聲音,都是過去的,那就是只等於零的。」
於是,這些年來,我就持這種自由自在的態度陸續編寫了不少學術專著,希望能捕捉文學裡各種各樣的聲音。在《陳子龍柳如是詩詞情緣》(The Late Ming Poet Ch'en Tzu-lung: Crises of Love and Loyalism)一書中,我討論情愛與忠國的隱喻和實際關係,我曾借用Erich Auerbach的「譬喻」(figura)的概念來闡釋明末詩人陳子龍的特殊美學。後來,與Ellen Widmer(魏愛蓮)合編的Writing Women of Late Imperial China(《明清女作家》)──共收了美國十三位學者的作品──則側重於婦女寫作的諸種問題。不久前與Haun Saussy蘇源熙合編的一部龐大的選集《中國歷代女作家選集:詩歌與評論》(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共收了六十三位美國漢學家的翻譯──則又注重中國古代婦女的各種角色與聲音。那本選集中的材料多半是我八○年代以來花了不少精力時間和財力才終於收集起來的。(上海的施蟄存先生在我收集材料及構思的過程中,曾給了我很大的幫助,特此感謝。)從一開始,我就知道那會是一個極其浩大繁重的編輯過程,但我很高興我終於堅持了自己的夢想。我總是希望能通過大家共同的翻譯與不斷闡釋文本的過程,讓讀者們重新找到中國古代婦女的聲音──書中共收了一百三十位左右的古典女作家作品,加上五十位男女評論家的文字。總之,我一直盼望能藉此翻譯編撰的過程,讓美國的漢學家們開始走進世界性的女性作品「經典化」(canonization)行列,從而把中國女性文學從邊緣的位置提升到主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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