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敦煌到奈良·京都
作者: (日) 礪波護
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原作名: 敦煌から奈良・京都へ
譯者: 黃錚
出版年: 2023-4
頁數: 344
定價: CNY89.0
裝幀: 平裝
ISBN: 9787220127052
內容簡介 · · · · · ·
本書是日本學者礪波護的學術隨筆集。中日文化交流源遠流長，中華文明對日本文明影響巨大，這體現在技術、語言、制度、宗教、藝術等幾乎全部領域。本書第一章由敦煌文化與吐魯番文書等中國文化對日本的影響入手，分析中華文明對於日本及中華文明圈的影響方式。此書以隋唐佛教、名物、經本書類的流傳等具體實物史料為依託，在書中幾近涵蓋了中日兩國文化交流的方方面面。此外，本書後面四章作者研究和追憶日本京都學派的一些點滴，以及中日兩國學界學者們的交友互學的往事。
目錄 · · · · · ·
第一章 從敦煌到奈良 / 〇〇一
第一節
敦煌 / 〇〇三
第二節
吐魯番 / 〇一六
第三節
絲綢之路紀行 / 〇二四
一、絲綢之路的歷史 / 〇二四
西漢武帝的時代 / 〇二四
西夏與蒙古的時代 / 〇二九
青海之道 / 〇四二
唐玄宗的時代 / 〇五〇
後漢光武帝的時代 / 〇五八
安史之亂前後的唐朝 / 〇六五
遣唐使的時代 / 〇七四
二、絲綢之路的人物 / 〇八四
斯坦因 / 〇八四
寺本婉雅 / 〇九〇
唐玄宗與楊貴妃 / 〇九五
武則天 / 一〇二
鑒真 / 一〇八
最澄與空海 / 一一三
三、民族與宗教 / 一一八
佛教 / 一一八
摩尼教 / 一二〇
西藏佛教 / 一二二
中國的粟特人 / 一二五
景教 / 一二九
天臺山與五臺山 / 一三二
天臺宗與真言宗 / 一三四
第二章 大穀的響流 / 一三九
第一節 隋唐佛教史研究 / 一四一
第二節 冬扇 / 一四四
第三節 “世界人”大拙的英文墨蹟 / 一四六
第四節 主上臣下的背法違義——《我與親鸞》 / 一四九
第五節 大穀瑩誠與神田喜一郎等 / 一五二
第六節 北京版《西藏大藏經》運抵日本的經過 / 一五八
第七節 趙朴初的墨蹟 / 一六五
第八節 最初的漢俳 / 一六七
第九節 唐代長安的景教碑與洛陽的景教經幢 / 一六九
第十節 大學圖書館的共生與特化 / 一七八
第十一節 神田鬯盦博士所贈 兩種圖書善本書影的解說 / 一九〇
約翰·紐荷夫著《東印度公司使節團訪華紀實》 / 一九〇
基歇爾著《中國圖說》 / 一九二
第三章 京洛的書香 / 一九七
第一節 內藤湖南的歐洲行紀 / 一九九
第二節 內藤湖南的《華甲壽言》 / 二〇四
第三節 內藤湖南的漢詩文 / 二〇七
第四節 宮崎市定的收藏品 / 二一七
第五節 十七字詩與漢俳 / 二二五
第六節 胡寶華編著《20世紀以來日本中國史學著作編年》序言 / 二二七
第七節 2011年度漢字“絆”的印象 / 二三一
第四章 先學的彰顯 / 二三三
第一節 內藤湖南的學風 / 二三五
第二節 內藤湖南——從邪馬台國到“滿洲”史的研究 / 二五〇
第三節 內藤湖南主題演講 / 二五四
第四節 桑原騭藏著《考史遊記》解說 / 二六三
第五節 宮崎市定著《中國古代史論》的介紹 / 二六九
第六節 佐伯富先生與井上靖的《通夜之客》 / 二七二
第七節 唐長孺先生在京都 / 二七八
第八節 追悼穀川道雄博士 / 二八二
第五章 京都的中國學 / 二八七
第一節 《京大東洋學的百年》引言 / 二八九
第二節 羅振玉、王國維的東渡與敦煌學的創始 / 二九四
第三節 土肥義和編《敦煌氏族人名集成》 （氏族人名篇·人名篇、索引篇） / 三〇八
第四節 京大以文會 / 三一〇
第五節 宮崎市定兼任的“地理學教室主任” / 三一四
第六節 森鹿三與人文科學研究所 / 三一八
第七節 近衛家熙考訂本《大唐六典》的研究 / 三二二
第八節 京都的中國學 / 三二六
後 記 / 三三八
譯者後記 / 三四一
。。。。
應該有相當一段時間了，我總是不明白既然梁啓超寫了一本《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1923-24），爲什麽錢穆要在六、七年之後也出了一本同名的書。當然，兩人的見解是南轅北轍的。這裏不詳細談。
最近因爲要寫一篇英文的有關清末科舉與史學發展的關係，我就不免要思考一個問題：清末歷史學的發展如何受到西方史學的影響。我一直覺得既然西人來華傳教，自然不免會介紹西方歷史，如馬禮遜除了翻譯聖經為中文外，便寫有近乎世界各國文化地理的書（如1819：《西遊地球聞見畧傳》，我認爲這本書應該是根據或參考James Mill 的Th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India，1917寫成）。
中國知識人看了以後不會把握到西方的方法學及歷史哲學嗎？中國人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種【之一】，在他們著作裏，應該可以看見一些蛛絲馬跡。
我認爲至少中國學者的歷史學從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就可以看到下面這四個特色：
1. 世界史的理念興起，相信所有文明都會依循相同的途徑來發展。
2. 博聞多識（erudition），超過許多傳統的知識範圍，於史學而言，研究之藩籬廣及文字音韻、到歷史沿革、到邊疆地理。
3. 敍述性，從筆記到札記；紀事本末體的流行。
4. 進步史觀和文明的分期。
我已經把它們寫進了文章裏，現在劍橋大學的范鑫教授正在編輯當中。日後會收入他所編輯的一套數卷本的書。坦白講，不知道爲什麽寫中國近代史學的人（例如瞿林東之流）還是只在什麽人出刊了什麽著作，屬於什麽門派，這樣的”學案“式的格局裏翻滾。
剛剛看到張廣達先生寫的有關内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的形成及影響的文章（刊於《唐研究》11，2005）。非常有趣地，張先生就指出上面的這幾個特點。説他們在20世紀初年，已經出現在内藤的思想了。張先生用 narrative， 時代分期，世界史、文明，進步觀念，以説明内藤之學術，這與我想到的正好相互印證。
可見日人看待西方史學，吸收之餘，不存“學統“之執。能爲我所用者，吸收不計中外。後來梁啓超寫《中國歷史研究法》，算是公然吸納西方方法及歷史哲學。但梁氏國學基礎稍不遜於錢氏。
王國維推崇當時日本三位研究中國之學者，認爲白鳥庫吉受西方影響最深，而内藤其實受西方影響不若前者，更强調中國主體性。但即便如此，内藤善用西方史識，初不受限東西之別也。（另一位是桑原騭臧。）
王國維自己早年亦如此，這裏不細説。
陳寅恪一般説是與内藤大約同時發展出唐宋變革之説。張先生亦作如是說。但有趣的是他在注中指出陳氏明確説出唐宋變革已經是1950年代。不知張氏何以如此？其實陳氏反對陋宋，在馮友蘭著《中國哲學史》時，已經表現出來（見”審查報告“）。陳氏的關西日文既然如是出色（據説可以用日文罵日本軍人），則應早已接觸内藤之説，受其影響初不必懷疑也。我曾親自問專門研究内藤的 Jose Fogel，他表示也有想過這個問題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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