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U 畢業典禮。雨 。
寫The Myth of Sisyphus By Albert Camus Quoted Pindar...
觀Temporary Family (失戀急讓 2014 )公視。
A Very British Renaissance 2 - The Elizabethan Code (2014)
曹永洋學長來訪，送 夏目漱石著作 【門】、【三四郎】、【後來的事】
吳樹文譯，台北：志文，2001。
聊他計畫與陳文發先生 (【作家的書房】作者對談徐復觀先生、某畫家。
借他【我與岩波】，鼓勵他寫【我與志文】，鳥瞰新潮文庫。
過聯經，買吉川的文學史話【元明詩】送他。
過聯經，買吉川的文學史話【元明詩】送他。
Temporary Family -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emporary_Family
Temporary Family (失戀急讓) is a 2014 Hong Kong comedy film. Contents. [hide]. 1 Plot; 2 Cast. 2.1 Cameo appearances. 3 Reception; 4 References; 5 External ...
日本報紙會寫主角的年齡： 【台北＝田中靖人】台湾の民主進歩党の陳水扁元総統（６５）は４日夜、自身が創設した研修機関...
楊索寫的個人經驗，會感動/觸動一世代的人。多少變局中的家國身世，由一位陳水扁或者我的小妹妹級來親身說法，很珍貴。
謝謝楊索。
【處變不驚】
1971年10月深秋，下午第一節課，導師面色凝沉命令全班起立，我以為連坐處罰要上場。老師激昂顫抖地說：「台灣就像被國際拋棄的孤兒，處於風雨飄搖中。作為一個國民，你們要永遠記得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的這一天。」
1971年10月深秋，下午第一節課，導師面色凝沉命令全班起立，我以為連坐處罰要上場。老師激昂顫抖地說：「台灣就像被國際拋棄的孤兒，處於風雨飄搖中。作為一個國民，你們要永遠記得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的這一天。」
那天日暖風和，心中滋長著憂愁與渴盼，只是尋常的一天。
隔幾日學校發下蔣中正總統寫的〈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告全國同胞書〉。全校集體背誦：「中華民國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對於主權的行使，絕不受任何外來的干擾，無論國際形勢發生任何變化，我們將不惜任何犧牲，從事不屈不撓的奮鬥，絕對不動搖不妥協。」有幾個女生還沒念到這段就暈眩被抬走了。
我並不陌生學習生活被插播政治。1967年，中國文革隔年，國防部女青年工作大隊來到我就讀的小學，全校停課。美麗大姊姊給我們說大陸人民吃樹根、香蕉皮的慘狀，小一生聽得嚇哭了。姊姊們擺出一盒盒鉛筆、蠟筆、圖畫書、糖果，只要答題正確就可拿獎品。為了那盒玉兔牌鉛筆，我怯怯舉手，竟然答對了。在激賞豔羨的眼神中得到有生首次的勝利品。
一年總有幾回防空演習，躲防空洞時禁語禁食，大家很擔心令人厭惡的屁王會放屁，他果真放了集束炸彈般的連環響屁。
國二時觀摩學長畢業典禮，司令台站著七、八個身披彩帶男生，全校鼓掌歡送他們去讀空軍幼校。「聽說很快可以開飛機在天上飛哩，裝炸彈去打共匪。」那幾人是老師打得最殘的後段班男生，此刻卻成了保家衛國的英雄。
那幾年一片陷落、斷裂，時代驚濤駭浪。退出聯合國的恥辱還未消退，小日本鬼子居然搭上共產黨與台灣斷交，偉大領袖以德報怨讓狗給吃了。我絕不買日貨，這種空洞的恨意完全沒有物質基礎，因為我根本什麼都買不起。
一場春夜驚雷帶走了偉人，島嶼泡得濕濕地。我在手臂別起一截黑布，父親甩我一巴掌，啐罵：「厝內息大也無死，汝是哭誰？」
小青生長在上海幫家庭，她有辦法的親戚都走了。他們紛紛遷往美國東西岸，台灣大律師在紐約法拉盛區開小事務所；一個名會計師表哥在舊金山開雜貨店；嬌貴老爺開了洗衣坊。
我國中畢業出社會了。父母看顧不到我，他們有更深重的煩惱。那年夏季，我天天從分類廣告找工作，未來令人焦慮不安。有時想起那幾個提早入軍校的男生，他們飛上天了吧？
我心底孵育不成形的夢。夢的芽尖起於童稚期的閱讀，戲院內的連環圖畫、小說出租店，同學家的香港《兒童樂園》半月刊、東方文庫少年讀本。小五時，我在街上撿到一本淺紫書皮的小開本書《淡紫的秋》，作者是季薇，書裡的每個字我大多都懂，可是我卻不明白那牽絲勾纏的傷感究竟是什麼？我好奇、納悶著。
那時書店、副刊、圖書館大多是軍中作家的文章：楊喚、商禽、梅新、管管、朱西甯、司馬中原。我一度以為要當兵才能當作家。
曾經引領我閱讀的老師隨大潮嫁到美國了。她在航空郵簡寫保釣引燃愛國熱情，說起令人嚮往的紅色中國。管區警員帶來這封郵簡，警告父親管束女兒不要通匪。警察走後，父親重甩我一巴掌，罵說：「汝若敢摻政治，後擺怎樣死都毋知！」
保密防諜、人人有責。報紙偶爾有一小欄破獲某某叛亂分子，但完全沒交代細節，我對潛伏的壞分子既恐懼又好奇，一讀再讀想了解案情與他們的身世背景。
現實生活中，我轉換於幫傭雇主家庭，入門第一件事就是繳出我的身分證，離職時雇主才會還我。我也去外銷音響工廠當女工，廠內永遠飄揚鳳飛飛迷人歌聲。我慾求不滿，希望生命出現轉折而屢換工作，繼續看分類小廣告，從幾行字中決斷出路。
我有滿腔感受，但是我腦中的字詞太少，如何才能將字與字在句子間排成完美順序？我背過大半本唐詩宋詞，讀過一堆演義小說，也讀葉珊、洛夫、羅門、姜貴。更早時的瓊瑤、嚴沁、依達小說。燠夏時我常去南海路美新處吹冷氣，我最喜歡那兒的廁所擦手紙，每回扯下厚厚一疊，帶去歷史博物館看荷花時，寫一些自以為狂烈吶喊的幾行碎片。
往後，我的人生會成為一則勵志敘事，其實是讓我頗臉紅的事。我覺得自己不夠嚴肅認真，漂流胡混，始終沒有方向，到底想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我不清楚因而未用力形塑。
同學們都念大學了。我脫隊很久，感覺這一生已失去希望。我仍想書寫。失學在我心中形成一壓力閥，高壓不斷增劇，我充滿對知識的想望，只因我想脫離市場、夜市、工廠、餐廳的半下流社會。命數所囿限的，或許知識可助我破解。我渴想游動，翻身進入一個高尚鮮潔的想像階層。
好友阿妙考入東海大學住在別墅社區，邀我寒假小住，我跟屋內的大學女生一起，看她們讀原文經典寫讀書報告，有時去宿舍找留校同學，在校園漫走。看著東海教堂，那座殿堂象徵一種超越宗教的信仰。另一個夏季的夜晚，東海草坪的西洋歌曲演奏會，我看到一個被稱為童大龍的女孩，她身穿牛仔褲、恤衫狂熱搖擺，她的目中無人引來更多掌聲，周遭漫漶著我不曾經驗的潮騷。
生活並不容易。我在公館街上被一狀似柔情的男人捕獲。他有一張憂鬱受苦的臉龐，我進入他的世界，跨越了少女至女人的邊界。那一晚永遠難忘，他輕輕地撫觸我的身體，力道愈來愈重。我被揚起一種燥熱，莫名的焦渴引燃了我，猛然又儼然順理發生，他剝除我的衣褸，我像一頭被剃除茸毛的小羊，纖毫未掩曝現在他眼前。我首次經驗女性的跨越經驗，男友很溫柔，而我嚇壞了，不斷顫抖，覺得失去了一項緊要物事。
長達六年，我始終恍惚茫然，最初的激情消散後，我陷入比原生家庭更艱困的情境。男友經營的禮品店、卡片公司總付不出房租、貨款，平時，我是免支薪的店員，到了聖誕節前後，我成了通宵熬夜的印刷廠女工、全省跑業務的外務員。我一直奮鬥到男友違反票據法坐牢、店面停業。他頂讓給一個叫凌威的電台DJ，這人把店鋪改成搖滾樂Pub，開啟了台北的Roxy時代，那是80年代另一個故事了。
我徹底疏離的那幾年，有個老兵李師科搶銀行，後來才知我混在土銀人群看熱鬧時，他也在場觀察。因此案計程車司機王迎先受刑求認罪，移送時跳河自殺。
我斷續寫了六、七本日記，記錄我的白日黑夜。有一頁我記下，那天在信義路四段，看到一個男人小跑步扛著一台有拉門的二十八吋電視機，忽然兩三人追上並對其出拳，男人躺在地上求饒，原來他是偷電視機竊賊。偷竊犯法，但人人都知可去萬華賊仔市買各種贓貨，賣者買者都心安理得。
1978年，台大外圍出現民主牆、愛國牆，選增額立委、國代的陳鼓應與陳婉真掀起學生議論時事風潮。年底中美斷交，當局宣布停止選舉，這兩面牆一夕間被刷白。我住在景美育英街，陳鼓應就住在巷弄深處，處於軟禁盯哨中。次年美麗島事件發生，涉案家屬群集他家商議，育英街幾乎三步一哨，瀰漫肅殺詭譎氣息。報紙幾近漠視的中壢事件、橋頭事件，接連著美麗島大審、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鄭南榕自焚案，一樁接一樁銜接黨外勢力崛起、威權崩落的解嚴年代。另外還有至今未破解的劉邦友命案、彭婉如命案等懸案。
整個七○年代，我猶如酣夢之中，來不及思想準備，八○大浪撲了上來。我踏上浪尖，因報禁開放當了記者。記者是讀書的行業，我飢餓過度，什麼都往肚子塞，許多殘質至今猶未化解。有一些容顏身影深深地鐫入我心底。他們或如消失的公娼、關廠女工、大陸漁工、還我土地原住民，還有為兒子舉牌申冤的陳文成博士父親；許多年街頭抗爭宣傳車，有一個像《聖經》約伯的白髮披肩老人高喊獨立建國，看來孤獨又憔悴。
天國並不是憑空顯現的。有人無畏地走在時代前面，承受汙衊、辱罵、質疑；有人習於控管的秩序，憤怒搗亂分子破壞社會秩序。政治仍在身邊，有時我是入戲的觀眾。
我破浪而行，青春在身後了。田庄人父親逃出窮鄉，但沒有逃出困蹇命運。父母、弟妹與我生命中所遇的殘缺受損的人面貌形體相似，誰都沒換得台北人金身。人生艱難，我曾粉碎而勉力求全。創作是逃逸之道，我在其中與擦身而過瘖啞無聲的人交談，我要追逐一個未竟之夢。（刊於六月二日聯合副刊）
-----
-----
法式考卷﹕法國高考哲學科演繹課
一﹕六四，歷史
【明報專訊】簡介
法國高中哲學科始創於1808年，從1970年至今，哲學是每年6月高考開考的第一個科目。哲學是高考的必修科，每年約有60多萬名考生參加哲學科考試，4小時內，考生須從3條題目中選擇一題作答，撰寫一篇數千字的論文。哲學科並無標準答案，考試旨在考核學生運用相關的哲學文本和概念，給予恰當的解釋，對題目作出系統的申論。近年，我特別向法國高中和大學的哲學教師了解高考哲學科的情况，同時參考了幾本廣為採用的哲學教科書和應試書籍，在未來幾周會挑選一些練習試題或昔日試題，參考法國學者的答題建議，引入香港讀者熟悉的例子來演繹。我希望藉此向讀者說明，哲學科不是純粹法國人的專利，而是訓練人們思維的普遍方法，可以增進對人生和世界的了解，培養獨立思考和判斷，成就民主社會的公民性格。
題目：歷史和集體回憶有分別嗎？
6月4日是香港人熟悉的日子， 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遭到暴力鎮壓，後來每年的集會和燭光都成了香港人的集體回憶。有些人認為，集體的回憶就是歷史，較年長的香港人當年參與天安門民主運動，較年輕的後來參與討論、悼念和各種行動等，對事件的不同記憶就是歷史。然而，細心研究下去，我們會看到個人回憶（mémoire individuelle）、集體回憶（mémoire collective）和歷史（histoire）是3個不同的概念。個人和集體回憶為歷史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可說是歷史的見證，但不等如歷史本身。歷史跟回憶的複雜關係，無可避免牽涉政治和道德的意義。
歷史的兩個含意
在法文裏，一般來說，歷史有兩個意思。第一，歷史可以指敍述過去發生的事件（或故事），如一本中世紀的歷史書，一場講述文化大革命歷史的電影 。第二，歷史可以指過去發生的事件本身，即是事件的進程。第一個意思的歷史，可以引伸出一門學問，指歷史學的研究成果，史家對事件的敍述和看法。第二個意思的歷史，可以引伸出現代哲學家一直思考的問題，一連串的歷史事件是否有意義？例如1755年葡萄牙里斯本大地震後，造成數萬人傷亡，哲學家如伏爾泰（Voltaire）、盧梭（Rousseau）和康德（Kant）等就疑問，這場災難是否上帝的旨意。如果人類傷亡是上帝的旨意，那麼，人類是否只能聽任上帝擺佈，毫無自由可言？上帝又是否有意把死亡和毁滅帶來人間，這次歷史事件是否表示人類的未來會走向黑暗，歷史還談不談得上有意義？有別於史學家的研究，哲學家追問歷史事件的意義，打開了歷史哲學的領域。康德在這方面貢獻甚大，一方面他強調歷史是人類自由的表現，另一方面，如果人類努力運用其自由，依道德律令來克服其欲望，進而按平等權利的原則限制國家權力和國際秩序，國際和平並非毫不可能，人類的未來也不盡然漆黑一片。
普遍歷史之理念
由此看來，歷史雖然時有災難，十年文革浩劫對社會文化的破壞，今天仍然清晰可見，但是，人類仍然可以發揮其努力從事災後重建，避免一錯再錯，令國家制度擺脫個人崇拜和集權，朝向現代法治和共和制發展。人類歷史並非任由上帝擺佈，而是人類努力的成果。康德把歷史視為「普遍歷史之理念」，着重人們的奮鬥，擺脫人類對歷史厄運的悲觀情緒，拒絕上帝命令人類的宿命觀。回看八九民運，雖然死難者眾，運動沒有達到「反官倒」和民主改革的目標，但是它鼓舞了世界各地的民主運動，人們一代又一代地受到八九民運的理想所激勵而反抗專制，這種前仆後繼的精神恰恰不是以個人或國家的利益為目標，反而更接近人類普遍的追求，成為自由的人。這種理念看似高遠，但唯有這種理念才能令人看到歷史進步的意義，不在於經濟增長、 科技改良或軍事擴張，而在於人們對自己的道德要求，與改革國家的政治實踐。
拋棄歷史進步的期盼
然而， 康德的歷史觀念側重思考歷史進步的可能。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人命傷亡和文化摧殘超乎想像，不少哲學家因而拋棄康德對歷史進步的期盼，從人類的實際經驗來探討歷史的意義。換句話說，國破家亡的災難，跟歷史的理念相去甚遠，於是二十世紀哲學家更關注個人和集體回憶跟歷史的關係。 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認為，個人回憶表面上看是個人的經歷，好像只牽涉個人，但實際上是在社會環境裏構成，個人也只會在社會脈絡裏才能記起和確認其回憶。例如兒時的回憶，看似很私人的經歷，但無不涉及醫院、家庭、朋友、學校等，也就是一定的社會環境。抽離了社會環境，個人回憶並不能被追認。因此，即使個人並不意識到，個人回憶始終帶有某種社會框架，絕對主觀和私人的回憶並不存在。至於人們的集體回憶，會通過社會的紀念儀式和習俗體現出來，這些集體回憶同時塑造了人們的身分認同。
6月4日維園燭光晚會，正好表現了人們對八九民運的集體回憶，但這並不是說所有參與者的集體回憶都具有相同的內容，各自如何憶述這段經歷，就有待社會科學家研究儀式的參與者。六四燭光晚會、民主女神像和巴黎共和廣場上紀念恐襲死難者的紀念牌等，都是史學家皮耶．諾哈（Pierre Nora）所講的「記憶所繫之處」（lieux de mémoire），記憶圍繞着這裏而展開，而且會塑造這個場所成為各種意義。集體回憶並非一成不變，而是會經由集體行動而形成新的回憶。哈布瓦赫因而開啟了重要的研究領域，從前的歷史研究集中於文獻紀錄，如今就要考慮更多人們的口述歷史和社會行動。
歷史記憶是死的記憶
哈布瓦赫認為，集體回憶並不等如歷史敍述，因為集體回憶仍然活在人們的腦袋裏，在社會的儀式裏親身經歷，毋須依賴任何文字敍述來喚起人們的情感。與之相反，歷史敍述或「歷史記憶」（mémoire collective）是「死的記憶」，人們不再親身經歷其中，而是通過文字敍述支撐起來。他認為集體記憶比歷史更有力地構成人們的身分認同，這就引伸出相當複雜的問題。如果1990年代後出生的人，沒有親身接觸過1989年的天安門運動，對此沒有集體回憶，反而是從歷史書或影片裏得到「死的記憶」，自然傾向不把這場運動納入自己的身分認同裏。對他們來說，雨傘運動的集體回憶就顯得更加重要。從這個角度來看，一般所謂向下一代傳承歷史，如果是指歷史敍述留傳後世，一天留有民運的書籍紀錄，一天都是可能的。但是，如果傳承是指下一代人像上一代人那樣保有同樣的集體回憶和身分認同，由此引發他們認同相似的觀念或採取相似的行動，按哈布瓦赫的想法，就顯得不大可能。因為集體回憶不斷經由集體行動所改造，而歷史敍述並不比集體回憶有更動人的力量，更有效推動人們的社會行動。
記憶的政治意義
說歷史是死的記憶，這是否意味着歷史對人的意義有限？更準確地說，愈遠離人們現在生活的歷史，就愈不值得了解？這個問題引起了二十世紀法國史學界的大辯論，有些人主張考察長時期歷史（longue durée），另一些人就主張藉歷史來了解當下的事件，這得留待史學界探討。對我們來說，更重要的問題是，集體回憶和歷史有什麼關係。哲學家保羅．呂格爾（Paul Ricœur）就認為，雖然集體回憶有助史家探究歷史的真相，但是集體回憶本身並不是中性或不偏不倚的，集體回憶可以是有關創傷經歷的，或者被國家操控的。例如大屠殺倖存者的集體記憶，或者由國家主導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紀念儀式，史家探尋歷史真相時，需要時刻保持批判態度看待這些憶述。八九民運，中國官方的說法是一場「反革命暴亂」或「風波」，不會去紀念，甚至也不會刻意提起，當年的學生和今天支持者的說法則是「愛國民主運動」，是社會各階層爭取政治改革的運動，根據什麼來判斷哪個說法為真？一個途徑是聽從親歷其境的人敍述，因為他們的回憶就是歷史的見證。然而，想深一層，歷史作為一門學問，必須廣泛參考不同來源的資料，加以判斷和詮釋。呂格爾認為，沒有一種歷史敍述是最終的版本，歷史書寫本身就是永恆的重寫。八九民運的特殊命運在於，沒有政府檔案可供研究，甚至在國內公開討論也被禁止。在這個情况下，史家只能在非常有限的資料下探尋真相。由此來看，史家要探求真相，必須首先要求政府保障學術研究的自由，並公開政府的檔案。一直以來，許多親歷運動的人和學者為了向世人傳遞真相，以免人們忘卻這段當權者刻意隱瞞的歷史，在困難的情况下撰寫民運書籍，這種求真的精神就成了捍衛學術自由的行動，使歷史和政治行動聯繫在一起。
對死難者的公正
探討歷史的真相，同時是一種道德責任。呂格爾指出，在集體悼念的行動裏，我們不僅憶起死者，記起那段悲慘的歷史，更要求人們公正地對待死者和其死因，悼念不是純粹表達悲傷，而是表示人們應該公正地對待他者。死者是悲劇的受害者，尊重死者同時意味着追究悲劇的來由、歷史的真相，這是今人對前人的道德責任，否則生者就是不公正地對待死者。反過來說，如果生者是出於操控人民的歷史記憶而悼念他人，生者也是不公正地對待死者，因為這樣的悼念只是生者的一種姿態，跟死者的歷史無關。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就會明白為什麼是否參加支聯會主辦的燭光晚會，會牽涉道德考慮，評論參與者的動機，也會牽涉到尊重或不尊重的問題。
總的來說，歷史不是個人或集體回憶，歷史可以是探討過去的真相的學問，也可以是過去的事件本身的意義。回憶構成歷史，但史家需要批判地了解人們的回憶來接近真相。探求回憶的真相，特別是對死難者的記憶，無可避免牽涉政治和道德的責任。擺開歷史的假象，就是表現對死者的公正。苦難的歷史，莫失莫忘，謹記他人的死亡，絕不是可以隨便引為己用的裝飾。
文﹕劉況
編輯﹕馮少榮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