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作為一種歷史科學(ECONOMICS AS A HISTORICAL SCIENCE By Herbert A. Simon) (部分) 鍾漢清譯
經濟學作為一種歷史科學
(ECONOMICS AS A HISTORICAL SCIENCE )
由於科學為處理種種不變的東西，而歷史處理的為過去的事件，因此有人或會以為「歷史科學」為一矛盾修飾辭。然而，在自然科學和經濟學的諸多微分方程之中，有許多是由時間所導出的。這在在可以說服我們，將歷史與科學結合起來是合法的。事實上，這種結合可以有幾種形式。本篇論文檢驗某些將歷史和經濟學融裁成經濟史的方式，並說明它為何需要如此結合。
經濟學的歷史性（historicity）有一特別重要的源頭：具有有限理性的經濟演員們會隨時間之推移，而再現出不同的經濟戲碼（scene），這些變化的發生，乃為下述的函數：在自然界和社會的諸多事件、社會對於知覺的影響和社會環境（它本身與時間是相關的）對於人類種種動機的塑造。基於這些和其他的理由，他們與人類的諸多受限的基本特徵息息相關，經濟系統的動態運動不只依賴於不變的種種法則，而且依賴於隨時變化的諸多邊界條件。
關鍵字：經濟學（Economics）、歷史科學（historical science）、歷史性（historicity）、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動態運動（dynamic movements）
【注：Historicity 歷史性；這字有許多深入的意思還來不及作一完整的考察，譬如說奢侈在西方歷史之整體意義和演變等等。我暫時將一些筆記供大家參考。它指「指用歷史來製造歷史，這是對現代性作制度層面反思的一個根本方面。...
將歷史確立為不斷進步的變遷，伴之以在認知上利用這種對歷史的確定認識，進一步繼續變遷。它包含一種「何謂歷史」的特定觀點，它意味著利用關於歷史的知識去改變歷史本身。」A. Giddens《現代性與自我認同》；「每一個人都是做為一特定的人被拋入到一特定的社會...一個事前（a priori）'特定' 好了的個人被一偶然事件投入到一個事前（a priori）'特定' 好了的社會，而開始其命程（destiny）。這個特定個體努力將自己命程的雙重前定的偶然，轉化為由'自我決定' 和'社會決定' 的辯證'成長'過程--這種轉化的生存條件，就是A. Heller等人所說的「歷史性」。」（轉改自汪丁丁《直面現象》北京：三聯，2000，第50-1頁。）】
目次
1. 導言
2. 經濟學中諸多不變法則
3. 當代經濟史
4. 歷史與比較靜態學
5. 經濟史中的動力學
6. 有限理性與經濟動力學
7. 結論
參考資料
導言
人人都知道歷史是什麼，科學是什麼，然而談到「歷史科學」的意義，可就不那麼明白了。一門科學要稱得上「歷史的」，最起碼的條件是要致力於過去的諸多事件：它們的發生、它們的預測、它們的解釋。譬如說，提問：「查理曼什麼時候登基？」「什麼時候電腦數會比總人口還多？」「美州殖民地的人民為什麼（或是如何）向英國發動暴動？」
就上述的定義而言，一般界定下的天文學、地質學、和演化生物學等，稱得上是歷史科學，因為文學關心宇宙初爆的日期、下次日蝕日、以及地球為慧星所襲的 率等；地質學關心的是諸如美國威斯康興州凍結成冰川的日期、下次凍結成冰川的日期，以及各大陸漂移的機制等；演化生物學關心諸如哺乳類初現的日期、2050年時的世界總人口、以及白 紀初期多細胞動物發生一新的門（phyla）的種種機制。
不過從另外一觀點看，天文學（別名星象學）、地質學（別名星地理物理學）、和演化生物學（別名演化論）都是與時間相關的科學；因為它們渴望有（有時能發現）永恆的描述性和分析性法則：此時法則（或定律）通常以一組微分方程表示。他們發現一般相對論、大陸板塊理論、最適的基因才存活等。當然，這些原則都有時間標注--它們斷定在某些特定時間下，系統的狀態如何。--不過它們本身不會與時推移，只會依界定了的起始條件和界限狀況而定。事實上，「歷史科學」之所以不致淪為一矛盾語，正因為這些統理法則兼具這種「過去事件和不與時變化」的特性。
這些科學法則的「過去事件和不與時變化」的邊界，反而依賴於它們所適用的諸多系統的諸多邊界而定。物理學的諸多定律，整體而言並將其應用於全宇宙和其物質的時候，是假設（或希望？）它們是不會隨時間改變的。將這些科學法則應用於某一行星，我們會預料它們的運動要依諸多邊界而定，而這反過來要依賴該行星周圍不斷改變的空間和物質而變。
某門科學的大多數法則也並非完全普遍適用的，或有意如此一般化。即使是牛頓力學，它們的有效範圍也是有限的，即，作用物不致太小（此時才能忽略諸多量子力學效應），又不致太大（此時才能忽略特殊相對論或一般相對論的諸多效應）。同樣的，有些特殊的物理學定律適用於液體（甚至於只適用於非 流液體），其他的定律適用於固體。幾世代以來，關於晶體與近晶體的特殊作用（行為）法則，研究成果豐碩，正如各種電漿的行為研究所揭示的。在物理學之外的科學，例如生物學或化學，大多數法則都只是特定的。非自然科學的專業人士卻經常誇大其領域的諸多法則的適用情形，宣稱它們為一般性的--這正是經濟學所採取的方式，因而它所學習到的可能是錯誤的。
經濟學中諸多不變法則
新古典主義經濟學者都期望能取得類似物理學的一般法則，即它們不會因時而異（有些時候這一點是明白說出的，例如Samulson 在1970年的諾貝爾獎演說）。這些法則有時是用微分方程組表示它們照理應當適用於「所有的」時間；有候採取靜力學方程來描述穩定平衡或對應於動態系統下的諸穩態。人們常用的一種分析方式為「比較靜力學」，它是要改變靜態的和動態的方程組的諸參數，來推論出它諸多穩態效應。
當然，正如在任何的分析之中般，在正式的經濟分析之中，也會承認這些法則只適用於滿足某些特定條件（多少為可接受的近似）的真實世界。在這意義之下，理論是邏輯上全真式（即套套洛基，tautology），因而可以不顧事實，而只管作數學推演。這樣一來，一般而言，諸演員（行為者）有其不變的效用方程和固定的（雖然可能是無限的）的備選方案組。經濟理論中的交易，通常發生在完全競爭的情況之下，並用（主觀的）概率分布來表示不確定性，以求演員能讓主觀的預期效用最大化.。
讀者可以就這一主題舉出種種不同的例子，來強化或弱化該理論的諸多預測值。茲舉弱化之例，我們只需看對局論（games）和非完全競爭即可。要用它們來達成任何堅實的結論的話，我們必須對於通常的理性之定義加以擴充，作出更為細緻化和專門化的界定，來函蓋「互相猜贏對方」這一現象。
當代的經濟史
對於種種經濟機構和行為加以研究，一向是經濟學中特殊而自成一門的學科。近年來，經濟史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在1931年版的《諸社會科學百科全書》中，J. Clapham將經濟史定義為這樣的學科：「制度史的一支，研究社會機構過去的種種經濟面向的學科。」不到40年之後，D. North在該書的新版（1968）專文中，指出：「Clapham清楚地指出，經濟理論在經濟史中只扮演次要的角色，而且，『經濟史比較接近於社會史』。」
North說：「晚近此一學科有一清楚的變革」，也就是說它「訴之有系統的一套理論，作為其一般化的來源，而又同份量地應用有系統的定量方法來組織其數據。」據他描述，這一變革的原因為下述三項發展：
經濟學對於經濟成長的研究日多，（...）經濟學對於正確的檢定其假說的興趣日增，（...）【以及】有關過去的定量資訊日增。
North做為經濟史代言人，顯示他對理論的關係有一定程度的「隔（diffidence）」。他這麼說：「沒理由（...）經濟史家必須侷限於為人接受的經濟理論。他可以自由發展並應用他的理論。然而，這樣做必須小心謹慎。未曾接受過經濟原理訓練的經濟史家，他們能自行導出任何有意義的理論假設的可能性，的確是微乎其微的（重點為作者所加）。（...）受過經濟理論訓練的經濟史家，對於經濟分析本身的種種陷阱會更有自覺能力。因此，如果他想發展自己的理論架構，他得仔細地了解過去的研究，以及它們所作的一般化陳述之中，有多少是有證據來支持的。」
North接下來進一步評論理論、觀察的種種限制。例如「沒有那一種的經濟成長理論，可以讓經濟史家利用，來探索此經濟史的主要層面。」我們由North的語境來看，他的這一陳述是平衡的，無法挑毛病，雖然他在面對許多與事實相反的情況下，對於主流經濟學認為「理論是重要無比的」一事，多少仍然順從之。
歷史與比較靜力學
在經濟學分析技術之中，比較靜力學是威力強而且應用廣的一項，它在歷史方面有許多重要的應用。利用它的方式至少有兩種：第一種方式是應用在「Cleopatra（埃及女皇）的鼻子」上（要是她的鼻子更長0.63公分的話，歷史是否會改寫？）；第二種方式是用來檢定某一歷史事件，對於經濟所造成的諸多效應。在第一種應用上，為了要比較兩不同的歷史順序（一是真實的，另一為假設的），就引進某一獨立的改變來看看它的效應。在第二種應用上，採用某一肇因的「事前、事後」的兩不同情境的評估來作比較。
例子：都市化。茲舉一新古典比較靜力學（產業革命期內的都市化）實例，來說明上述的兩種應用：我自己給自己出出一經濟史題目「生產力的提昇對於對於都市/鄉村之人口比值的種種效應」。我們此用「雙產業（農業及製造業）模式」來顯示：如果收入的需求彈性，在農產品比在製品小的話，並且假設農業的生產力提昇，不會遠遠小於製造業，那麼此生產力提昇會造成農村人口外移到都市。這樣的外移還會更大點，如果在既有的產業的生產力已提昇之上，有更多的產業資本（例如托引機、收割機、肥料等）用來提昇農業的生產力的話。
上述的分析比較在農業和製造業的生產力提昇之前和之後兩期中，均衡時，農業/製造業的比值。我們作了一些古典經濟學上的假設：人口（總）效用的最大化，以及製造業和農業各業的（總）利潤的最大化－這與新古典的由個別經濟演員求效用的最大化的假設粗略近似。假設這兩產業的工資率相等－這假設與事實不符合，它誇張了歷史上所觀查到勞力移動性（mobility）。
結論
經濟活動是在複雜的自然和社會活動環境中上演，其中的行為，只有一小部份可以納入經濟理論的體系之中（或者，甚至於可以納入全體的科學理論中的，也只是小部分）。只要此一環境為外在的，經濟學的諸多定律就無法像牛頓力學般普遍而不與時推移。經濟學的諸多定律會繼續隨著種種社會制度、機構、以及居留其中而具有限理性的人們的知識上、信念上的變化而變化。個人和公眾的注意力的焦點，會隨著不同的事件而從某一組變數轉移到另外一組去，從而造成個人及系統上行為的轉移。
基於上述這些和正文中談到的理由，經濟科學一向（而且會繼續如此）有它的重要的歷史性這一成分。經濟史家們近來在建立我們的經濟知識上，或許太過於謙虛了。他們的任務遠超過要用一套獨立導出的經濟理論去解釋諸多歷史事件。他們的任務也遠超過要去實證、檢驗某套成形了的理論。事實上，歷史學家所搜集並分析過的數據，是我們在理解經濟行為和擬定有效的經濟法則（包括改變此等法則的經濟演員們不斷變化的知識上、信念上、感知上、價值觀上、以及對於組織認同心的種種機制）的時候所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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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son, D. S. : 1980, The Nature Selection of Populations and Communities, Menlo Park , CA
前幾天行銷同事問小編，我們3月新書《經濟思想史的趣味》中有哪些印象深刻或有趣的片段。小編當時立刻想到兩個：
一是 #有閒階級論
作者提到年少時曾看過有些長輩會咬著牙籤在路上晃，當時他心想如果摔倒了不是就正好刺到喉嚨？後來才知原來這是為了讓別人知道自己已經吃飽飯了的「炫耀之舉」。這種炫耀性行為最常出現在所謂的「有閒階級」，他們會有兩種特徵：
1.避免做有用的事情。除了上述咬牙籤的回憶，清朝皇帝嬪妃把後兩指的指甲留很長也是一種不用工作的富貴象徵。
2.炫耀性消費。比如大擺流水席請客。或是明明沒錢去海島度假，卻刻意去買太陽燈把自己曬黑。當然炫耀性消費也包含那些其實不是有錢人但希望別人覺得他有錢的消費行為。
提出這個有閒階級論的學者是韋伯倫，他寫過11本書卻升不了教授，原因很八卦，據說他有嚴重的婚外情問題且在教學上不夠用心。當年他去應徵哈佛經濟系教職，校長還請他喝咖啡對他的「惡名」表示關切，他回校長說：「請放心，經濟系那些教授的夫人我都設法見過了。」
另一個印象深刻的片段，是幫自己報名「諾貝爾和平獎」的學者 #華爾拉斯。你沒看錯，是「和平獎」不是「經濟學獎」。
華爾拉斯提出的「一般均衡理論」是今日經濟系學生必修。熊彼德曾說華爾拉斯的《純粹政治經濟學要義》一書，地位猶如憲政史上的〈大憲章〉。而今日不論公司或政府單位要推行各種計畫時都必須考慮部門間的交互影響，這樣的概念源頭，就是華爾拉斯在1870年代的《純粹政治經濟學要義》。
不過，華爾拉斯在其時代不受學界矚目。但他對自創的一般均衡體系卻相當自豪，要諾貝爾獎委員會頒發和平獎給他，理由是他在經濟學的科學貢獻可用來解決社會問題（如果他今天還活著應該有資格獲獎）。
據說他過世後，洛桑大學的教職由另一位重要學者巴瑞圖接替。有一次巴瑞圖搭火車時遇到一位義大利人，對方說你們洛桑大學有位了不起的經濟學者叫做華爾拉斯。巴瑞圖說我認識他那麼久，還接了他的位子，從來沒聽說他有什麼重要性。那個人說：你換個角度重讀他的著作，就會看出他在建構一般均衡體系。巴瑞圖半信半疑，重讀之後才明白金礦就在身邊。這個不被理解的「金礦」直到1950年代電腦發達後，發展出可計算的一般均衡，才被挖掘出來。華爾拉斯今日的聲望與重要性也遠超過他同時代的經濟學紅人馬歇爾。
在貓頭鷹3月新書《經濟思想史的趣味》中，作者透過有趣的故事引導，讓讀者可以用更為輕鬆易懂的方式，了解500年來的經濟思想。
每種思想都有其產生的背景與需求，比如亞當斯密反對16-18世紀的重商主義，希望國家不要過份干涉經濟，但在20世紀初當凱因斯面對經濟大蕭條時，國家的介入卻就變得重要。因此，今日的良藥在不同時期有可能是不被需要。
而每種思想也需要時間去驗證其價值，比如今日經濟學界奉為主流的數學計算與模型，其實是在20世紀後才變得重要，在那之前，學者們反倒不能理解為何研究經濟問題需要用到數學，以致於一些用數學分析經濟的學者不受重視，例如上述的華爾拉斯。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他們跑太前面了，時代跟不上他們。
也許哪一天，用數學分析經濟也會變成過時或錯誤的東西？這也提醒了我們，研究或理解每一種思想都必須考慮其時代性，同時眼前正確的事並非永遠都是真理（諾貝爾經濟學者得主也是有人不用數學分析）。在經濟史的研究中有兩種方法，一是相對主義，一是絕對主義。前者認為應該把各種思想放入其時代去理解與思考，因此在電腦普及後，數學模型研究經濟成為主流。後者的絕對主義，則有點像是「以今非古」，用今日的觀念去評價過去的思想。比如「輝格史觀」就是如此。這種研究角度難免受到批評，不過有趣的是，美國第一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大師「薩穆爾森」就是用這種容易被批判的史觀去研究經濟思想史。這位以「均衡理論」得獎的大師，卻跑去研究經濟學界的冷門分支「經濟思想史」，本來是一件鼓舞此領域學者的好事，卻因為他受到批評的「輝格史觀」，使得這些學者對其又愛又恨，想來也是挺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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